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经济改革：重在敛财

徽宗时期的变法是北宋历史上规模仅次于王安石变法的改革运动，其内容包括官制、学校、科举、礼法等诸多方面，但影响最大的还是经济方面的改革，特别是茶、盐法的变化。改革由蔡京全权主持，虽然打着继承王安石变法的旗号，但其实质和目的已经完全不同，“名为遵用熙、丰之典，乃实肆为纷更，未有一事合熙、丰者”。

蔡京的茶、盐法改革，本质上是在政府的专卖政策下，更多发挥商人的作用。商品的生产、流动等环节交由商人运作，政府以此来规避风险和成本，转而制定更严密的管理制度，确保国家在利益分配上获得最大份额。加强征敛，政府从中获得暴利，是蔡京经济改革的一大特点。以茶法为例，王应麟提道：“崇宁以后岁入至二百万缗，视嘉祐五倍矣。政和元年正月始创引法，置都茶场，岁收四百余万缗。”这是北宋茶利最高的时期。叶适评价说：“祖宗之盛时所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熙宁、元丰时）比治平以前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矣。”

通过改革获得的财利最后都汇集于中央，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和利益分割进一步强化。自宋初开始，为了遏制地方势力过度膨胀，便着手减少地方对财政收入的支配权，扩大地方上交中央财赋的比例。然而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财赋的分配基本尚能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兼顾，地方经费还是充足的。但到徽宗政和、宣和年间，蔡京的经济改革“欲囊括四方之钱，尽入中都”，使得地方日益拮据。宋人说：“祖宗之时，茶盐之利在州县，则州县丰饶”，“崇观以来，茶盐之利在朝廷，则朝廷富实”。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过度搜刮，降低了地方官吏应对事变的能力，使地方面对外敌的侵入无力抵抗。(www.xing528.com)

徽宗时期，国家财政与宫中费用都仰赖蔡京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收入来满足，因此当有官员论奏茶、盐法改革搜刮太甚时，徽宗也只能推说“以用度不足故也”。蔡京几次罢政，徽宗命赵挺之、张商英、王黼等人取代，他们“尽改京所为政”，但结果却都“无益于事”，只能再由蔡京出山复行旧制，这是徽宗始终不能彻底罢黜蔡京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