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本人早有绍述神宗变法之意,他曾与曾布谈及,茶马法、免役法、常平法等新法措施都不应该更改,司马光“诋毁神宗,变乱法度”,罪莫大焉。尚书右丞范纯礼当时就意识到:“上有所涵蓄,恐彻帘后,必更有所为。”
蔡京是一个政治投机者,他作为章惇、蔡卞集团的核心成员,却处心积虑地投到向太后门下,倚恃向太后的庇护来抵挡政治浪潮的冲击。然而他虽身处向太后阵营,却并未放弃向徽宗示好,通过交结徽宗身边的亲信内侍冯说等人,窥伺着徽宗的动静,徽宗绍述神宗变法的心意很快引起他的注意。元符三年五月,就在朝中对蔡京的弹劾日趋激烈时,蔡京却暗度陈仓,瞒过韩忠彦、曾布等人的耳目,数次借面对机会向徽宗陈说继述神宗变法之意,获得徽宗信任。徽宗对他说:“朕尽解此,独母后之意未听,卿姑待焉。”蔡京此举无异于一次政治赌博,但不得不承认,他的政治嗅觉是非常敏锐的,这次冒险的成功,为他日后复起打下了基础。徽宗此后虽仍将他外放,但并非针对蔡京本人,而是为了迫使向太后放权。
徽宗和蔡京共同主导了北宋晚期的政局,共同的政治倾向是徽宗倚重蔡京的重要原因。蔡京把自己打造成王安石新法思想的正统继承人,徽宗想要绍述神宗之政,便必须由蔡京来主持。蔡京的党羽起居郎邓洵武对徽宗说:“陛下乃先帝之子,今宰相韩忠彦乃(韩)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尝论其非,今忠彦为相,将先帝之法更张之,是忠彦为韩琦子,能继父志,陛下为先帝子,不能继父志也。陛下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他又进献了一幅精心绘制的《爱莫助之图》,将朝中大臣分左、右两列,主张“绍述”的居左,只有二三人;赞同元祐之政的居右,满朝文武大臣百余人都位列其中。他将蔡京的名字写在左列宰相一栏中,说如欲绍述神宗政事,群臣中无人相助,必须拜蔡京为宰相。这张图最终把蔡京推上了宰相的位置,徽宗看到图后“遂决意用京”,岳珂说:“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国之祸,胎靖康裔夷之酷者,此图也。”(www.xing528.com)
蔡京的机会来自韩忠彦与曾布的纷争。建中靖国元年(1101),向太后去世,作为旧党代表的韩忠彦很快失势,与曾布产生冲突。韩、曾二人都想援引蔡京相助,蔡京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又回到中央。崇宁元年(1102)五月,曾布指使谏官弹劾韩忠彦变更神宗法度,韩忠彦出知大名府,蔡京递补升任尚书左丞,位列执政。不久,蔡京揭露曾布任用亲家陈祐甫为户部侍郎,质疑“陛下之爵禄,奈何使宰相私其亲?”曾布遂被罢相,蔡京取代曾布为右仆射,晋身宰相。“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蔡京成为韩、曾之争中的受益者。
蔡京的复起,意味着新一轮绍述政治的到来,徽宗在蔡京拜相制书下达当日,就召见他说:“神宗创法立制,中道未究。先帝继之,两遭帘帷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今特相卿,卿何以教之?”蔡京顿首拜谢:“敢不尽死!”自此以后,蔡京长期把持朝政近20年,徽宗对他虽有不满,但信任之深却无人能比,北宋末期的政治,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他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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