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庆历二年,王安石进京参加科考。考官原本评定王安石为第一,但王安石文章中有一处用到《尚书》中的典故“孺子其朋”,仁宗认为王安石是借用周公告诫周成王的口吻居高临下地批评自己,命令将王安石与第四名杨寘互换。王安石对自己的期许,不是谋求一个待遇优厚的职位,而是“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利泽一方。因此他多次放弃在中央政府任官的机会,长期担任地方亲民官。
从庆历七年(1047)到皇祐二年(1050),王安石任鄞县(今浙江鄞州)知县,他把自己有关治国安民的想法尽数付诸实践,摸索和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施政理念。他在鄞县兴修水利,浚治川渠;在灾荒时节将官府仓库中的粮食借贷给百姓,待收成时归还;兴修学校,造就人才;推行“保伍”之制,搞兵农结合。王安石对鄞县的治理非常成功,给当地百姓带来极大便利,民间长期传颂着他的事迹。鄞县施政是王安石日后推行变法的先声,“熙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举凡青苗法、保甲法、农田水利法等新法措施,均可从鄞县施政中找到雏形。
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被召还任三司度支判官。从庆历二年登第至此,他已有十余年的地方官经历,对于民间疾苦乃至国家的种种问题,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回朝以后,他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简称《上仁宗书》),明确提出改革的主张。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这时的法度多不符合“先王之政”,这个“先王”指的是尧、舜、禹等上古时期的先王圣贤。由此他主张改弦更张,效先王之法,行先王之政。(www.xing528.com)
王安石提出,增加财政收入不应该将重点仅仅放在节流上,更重要的是开源,“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然后“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他把社会财富视为一个变量,通过扩大生产和经济流通,就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因为财富的基础增加了,政府不用扩大税率,总的收入还是会有所提高,这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是超前于时代的,在同时代的其他人看来,社会财富是一个恒量,国家收入增加,就一定意味着百姓收入减少,司马光就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因此,20世纪末,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评价,王安石在思想上与现代人更为接近,反而与他同时代的人物疏远。
《上仁宗书》表明经过长期的基层历练和思考,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已经成熟,清代袁枚评价说:“荆公《上仁宗书》,通识治体,几乎王佐之才。”文中表达的改革思想,是熙宁变法的思想先导。然而仁宗此时已步入晚年,宰相富弼和韩琦也不赞同激进的改革主张,因此王安石的奏疏如石沉大海。王安石想要致君行道,还要再耐心等待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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