淮西兵变对宋朝的影响

对于北宋末年出现的流民、溃军和叛卒，南宋朝廷的政策，是允许统兵大将采用或抚或剿的策略，将他们收编。由于策略得当，曾经无所统制、不断扩散的军事势力，陆续地被淘汰、整理，逐渐集结在有力的军事将领之下，形成所谓“家军体制”。“今日之兵，隶张俊者则曰张家军，隶岳飞者则曰岳家军，隶韩世忠者则曰韩家军。”诸大将声势和武力不断壮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向为宋廷所忌讳的现象，即大将专兵、地方权重，这和宋代立国的基本政策“强干弱枝”是相互矛盾的。

到绍兴五年，这种内轻外重的情况特别明显。除四川外，南宋全部兵力约20万，其中所谓“四镇”（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的兵力总和就达到18万。大将的军队总数远远超过朝廷直接控制的兵力，况且在乱世中，大将在驻地拥有民政、财政和军政大权，遂使军队与主将的关系密而与朝廷的关系疏，对中央政府形成潜在的威胁。

不少士大夫对此都有相当的关切，汪藻就说：“自古以兵权属人，久而未有不为患者。岂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难，不早图之，后悔无及耶！”他们尝试通过拔擢偏裨将校来分散诸大将的兵权，但在外患内乱接踵而来的绍兴初年，中央政府既要依赖大将稳定政局，又无法完全控制大将及其部队，这种策略便无法推动，只得消极地谋求加强中央兵力。绍兴二年（1132）起，成立直隶中央的御前忠锐十将，恢复三衙制度，并增强其兵员，不过这些措施和大将大肆增兵的幅度无法相比。

张浚掌理军政大权时，想借御敌平乱的军事行动，将大军手中的军队收归中央，扼守淮西的刘光世遂成为他的目标。绍兴七年二月，有臣僚弹劾刘光世在宋、伪齐会战淮南时擅自撤退，“几误大事”，又言其“军律不整，士卒恣横”。张浚趁机上奏刘光世“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拂然，乞赐罢斥，以儆将帅”。高宗命刘光世为万寿观使，封荣国公，罢去其兵权。然而在处置刘光世所部的过程中，却产生了波折。高宗一开始许诺让岳飞统领刘光世军，在张浚提醒下，又很快收回成命，将刘光世军重编为六军，由张浚心腹吕祉节制。(www.xing528.com)

吕祉是一个文官，志大才疏，在这样敏感的时刻，将兵权交到一个从无带兵经验又与刘光世部素无往来的书生手中，很多人感到忧虑。岳飞反对说：“吕尚书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事”，“变乱反掌间耳”。但张浚仍一意孤行。刘光世罢去兵权后，部将王德和郦琼为争夺指挥权发生激烈抗争，吕祉仓促被派往刘光世军驻地庐州进行调处。他行事向来过激，又不懂军政，到军中后“简倨自处，将士之情不达”，调停失败。吕祉密奏高宗请求罢免郦琼等人，奏折却被郦琼得到。郦琼于是杀掉吕祉，率所部四万人渡过淮河，投降伪齐。这一事件就是“郦琼叛乱”，又称为“淮西兵变”。

淮西兵变完全是一个突发事件，其直接原因就是张浚和吕祉的处置失当。数万装备精良之军投敌，使南宋两淮防线出现巨大空白，对南宋政权产生极大冲击。主导这一事件的张浚立刻遭到罢免，故相赵鼎被疾速召回朝廷。兵变暴露出南宋中央政府还没有能力统制家军，也使高宗再次意识到，将军事力量收归中央控制之下，是政权确立的根本条件，其他一些目标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淮西兵变从根本上改变了南宋朝廷的最高国策，“北伐之谋日以益衰，顾望中原，坐失机会”。张浚被罢相，其所主张的积极恢复政策破产，高宗原本已经被张浚说服，移跸到建康，以展示进取的姿态，却于兵变后很快返回杭州。赵鼎劝他：“恐回跸之后，中外谓朝廷无意恢复。”高宗回答：“张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国用，何尝得尺寸之地，而坏事多矣。此等议论，不足恤也。”此后，高宗再也无意采取对金积极作战的方针，对诸大将也充满不信任。绍兴八年，徽宗死讯传来，赵鼎想要召集诸大将商议恢复中原之计，高宗一口回绝：“不须恤此，今日梓宫、太后、渊圣皇帝皆未还，不和则无可还之理。”淮西兵变的冲击，使高宗坚定了放弃恢复中原的想法，一心与金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