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以文驭武统兵体制的反弹与弊端

水洛城事件只是一个突发事件，且狄青只是被殃及，接下来围绕狄青知渭州所产生的争议，才真正触及深层的体制问题。庆历四年六月，朝廷任命狄青知渭州，引起朝中文臣的群起反对。时任右正言的余靖连上四章，述及泾原一路在整个陕西边防中的重要性，必须选才望卓著之人守御，而狄青拔自行伍，是一个粗率武人，性格“率暴鄙吝”，令其与统领西北军政的庞籍等人为伍，等于是对庞籍等人的侮辱。余靖甚至否定狄青此前的战功，公然称狄青“名为拳勇，从未逢大敌，未立奇功，朝廷奖用太过，群心未服”，必致败事，乃至以“匹夫”称之。

余靖与狄青此前从未谋面，也不存在利益冲突，他对狄青的攻击并不是出于私人恩怨，纯粹是为了维护刚刚确立下来的“以文驭武”的统兵制度。宋太祖、宋太宗时期，一般由武臣承担统军征战或驻守地方的职责，都部署、部署、都钤辖、钤辖等统军官职由各级武将出任，文臣对驻军和军事行动无干预权，在军事行动中只能扮演辅助性角色，如供应粮饷、安抚百姓等。在“以文驭武”国策的背景下，真宗朝开始出现文臣参与指挥军队的端倪。咸平二年（999），一些文官对高级武官以都部署之职统领大军的旧制提出异议，孙何建议由文臣取代武臣统军，表明武将的军队指挥权受到执掌国政的文臣集团的抵制。“澶渊之盟”以后，随着战事的平息，武将都部署的职权开始下降，文臣以地方长吏身份兼任都部署而管辖本地驻军的现象增加，但总体来看，高级将领仍在各地统军系统中居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河北、河东和陕西缘边地区。到仁宗朝，特别是对西夏大规模作战后，北宋地方统兵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确定了以文臣为经略安抚使兼都部署，以武将为副职的基本原则，文臣控制了前线军队的绝对指挥权，武将沦为文臣主帅的部将。庆历二年，以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四人分领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使，主持对西夏战事，狄青投身西北战线时就处于这种体制之下。

新的地方统兵体制是以确保文臣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为核心的，这也是狄青知渭州的任命遭到文臣群体抵制的原因，事件背后反映出狄青个人官职的提升与国家体制之间爆发的冲突。仁宗时代出任方面统帅的文臣，绝大多数系科举出身，既没有沙场经历，也不熟悉兵法。宋夏战争开始前夕，通晓兵略的武将王德用主动请战，却被排挤出朝廷，正是出于文臣对他的猜忌：王德用长相酷似宋太祖，“状貌雄毅，面黑而颈以下白皙，人皆异之”；同时王氏宅第位于皇宫北角外的泰宁坊，正枕在都城的乾冈^[1]上，显然是对皇权的潜在威胁。“以文驭武”的统兵体制，将不知兵机的文臣推上军队统帅的位置，而富于战争经验的武将们却只能听命行事。文官王素知谓州兼本路经略安抚使时，武将蒋偕因遭夏军攻击前来请罪，王素“责偕使毕力自效”。部署狄青认为不妥，王素冷言回答：“偕败则总管（部署）行。总管败，素即行矣。”狄青遂“不敢复言”。

代替武将出征的文臣们大多表现无能，导致宋军在战争中的被动。夏竦作为最初对夏用兵的主帅，畏缩自守，“但阅簿书、行文移而已”。范雍守延州，被元昊用计玩弄于股掌之上，盲目调动军队疲于奔命，结果宋军在三川口遭西夏军埋伏，全军覆没。受命统辖陕西四路的韩琦、范仲淹等“儒帅”，也“久而未有成功”。韩琦自承“素昧兵机，不经边任”，“既不能亲冒矢石，应机制变，而但激励将卒，申明赏罚，以昼继夜，实忘寝食”。所谓“激励将卒，申明赏罚”，究竟有何作为呢？宋人笔记载，狄青调任定州路总管时，旧部焦用押兵路过，狄青留其叙旧。焦用手下的士兵借机向韩琦状告焦用“请给不整”，韩琦便下令斩杀焦用。狄青为焦用求情道：“焦用有军功，好儿。”韩琦嗤之以鼻，答道：“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当着狄青的面杀了焦用。只凭一名士卒越级上告，就不经核实、不顾军情武断地斩杀立有军功的大将，名义上是“申明赏罚”，却给军队带来长久的不利影响。康定二年（1041）好水川之战，正是由于韩琦指挥失误，倡言“大凡用兵，当先置胜败于度外”，导致宋军大败。面对“亡卒父兄妻子，号于马首者几千人”，范仲淹叹道：“当是时，难置胜败于度外也。”(www.xing528.com)

在这些“儒将”的指挥下，元昊“叛扰累年”而宋军频频失败，“一战不如一战”。徒知高论的士大夫们，又不能直面现实中的无能与失败，不能正视体制的弊端而有所救补，只能编造谎言自我吹嘘、自我麻痹。范仲淹继任范雍守延州后，传言西夏军不敢再侵犯延州，因为“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宋人流传“‘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元昊闻而惧之，遂称臣”。而事实上，夏人在好水川之战后作诗讽唱：“夏竦何曾耸，韩琦未是奇。满川龙虎轝，犹自说兵机。”对宋军的轻蔑溢于言表。

体制上的弊端长久得不到救治，致使积弊越来越深。熙宁三年（1070），西夏在宋境内修筑堡垒，环庆路经略安抚使、文臣李复圭授予本路钤辖李信及刘甫、种咏等武将“阵图、方略”，命令出征。李信等根据李复圭的指示与西夏军作战，大败而归。李复圭急忙收回此前交付的阵图、方略，将李信等逮捕。最终，李信、刘甫以“违节制”之罪被杀，种咏死于狱中。北宋末年，文臣张孝纯以主帅身份守卫太原，面对金军手足无措，试图投降，守城职责只能由将官王禀承担。增援太原的军事行动中，坐镇京师的知枢密院事许翰既不了解前线军情，又随意督战，“数遣使督（种）师中出战，且责以逗挠”。大将种师中被逼无奈，贸然出战，结果被金人袭击，兵败战死。文质彬彬的宋朝，在盲目自信的士大夫们的指挥下节节败退，终于在“靖康之难”中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