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性而行，在宋朝树敌

寇准在陕西，不理政事，终日宴游。这一方面是沿袭下来的传统，“旧相出镇者，多不以吏事为意”，另一方面也与寇准政治失意后的精神状态有关。他在《醉题》诗中写道：“榴花满瓮拨寒醅，痛饮能令百恨开。大抵天真有高趣，腾腾须入醉乡来。”仕宦生涯的挫折使他深受打击，只能以醉酒来排遣。他的内心应该是矛盾的，一方面似乎有看破名利、退居山林之心，“自古名高众毁归，又应身退是知机”；另一方面却又不甘就此老于山林，“魂梦不知关塞外，有时犹得到金銮”。

寇准蛰伏陕西，庙堂之上并没有就此安静下来，反而纷纷然掀起了“天书封祀”的闹剧。宋朝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内政始终处于外交的压力之下，这一点在真宗朝表现得极为明显，“天书封祀”的直接诱因就是“澶渊之盟”。王钦若以“城下之盟”来诋毁寇准，也连带毁掉了真宗建不世之功的美梦，真宗因此怏怏不乐。王钦若倡导只有至泰山行封禅大典，才能“振服四海，夸示戎狄”。自古只有真命天子才能到泰山封禅，在真宗看来，这一举动足以证明自己是上承天命的正统。因此数年之间，陆续上演了“天书降神”“东封泰山”“建玉清昭应宫”“西祀汾阴”等一幕幕闹剧，举朝上下皆知是自欺欺人，却又不能自已，“一国君臣如病狂然”。

寇准并不相信所谓天书之类的把戏，可他却利用庆典的机会，提醒人们他的存在。真宗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寇准都上表请求同行，目的就是借机接近皇帝，探听朝中虚实。果然，中央政府内部日益激烈的政争，给寇准重返中央提供了机会。大中祥符五年（1012），宰相王旦与王钦若之间的斗争走向白热化，王旦想方设法阻止王钦若拜相，王钦若则借助真宗的信任中伤王旦。王旦健康欠佳，身边又乏人相助，想起同年寇准。大中祥符六年（1013）十二月，真宗出幸亳州，寇准受命为权东京留守，回到天子脚下。次年六月，王旦借王钦若与枢密副使马知节的争执，一举打垮王钦若。真宗将枢密院三位长官王钦若、陈尧叟、马知节尽行罢免，在王旦的力荐下，任命寇准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寇准成为与宰相分庭抗礼的“枢相”，再次返回中央政坛。

寇准与王旦既有同年之谊，又有引荐之义，本应同心协力，可寇准却率性而行，给王旦平添了许多麻烦。一次，中书送往枢密院的文件不合规矩，寇准得知以后，立即到真宗处告了一状。真宗把王旦召来责问：“中书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则？”王旦只得拜谢：“此实臣等过也。”看到一件小事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枢密院吏人非常惶恐，对寇准说：“中书、枢密院日有相干，旧例只令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谢罪。”不久，枢密院送中书文件也违反了体例，中书吏人高兴地把文书呈递给王旦，希望王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王旦却令吏人直接将文书退还枢密院改写，没有奏报真宗。寇准惭愧不已，次日见到王旦后谢罪道：“王同年大度如此耶！”(www.xing528.com)

寇准不甘居人下，可能也有取代王旦的想法，他屡次在真宗面前说王旦的坏话，而王旦一味地称赞他。真宗对王旦说：“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王旦回答：“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在才华和魄力上，王旦或许不如寇准，但说到胸怀和气度，寇准却远远比不上王旦。

与王旦的摩擦毕竟是小事，与王钦若一伙的斗争才是真正的敌我之争。王钦若虽已被罢免，其党羽却仍遍布朝内，三司使林特便是其中之一。寇准数次与林特发生忿争，因为河北纳绢之事而弹劾林特。林特正得宠于真宗，碍于寇准面子，真宗勉强同意了寇准的弹劾，但随即便赦免了林特。寇准见状，又以三司未能及时发放军士置装费用而再次发难。真宗大怒，对王旦说：“准年高，屡更事，朕意其必能改前非，今观所为，似更甚于畴昔。”事已至此，王旦也保不住他的老同年，只得安抚真宗：“准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当避。而准乃以为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

寇准本人得知将被罢任，希望能成为地位较高的使相，便托人把这个意思转达给王旦。王旦拒绝说，使相怎么可以自己要求呢，并表示不接受私下请托。寇准得到回信后“深恨之”。虽然回绝了寇准，可当真宗问起应该授寇准何官时，王旦却说：“准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与使相，令处方面，其风采亦足为朝廷之光也。”寇准得偿所愿，入谢时痛哭流涕：“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真宗告诉他，都是因为王旦的举荐。寇准既惭愧又感叹，对人说：“王同年器识，非准所可测也。”寇准这次重返中枢，只坚持了不到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