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政治的变异：元祐党籍碑展现的宋朝

从神宗时期开始的朋党之争，是北宋后期政治的痼疾，发展到徽宗时期，出现了著名的“元祐党籍碑”。很多人把徽宗在位期间对元祐党人的严厉打击归罪于蔡京，但事实上，徽宗的意志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建中之政”的背景下，元祐党人误判了当时的政治风向，以为有向太后支持、韩忠彦担任首相，是复起的大好时机，于是喋喋不休，“惟以沮坏事功、报复仇怨为事”，“不顾先朝之逆顺，不恤人主之从违，必欲回夺上意，使舍熙、丰而从元祐，以遂其私志”。这种偏执的态度使徽宗日益反感，得出元祐小人不可不逐的结论。

崇宁元年九月，徽宗命中书省将元祐党人姓名、人数统计上奏，蔡京列出以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为首的120名大臣的名单，由徽宗御笔书写，镌刻于端礼门的石碑上，昭示天下。崇宁二年（1103）九月，有人上书说距京城近在咫尺的陈州士人竟然不知道端礼门石刻上的元祐奸党姓名，徽宗命御史台抄录，分送各地。次年六月，又把元祐党人和元符年间上书反对新法的大臣合为一籍，共309人，由徽宗亲自书写其姓名，刻于文德殿东壁，再由蔡京抄写颁示州县，令各地皆刻于石碑之上。列入党籍之人，学术、著作都受到禁锢，子孙不得在京师为官。

徽宗、蔡京对所谓“元祐党人”的倾轧，实际上已经与变法关系不大，更多是出于徽宗特别是蔡京排斥异己的需要。章惇本是主持变法的新党领袖，可徽宗为了报复他阻止自己即位，授意将之也列入“元祐党籍”。蔡京更是借圈定党籍之机一逞私意，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合者，“人无贤否，官无大小，悉列其中，屏而弃之”。素来主张变法的曾布、张商英都因与蔡京不合而被列入“元祐党籍”，初与蔡京相好的张庭坚，后来不听蔡京调遣，也位列其中。因此，所谓的“元祐党籍”其实并不完全是反对新法的官员，而是与徽宗、蔡京意见不合的官员的大杂烩。(www.xing528.com)

徽宗对蔡京借打击元祐党人而排斥异己的用心也有所警惕，逐渐放松党禁。崇宁五年（1106）正月，彗星在西方天空出现，在时人看来这是上天在示警，徽宗下诏中外臣僚直言朝政阙失。中书侍郎刘逵劝徽宗毁碎元祐党籍碑，徽宗说：“莫待明日，引得蔡京又来炒。”当天晚上，徽宗便命人拆毁了石碑，并下令各地石刻一并除毁。蔡京次日看到后大怒，坚持“石可毁，名不可灭也”。徽宗不能为自己御定的“乖父子之恩，堕君臣之义”的元祐党人翻案，只能下诏“今虽仆碑，而党籍却仍旧”。一直到南宋以后，元祐党人才彻底摆脱被压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