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定策之功仍待终结

太宗这次召回寇准，是有一件大事要借寇准之力来决断。太宗早年征辽时身被箭创，此时复发，不得不考虑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而太宗对寇准始终信任有加，立储之事，其他人提起会引起太宗的猜疑，但太宗却心甘情愿与寇准商议。寇准自青州回到京城后，入见太宗。太宗解衣给寇准看他的箭伤，并问寇准：“卿来何缓耶？”寇准答以非召不得入京师。太宗又问：“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寇准回答：“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思索良久，屏退左右问：“襄王可乎？”寇准回答：“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太宗遂以襄王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确立其储君的地位。此处史料的记载颇为委婉，另有证据表明，襄王元侃被立为太子，实系出于寇准的直接提名。寇准对太宗说：“臣观诸皇子，惟寿王得人心。”太宗才下定决心。

太宗晚年，围绕立储一事，朝廷内外结成了多股势力集团。后宫李皇后是开国功臣李处耘的女儿，她外倚掌管侍卫马军司的长兄李继隆，内恃执掌皇城司、控制皇城保安的宦官王继恩，同时结交朝中胡旦等大臣，一意要复立被废的长子元佐；而寇准和参政吕端则是拥立元侃的旗手，两派的明争暗斗异常激烈。寇准在回答太宗问询时提到的“妇人”、“中官”和“近臣”，其实并非泛指，而是影射李皇后、王继恩和胡旦等人。对于太宗来说，虽然李皇后等人为元佐说了很多好话，但由于元佐此前的表现，他优先考虑的还是三子元侃，寇准的回答更坚定了他的决心。

寇准官拜参知政事后，得君之专，信任之隆，众所瞩目。太宗下诏，命参知政事与宰相分日知印、押班，赋予寇准等同于宰相的权力。这一举动完全是因人设制，目的就是让寇准合法地当权，寇准后来下台后，太宗立刻取消了这一制度。到神宗时期，为了让同样为参知政事的王安石名正言顺地实行变法，神宗才又援引了寇准的例子。

有寇准的支持，元侃储君的位置不易动摇，李皇后等人想要拥立元佐上位，首先要除掉寇准。率先发难的是胡旦同榜进士冯拯，但最终坏事的还是寇准偏执的性格。至道二年（996），行郊祀大礼，百官依例要加官进秩。寇准刻意压制冯拯，冯拯乘机弹劾寇准弄权。太宗本想压下此事，但寇准却觉得受到冤枉而不依不饶，太宗气极而叹曰：“雀鼠尚知人意，况人乎？”次日，寇准抱了一堆中书档案到太宗面前，非要辩个是非曲直。此时，参知政事张洎忽然揭发寇准私下曾多次诽谤太宗，结果太宗“大恶准”，遂罢免了寇准的职务。

寇准倒台后，继任参知政事的温仲舒和王化基只求自保，并不像寇准那样维护元侃，吕端则年迈力衰，看起来“糊涂”怕事。李后等人遂明里暗地攻击元侃，谋立元佐。太宗至此似乎也有所动摇，甚至一度想要罢免维护元侃的吕端，只是因病重而没有实施。不过元佐本人早已看破功名，始终都没有介入李皇后要扶立他的活动中，太宗也在改变主意之前，便于至道三年（997）三月病逝。(www.xing528.com)

太宗病笃时，李皇后和王继恩联合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等人欲有所图谋。吕端预先警惕，先将前来传信的王继恩监禁起来，方才入宫。没有了王继恩的宫廷武力支持，李皇后对吕端无可奈何；李皇后束手，外廷的李昌龄、胡旦等人也就无计可施。真宗既立，垂帘见群臣，被太宗誉为“大事不糊涂”的吕端此时异常谨慎，犹且立而不拜，命人将帘子卷起，上殿看清楚确系元侃后，才率群臣拜呼万岁。在吕端的尽心扶助下，元侃得以顺利即位。

寇准在被罢免参知政事后，出为邓州（今河南邓州）知州，不到一年，太宗便去世了，此次罢政也就成了寇准与太宗的永诀。太宗对于寇准，始终存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眷顾，即便是对他人讳莫如深的立储之事，也愿意听从寇准的意见。以太宗后期围绕立储问题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李皇后一派强大的势力而言，如果没有寇准的支持，真宗能否被立为太子，又能否顺利即位，都将是一个疑问。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定程度上是寇准“引导”了宋王朝历史的走向。

寇准在太宗朝达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第一次巅峰，也第一次经历了由巅峰跌落的痛苦，此时他才36岁。这一过程中，已经充分暴露出寇准性格中的缺点和作为政治家的不成熟。与寇准同榜的北宋名臣张咏对寇准曾有过评价，“寇准真宰相也”，“人千言而不尽者，准一言而尽。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学耳”。年少成名又遽得擢用，致身通显又得君之专，使得寇准个性中褊狭、任性、使气的特点无限扩大，也使他失去了学习政治经验、提升自身修养、磨炼自身性格的时机和动力。这种性格中的锐气推动他领袖群伦，也使他容易成为他人攻击的对象，寇准一生的际遇，在太宗朝其实已经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