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党反元祐报复性倾轧：识宋朝

元祐年间，旧党臣僚倚太皇太后高氏之势，沉迷于狂热的政治斗争，却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高氏只是代行皇权而已，哲宗才是政治领域真正的原动力，他终有一天要亲政。当司马光打出“以母改子”的旗号时，就有人不无忧虑地提醒他：“他日有以父子义间上，则祸作矣。”司马光居然幼稚地回答：“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此后旧党臣僚甚至忘记了为人臣子的本分，言语间对神宗颇为不敬，“以先帝之法，一切为非，指斥点尘，无所不至……乃斥先帝以苛名，而自沽讦直之誉。陵土未干，肆为丑诋”。哲宗年纪虽小，却对父亲感情颇深。朱熹曾提到一个故事，哲宗经常使用一个旧桌子，桌子已经有些坏掉了，高太后命人换一个新的，却被哲宗拒绝。当高太后问起时，哲宗回答：“是爹爹用底。”高太后听后“大恸”。对于父亲留下的一张桌子，哲宗尚且如此眷恋，而旧党臣僚将神宗所立之法尽数废除，甚至对神宗“肆为丑诋”，哲宗的愤恨可想而知。

哲宗对旧党的不满，还来自他日益成熟的帝王心态。王夫之说，旧党“拥女主以行其志，后一日不死，天子一日隅坐画诺，如秉笔之内竖，奉教而行”。这真切地反映了哲宗在元祐年间的尴尬处境，当时大臣奏事，只向高太后面禀，却以后背朝向哲宗，哲宗问话也无人理会。哲宗多年后提起，还愤愤不平地说：“朕只见臀背。”在这种环境下，哲宗逐渐滋生出反叛心理，上殿时往往一言不发。高太后问哲宗：“彼大臣奏事，乃胸中且谓何，奈无一语耶？”哲宗只说：“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这种沉默的背后，是对高太后和旧党诸臣日益增长的不满。

随着哲宗逐渐长大，高太后和旧党臣僚发现，哲宗的所思所想与他们所期望的大相径庭，更加不肯放手将权力交还给哲宗，对哲宗亲政避而不谈，这进一步加深了哲宗的愤懑情绪。后来哲宗亲政后，马上罢免了宰相吕大防，原因就是吕大防身为宰相，却未尝提议高太后撤帘归政。

从哲宗的态度，旧党集团已经感觉到山雨欲来的杀气，他们虽然希望维持既有的权力格局，但终究无法扭转急转直下的政治局面。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氏驾崩，旧党的政治支柱坍塌。受神宗和王安石重用的邓润甫上书，“首陈武王能广文王之声，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开绍述”。哲宗任命章惇为宰相，新党在沉沦八年后复起。元祐九年（1094）四月，哲宗宣布改元为“绍圣”，“绍”是继述、继承，“圣”就是指神宗，意思就是绍述、继承神宗之政。(www.xing528.com)

新党复起后，马上展开对旧党的大规模报复性倾轧，旧党臣僚几乎无一幸免，这一活动贯穿于哲宗亲政后的绍圣、元符七年间。新党对旧党的打击，完全是对元祐间旧党做法的仿效。吕大防等人被贬后，曾布对哲宗说：“蔡确五年不移，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处，吴居厚等十年不与知州军，此皆元祐中所起例，自可依此。”元祐中旧党罗织“车盖亭诗案”，新党便也相应地制造了“同文馆之狱”；元祐中旧党籍王安石、蔡确亲党“榜之朝堂”，绍圣初新党亦籍定旧党数十人。凡此种种，正如王夫之所云：“绍圣之所为，反元祐而实效之也。”

当年蔡确被贬往新州时，范纯仁曾对吕大防说：“公若重开此路，吾辈将不免矣。”几年以后，范纯仁的预言成为现实，在新党主持下，刘挚、梁焘、刘安世、苏轼、苏辙等几乎所有活着的旧党重要人物都被贬到了岭南。在当时，将人犯贬到岭南，实际上与处以极刑无异，“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苏轼的诗是对南贬结局的真实写照。为避免旧党后裔复起，新党对他们的子弟也进行禁锢，将大批旧党后代和亲属逐出官僚队伍。这一举动不但打击了旧党，也为后来蔡京的胡作非为开了先例。

绍圣、元符间朋党之争的非理性发展，与元祐年间旧党集团的作为有直接关系。正是旧党在荒谬的“君子”“小人”二元论的基础上，不问青红皂白地对新党大加挞伐，才使北宋政治的发展步入歧途。党争成为北宋中后期政治的主旋律，使宋朝丧失了变法图强的契机，宋朝国运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