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政权初现：巡幸东南的成果

赵构即位后，面对金军的强大压力，任命李纲为宰相。李纲虽出任宰相，却未能完全掌握以赵构为中心的政治集团，与他针锋相对的是以黄潜善、汪伯彦为首的侧近集团，他们自相州就开始追随赵构，在拥立赵构为帝的过程中立有大功，深得赵构信赖。李纲入朝以后，立即提出“议国是”的问题，试图为刚刚成立的政权确定明确的路线。黄潜善、汪伯彦力主请和，“画河为界”，割让河东、河北。李纲则认为和议的决策大错特错，倡议采取守策，加强防卫，“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与人”。两个集团在政策纲领、目标方向等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两条路线之间的取舍，也最终决定了南宋政权的基本格局。

建炎元年（1127）秋，双方在皇帝驻跸地的问题上直接冲突。辗转于各地的南宋朝廷，究竟应以何处为皇帝驻跸之所，关系着王朝未来的展望与走向：是逃避，是战，是守，还是和？黄潜善、汪伯彦积极鼓动巡幸东南（扬州），逃避金军压力。李纲担心如果向东南避退，“恐中原非复我有”，主张暂时驻守在南阳，“以示不忘中原之意”，选任将帅控扼要害之地，然后回到开封，“天下之势遂定”。高宗显然更加信任以黄、汪为首的侧近集团，“潜善与汪伯彦乃力请幸东南，上意中变，于是纲所建白，上多不从”。在他们的力劝之下，高宗决定去扬州，李纲任相仅75天便告辞职。

驻跸东南，“去中原益远，而民心易摇动”，实际上等同于放弃河北、中原地区。作为南宋开国皇帝，高宗在保全自己和守祖宗故土之间选择了自保，也在政权中注入了自私保守的性格，决定了南宋作为偏安东南的江南政权的基本规模。巡幸东南和李纲的辞职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一直力请还都开封的宗泽，在得知高宗去往扬州的消息后，“忧愤成疾，疽作于背”，于建炎二年（1128）七月去世，他所整编的开封守备勤王军队旋即瓦解。宗泽之死与开封守军的溃散，又成为促使金军正式南进的契机，“金人闻宗泽死，决计用兵”。金太宗说：“康王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命宗翰率兵南征。于是自建炎二年秋至翌年春，金军大举南下。(www.xing528.com)

高宗抵达扬州后，任命黄潜善、汪伯彦为宰相，将国事完全托付两人。他说：“潜善作左相，伯彦作右相，朕何患国事不济。”二人唯务偷安朝夕，不思恢复、自保之计，对张浚等人“以备不虞”的提醒，“笑且不信”。朱熹后来批评说：“高宗初启中兴，而此等人为宰相，如何有恢复之望！”建炎三年（1129）初，金军急袭扬州，赵构君臣没有丝毫防备，狼狈逃窜。“时事出仓卒，朝廷仪物，悉委弃之”，金兵所获“金帛珠玉，积江岸如山”。高宗以“钱塘有重江之阻”，自镇江转往杭州。

高宗君臣一路南逃，甚至一度不得不避敌于海上。高宗给宗翰的乞和书中写道：“自汴城而迁南京，自南京而迁扬州，自扬州而迁江宁，建炎三年之间，无虑三徙，今越在荆蛮之域矣。所行益穷，所投日狭，天网恢恢，将安之耶？……唯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金军在渡江以后一路追击，逐渐显露出疲态，士兵不适应江南的气候，密布的江河湖泊也不利于骑兵驰骋，又遭到宋朝军队的顽强抗击，开始北撤。韩世忠率水军在镇江府拦击，双方相持四十日，金军才击破韩世忠的船队。此后，岳飞又率军克复建康，将金军逐出江南。赵构得知金军北撤的消息后，自温州北上，经明州回到越州，结束了长达四个月的海上流亡生活，东南的局面逐渐趋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