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和议：南北无事，我们的宋朝

绍兴八年和议是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和议在金朝并未获得一致的支持。绍兴九年（1139），金朝发生政变，主持对宋和议的挞懒被杀，新任都元帅兀术决定征讨南宋，复取河南地。次年五月，金军同时进军山东、陕西、河南，兀术亲率精兵攻占开封。金人背弃和议，使南宋朝堂陷入混乱，秦桧更是坐立难安。挞懒被杀，不但使秦桧失去了在金朝的合伙人，也在南宋朝堂丧失了政治基础，其政治威信严重受损。秦桧儿媳的叔父郑亿年曾附和秦桧倡导议和，称“和好可久，愿以百口保之”，此时工部尚书廖刚当着秦桧的面质问他：“公以百口保金人讲和，今已背约，有何面目尚在朝廷？”秦桧在旁尴尬万分，只能说：“尚书晓人，不当如是。”

按照惯例，既然金已败盟，秦桧力主的和议失败，他只能引咎辞职。但秦桧显然不甘心就范，暗中指使心腹进行政治工作。御使中丞王次翁面见高宗，提出金人败盟责任不在秦桧，请高宗不要轻易更换宰相，“盖后来者未必贤于前人”，“于国事初无补也”。高宗听后深以为然。秦桧仍不放心，又对心腹冯檝说：“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虑，独君乡衮（张浚），未测上意，君其为我探之。”冯檝试探高宗说：“金人长驱犯顺，势须兴师，如张浚者，且须以戎机付之。”高宗“正色”回答：“宁至覆国，不用此人。”秦桧听到后大喜。高宗之所以对张浚有如此深的成见，一方面是嫌恶张浚对淮西兵变处理不当，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徽宗梓宫、韦太后都滞留金朝，不愿与金展开全面对决。他的设想，是将对金战争保持局部化，尽快恢复和议。

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南宋对金的战争基本是防御性的，重点在阻挡金军的攻势，只做有限度的还击。这种方针与岳飞等大将的想法尖锐对立，他们要求乘势追击，“深入敌境，复取旧疆，报前日之耻”。绍兴十年六月，金军十余万主力杀到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兀术豪言要将顺昌府“以靴尖趯倒”，却被仅有五千人的刘锜军大败。就在刘锜准备乘胜追击时，高宗、秦桧下令班师。七月，岳飞军在郾城和颍昌（今河南许昌）连奏凯歌，大败金军主力，兀术感叹“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屡见挫衄”。但岳飞也同样收到班师指令，以致他愤然说：“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到了九月，秦桧将岳飞召赴行在，令杨沂中、刘光世、刘锜、岳飞等军还屯长江南岸，摆出防御江南的姿态。

绍兴十一年（1141）正月，兀术计划率军渡过长江进军和州（治所在今安徽和州）。和州是防卫江南的重要据点，南宋不得不全力防御。张俊军出建康府，屯营于和州；杨沂中率殿前司军三万出杭州，以赴淮西；刘锜军二万自太平州（治所在今安徽当涂）开向和州；李显忠出兵淮南；韩世忠和岳飞两军也收到出兵增援的指令。除四川驻军外，这一仗几乎动员了南宋当时所有有力的军队。二月，宋金会战，宋军取得柘皋（今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柘皋镇）大捷。高宗赐诸大将诏书，“以捷书累至，军声大张。盖自军兴以来，未有今日之盛”。(www.xing528.com)

从绍兴十年开始的宋金战争，金军虽夺回河南、陕西，但想要实现对南宋军事压制的战略目标却告失败；宋朝虽将战争限定为防御战，但成功遏制了金朝的军事攻势，展现出足以自保的实力。《大金国志·兀术传》说：“（兀术）锐意败盟，举兵南征。后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乃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绍兴十一年九月，兀术将此前扣押的宋使莫将和韩恕放回，宋廷当月派刘光远和曹勋出使淮南，双方开始议和。到该年十一月十八日，金使萧毅入见高宗，双方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即达成和议。

和议之所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金朝方面的急切是重要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国内形势还是战场形势，都越来越向着不利于金朝的方向发展。也正是看到金朝陷入困境，并对己方力量有了信心，高宗才少见地“豪言”：“今虽与之立誓，当奏告天地、宗庙、社稷，明言若归我太后，朕不惮屈己与之和。如其不然，则此要盟，神固不听，朕亦不惮用兵也。”在金使萧毅返程前又“威胁”道：“若今岁太后果还，自当谨守誓约。如今岁未也，则誓文为虚设。”对于惯于屈膝请和的高宗来说，这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了。

根据和约，宋向金称臣，宋金两国以淮水一线为界，南宋版图由此确定，领土只限淮水以南，河北、河东、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尽皆放弃。宋人评论说：“向者战败而求和，今则战胜而求和矣；向者战败而弃地，今则战胜而弃地矣。”宋高宗对此毫不计较，他心心念念的，只是徽宗梓宫和韦太后的还朝。在他看来，只有这一点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韦太后的还朝，可以解决高宗即位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使其名分健全。“天子建国，宗庙为先”，徽宗梓宫的归返，更可以使高宗接续宗庙祭礼的一贯性。高宗借着徽宗梓宫与韦太后的归返，使其即位的正当性与授权关系得以完整，成就了作为北宋继承政权的南宋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