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反目与宋朝的靖康之难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三，宗望军渡过黄河，直趋开封。钦宗领导下的政府却仍在战守与避敌之间犹豫不决，宰执大臣们仍秉持出幸避敌之策，新被擢用的李纲则坚决主张守卫都城，认为宗望孤军深入，犯兵家大忌，号召天下豪杰勤王，宗社必可固守无虞。两派大臣争执不下，钦宗也表现得优柔寡断，忽而以为京城“决不可留”，忽而又决意罢行固守，终于在李纲的坚持下，未能出走。李纲虽有满腔热血，却对敌我两军战力判断失误，金军如狼入羊群，钦宗坐守京师，无异于困在孤城，暴露于敌锋之前，这已经种下靖康之难的祸因。

就在金军大举压境的同时，退位的徽宗与钦宗之间又爆发了尖锐的矛盾，使得局势更加不可救治。徽宗把皇位禅让给钦宗，等于卸下一个包袱，金军渡过黄河的当夜，就以到亳州（今安徽亳州）太清宫烧香为名，出京东下至镇江（今江苏镇江）避难。蔡京的儿子蔡翛已预先被任命为知镇江府，蔡攸的嫡堂妻弟宋焕添差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提前做好准备。随着徽宗的南下，很多他原来的心腹大臣，如蔡京、童贯、高俅、王黼、朱勔等都擅离职守，追随他前往东南。“上皇东幸亳州，大臣权贵不闻恤国家难者，皆乞扈驾，将家属从”，甚至出现“去朝廷者，十已三四，班缀空然，众目骇视”的局面。

朝中为之一空，徽宗的行宫则百官群集，种种迹象表明，徽宗有在东南另立朝廷的嫌疑。徽宗退位时承诺“除教门事外，余并不管”，但刚到镇江便连发三道“圣旨”：东南各地向都城呈递的文书一律不得放行；不许东南各地驻军赴开封勤王；不许东南各地向开封运送包括粮食在内的任何物资。这三道“圣旨”等于切断了开封与东南地区的联系，使都城处于缺兵少粮的绝境，而东南地区则隐然成为另一个“中央”。

“唐睿宗始立为皇帝，复为皇嗣居东宫”，钦宗虽然懦弱，但也不愿成为第二个唐睿宗。针对徽宗的“圣旨”，钦宗寸步不让，他下令各地不得听奉徽宗指挥，又先后令宋焕、李纲劝说徽宗回京。钦宗诏令全国名正言顺，徽宗的所谓“圣旨”则往往遭到抵制，他财源断绝，无法在东南立足，只能启程还京。(www.xing528.com)

徽宗回到开封后，马上落入钦宗的严密监控下。钦宗将徽宗身边的侍从驱逐得一干二净，同时安插眼线，汇报徽宗的一举一动。徽宗离京南逃期间，金军一度攻至开封城下，钦宗一方面命李纲主持京城防务，另一方面遣使求和。金军数次攻城失利，担心腹背受敌，于是萌生退意。二月十日，金军携带着钦宗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诏书，以肃王为人质，押运着大量宋朝赔款北归。徽宗断言金人虽暂时退去，必会卷土重来，先是请求钦宗准许他到西京洛阳募兵，后来又提出“与帝出幸”，父子同时撤离开封，但钦宗与他隔阂已深，断然拒绝了他的提议。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出幸避敌、以图复起是最好的选择，但由于徽、钦二帝父子间的猜疑，再一次错过了机会。

靖康元年十一月下旬，金军果然再度兵临开封城下，钦宗严密封锁消息，徽宗一无所知。一个月后，金军攻破开封外城，钦宗首先想到的却是派卫士逼迫徽宗从龙德宫迁入禁中控制起来，以防徽宗逃走。金人要求以徽宗为人质，钦宗断然拒绝：“朕为人子，岂可以父为质？”金人以议和为名，“坚欲上皇出郊”，钦宗推托“上皇惊忧已病，不可出”，并表示“必欲坚要，朕当亲往”，自己慷慨前往金营。钦宗如此自告奋勇，自然不是替徽宗着想，而是唯恐徽宗与金人串通，金人另立徽宗为帝。

靖康二年（1127）正月十日，钦宗被迫再次前往金营，他临行前降旨：“以皇子监国。”钦宗的儿子赵谌刚刚10岁，他宁愿让一个不知世事的孩童监国，也绝不允许年富力强的父亲复辟。二月，留在开封的徽宗和赵氏宗亲被尽数拘至金营，徽宗临行前抱怨：“朝廷既不令南去，又围城时聋瞽我，不令知，以至于此。”父子相见于金营时，徽宗开口便训斥钦宗“汝若听老父之言，不遭今日之祸”，埋怨钦宗不听从他的劝告，及时撤离开封。南宋吕中后来扼叹，钦宗如果“早从上皇治兵两京之训，集天下勤王之师，京城或可以守”。徽宗与钦宗父子明争暗斗，直至大难临头，钦宗仍不肯撤离开封，更不允许其父离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否则北宋王朝或许尚有延续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