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政权：消除藩镇割据，稳固国家统一

五代之际，政治上的大患有二：禁兵为腹心之患，藩镇为肢体之疾。宋太祖在医治腹心之患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肢体之疾。他召来赵普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回答：“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赵普的建议，是从权、财、兵三个方面来削夺地方权力，这也成为太祖削弱地方势力的纲领。

“稍夺其权”中的权，主要指行政权。就整体而言，宋初呈现地方权力向中央集中、中央权力向皇帝集中的趋势。如宋人范祖禹所说：“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各州直接隶属中央，由中央政府直接派文臣担任知州、县令，统领地方政事。在地方层级，又设计了权力分散和制衡的相关制度。如增设通判之职，一方面分知州之权，另一方面监督包括知州在内的辖区内官员，以避免专权现象的产生。地方权力的分散，最终的目的还是有利于皇帝最后的集权，扭转此前君弱臣强的局面。

“制其钱谷”，是指采取有力措施，断绝藩镇财路，使其没有经济力量与中央对抗。宋初财政收入主要有赋税、商税两种。乾德二年，宋太祖下令诸州，今后每年征收的租税和商税等财政收入，除必要的经费开支外，全部都要送到京师。又于各路设置转运使，负责转输地方财物。这样就有效地把财政大权集中到中央，从根本上切断了地方藩镇赖以自存的经济命脉。

不过太祖时期集中财权并不是绝对的，并不意味着地方没有丝毫的经济力量。正如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的评价，宋太祖想要矫正地方擅财的宿弊，因此不得不诏令地方财物悉送京师，然而当国家纲纪已然确立以后，官吏已经树立起中央意识，则地方余财不妨就地储藏，以备不时之需，不需要全部送到京城才算是皇帝的财物了。

宋太祖以兵起家，在解决军事体制的弊病及其对皇权的威胁时，自然更能有的放矢。为了防止地方军队过强对中央形成威胁，太祖设计出内外相制、强干弱枝的军事部署方案。所谓“内外相制”，简单说就是使京师和地方兵力达到一个平衡，互相牵制。太祖时兵力约22万，其中一半驻守于京师，另一半分驻各地，使京师之兵足以制御诸道，避免地方发生叛乱；各地之兵合起来又能抗御京城禁军，以防京师有警。所谓“强干弱枝”，是与内外相制配合的战略部署，核心原则是无论军队的数量还是质量，京城都要优于地方。太祖把天下的精锐士卒都集中于京城，兵力配置超出任何一个地方，保持中央相对于地方的优势。(www.xing528.com)

宋太祖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他从根本上消除了藩镇割据赖以存在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稳固了国家政权，自唐末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至此终结。南宋吕中说：

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镇之专地也；干戈之所以交争互战者，方镇之专兵也；民之所以苦于赋繁役重者，方镇之专利也；民之所以苦于刑苛法峻者，方镇之专杀也；朝廷命令不得行于天下者，方镇之继袭也。太祖与赵普长虑却顾，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于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又置转运使，置通判，置县尉，皆所以渐收其权。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

经过宋初一番整顿，延至明、清两代，地方再也没有能力与中央对抗。但另一方面，宋太祖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也引发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消极后果。南宋朱熹便评价：“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意思是说太祖虽然扭转了五代藩镇尾大不掉之弊，却不免矫枉过正，使得地方丧失了自立、自保的能力，面对金军铁骑大举入侵，遂望风溃散，酿成大祸。但也有人有不同看法，与朱熹同时的陈亮就曾对宋孝宗说：“五代之际，兵财之柄倒持于下，艺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祸乱。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在陈亮看来，问题不在于太祖，而在于后世的继任者们没有领会太祖设法立制的本意，不知变通，才最终导致了“郡县空虚”“本末俱弱”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