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去位，尘封旧时宋朝

反变法派官员的纷纷攘攘，给王安石制造了很多麻烦，但令他最伤脑筋的，还是神宗的动摇。“变法”虽被确定为国是，但只是一个大方向，如何变、变什么、由谁主导、各方权力如何分配，诸多问题都需要在实际操作中予以明确。对于一些新法措施，神宗与王安石存在分歧，特别是那些明显有违宋朝“祖宗家法”的条目，神宗更会表现出深切的疑虑。熙宁三年，韩琦上书言青苗法不便，神宗不知有心还是无意，拿着韩琦的奏疏对王安石等人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一度要停止青苗法。熙宁五年（1072），神宗又想要废罢市易法，经王安石苦劝才作罢。神宗的犹豫动摇，使王安石感觉到人言纷纷之下，“陛下已不能无惑矣”，他因此多次提出辞职，都经神宗极力挽留而留任。

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不断经受着考验。司马光《涑水记闻》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神宗一次向王安石询问外廷发生的一件事，王安石问他从何得知，神宗不愿回答。王安石道：“陛下与他人为密，而独隐于臣，岂君臣推心之道乎？”神宗这才说：“得之李评。”王安石由此嫌恶李评，不久将之外放。另一天，王安石向神宗询问一件隐秘之事，神宗也问他从何得知，王安石不肯说，神宗道：“朕无隐于卿，卿独有隐于朕乎？”王安石不得已答道：“朱明之为臣言之。”神宗由此嫌恶朱明之。通过文字，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已经出现了某种猜疑和嫌隙。

激烈的政治斗争，以及神宗的动摇，使王安石陷入去与留的矛盾中。与此同时，外部环境也越发困难。熙宁六年（1073）秋到次年春，久旱不雨。在古代中国，灾异的发生往往与朝政阙失联系起来，被用于政治斗争的工具，此次也不例外。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上《流民图》，描绘各地百姓由于旱灾而流离失所的景象，并把灾害归罪于王安石领导的变法。据说疏奏既上，神宗夜不能寐，反复观图，长吁短叹。第二天，神宗诏罢方田、保甲等法，凡十八事。因吕惠卿、邓绾等人力争，最后只罢方田均税法。

外廷议论纷纷，宫中的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也向神宗哭诉“王安石变乱天下”，使神宗对新法越发怀疑，命王安石裁减新法条目。王安石再次提出辞职，于熙宁七年四月出知江宁府，这是他第一次罢相。神宗命韩绛、吕惠卿继续主持新法，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

王安石离开后，朝中形势发生了急遽变化。吕惠卿意图大权独揽，与韩绛和另一位变法派大臣曾布多次发生龃龉，并且为了防止神宗复用王安石，对王安石百般诋毁。韩绛向神宗建议召回王安石，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王安石回到京城后，蓦然发现已经物是人非，除了反变法派一如既往的抨击，还要面对变法派内部的分裂。王安石的复相，断绝了吕惠卿升迁的可能，吕惠卿因此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在用人和措置新法等诸多问题上故意制造事端。熙宁八年十月，吕惠卿出知陈州，怨恨之下上书控诉王安石，言语中充满恶毒中伤，比反变法派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原本众志成城的变法派同僚分崩离析，彼此攻讦不已，王安石环顾四周，竟然没有可以信任的人，这使他陷入痛苦之中。(www.xing528.com)

王安石复相后，神宗对他比从前疏远多了。经过多年的历练，神宗积累起足够丰富的政治经验，对王安石的意见已经是不肯听从的居多了。王安石对身边的人感叹：陛下对我的信任，哪怕只有从前的一半也就足够了，从而对政事更加心灰意冷。熙宁九年（1076）六月，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去世，年仅33岁。王雱自幼聪慧过人，深得王安石钟爱，他的去世使王安石再受重大打击。种种因素累加起来，使王安石精神上备感疲惫，也坚定了他的退隐之心。王安石屡次乞解机务，甚至请好友王珪代为陈说，最终在熙宁九年十月，以镇南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第二次罢相。

这次罢相后，王安石一直赋闲江宁，度过了他的晚年。他彻底摆脱了政治的困扰，读书著述，寄情于山水之间。王安石在江宁城外营建了宅舍，取名“半山园”，虽然简陋，但他却非常满意。半山园北面是谢公墩，相传是东晋名臣谢安的故宅；南面有定林寺，王安石常在寺中读书；附近还有孙权墓、宝公塔等古迹，都是王安石常去的地方。早年间因为变法而与王安石争吵不断的苏轼，后来特意去看望王安石，两人一起谈论文学、研读佛经，非常投机。苏轼给友人写信说：“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他甚至也想在江宁买地建宅，以便接近王安石。作为同时代出类拔萃的文人代表，放下政见分歧，他们很容易在精神上找到契合点。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王安石撰写挽词，满怀感情地回顾了与神宗的过往：“城阙宫车转，山林隧路归。苍梧云未远，姑射露先晞。玉暗蛟龙蛰，金寒雁鹜飞。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次年四月，王安石也于江宁病逝。自王安石罢相，昔日门生故吏大多舍之而去，因此葬礼冷冷清清。张舜民为王安石撰诗哀悼，讽刺地说：“门前无爵罢张罗，元酒生刍亦不多。恸哭一声唯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又道：“去来夫子本无情，奇字新经志不成。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