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倡导的新法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很难简单以是或非来回答，就富国强兵的预期来说，新法部分地达到了目标。新法扭转了国库空虚的局面，从中央到地方的府库都非常充盈。元丰元年（1078），神宗将山海坑冶[1]、榷贷和常平、免役等项获利都收归中央，建了32座仓库储存。元丰五年（1082），又将青苗、免役法所获之利直隶朝廷，又有20库。地方财政也得到极大充实，时人毕仲游估计，单是诸路常平、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产[2]所得的钱粮积于州县，就有数十百万之多，如果留作地方经费，可以供20年之用。
军事上，王安石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增强军队战斗力。虽然与西夏的战事在局部也遭受了一些挫折，但就整体而言，宋朝在宋夏边境建立了米脂、义合、浮图、葭芦等军事要塞，控制了战略地位十分关键的河、湟等地。这些地区“实为控扼西人咽喉之地，我得之则足以制贼，彼得之则足以困我”，对于防范来自西夏的战略威胁非常重要。哲宗元祐年间，长期镇守西北边境的范育说，神宗皇帝开置熙河数郡，“积累于今，二十余年，其郡邑既已雄盛，人民既已富庶，法令既已整备，边势既已盛强”，“其规模之宏远，可以保万世之安矣”。
清代思想家颜元评价新法说：“用薛向、张商英等办国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砦，高丽来朝，宋几振矣。”新法在富国强兵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在哲宗时期清楚地显现出来。哲宗亲政后重拾神宗时的战略方针，继续在宋夏边境进筑堡寨，最终基本上掌握了横山一线的控制权。横山一线地势险要，它的易手，使西夏不仅丧失了驱兵进犯宋朝的地利，甚至其自身亦有存亡之忧。自此，宋夏之间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西夏一再上表请罪，愿向北宋俯首称臣，而宋朝则一举结束了屈辱、被动的状态。宋哲宗对此兴奋异常，连呼“西人未尝如此逊顺”。(www.xing528.com)
西夏俯首，是宋朝300余年历史上对少数民族政权最为辉煌的战果之一。可是战争的本质，从来就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哲宗时期所取得的胜利，其实来源于神宗奠定的基础。宋人安焘曾经提道：“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绍圣以还，倾竭以供边费，使军无见粮，吏无月俸，公私虚耗，未有甚于此时。”言谈中清楚表明，哲宗对西夏战争的军费，来自熙宁、元丰时期的积累，从侧面证明了变法在富国强兵方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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