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之路：守内虚外，收获开拓进取

燕云十六州包括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州）、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涿（今河北涿州）等十六个州，西起山西、内蒙古交界处，沿河北北部向东，达渤海之滨，沿线山岭蜿蜒，形势险要，有不少控扼南北交通要道的关隘。这一地区是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的一条分界线，以南便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中原王朝一直依赖燕云地区的燕山山脉和长城作为屏障，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因此这一地区对于中原王朝具有攸关生死存亡的重要地位。五代时期，后晋石敬瑭为换取辽的支持，将燕云十六州拱手相让，使辽朝不战而获得这一战略要地。中原王朝失去燕云地区后，河北方面无险可守，完全暴露于契丹铁骑蹂躏下；而辽军以燕云为基础，动辄可以扬鞭南下，很快就可饮马黄河，直逼中原腹地。

燕云地区关系到赵宋王朝的兴亡盛衰，有着无比的重要性，因此宋太祖赵匡胤一直心存收复之念。他设置了封桩库，从统一荆湖地区开始，就把缴获的财物和国家财政收入的盈余部分藏于其中，准备作为收复燕云地区的经费。可惜的是，他还没来得及展开行动就过早去世。太宗即位之初，面临着外界对他继位合法性的怀疑，急欲建功立业，树立自己的威望。在这种心理的刺激下，他贸然发动了对辽朝的战争。

太平兴国四年五月，平定北汉之后，宋太宗并未下令班师，而是欲挟战胜之势，一举收复燕云地区，建不世之功业。宋太宗亲率大军从太原出发，很快收复了涿州，直逼幽州城下。宋军围攻幽州半月之久，却始终未能攻破城池，士卒疲顿，粮草接济也开始紧张，形势逐渐向不利的方向转化。辽景宗以耶律休哥为帅，率军救援幽州，与宋军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发生激战。辽军从三面对宋军发动进攻，幽州城内辽军也乘势杀出，宋军阵脚大乱，宋太宗身中两箭，逃回开封。

高梁河之战时，双方军力的对比，宋军占据一定上风，但最终却大败而归，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太宗北征幽云地区系临时起意，如此重大的战略改变，而没有事先周密的计划和准备，难免由于仓促而有失周到。其次，宋军伐灭北汉以后，缺乏必要的休整。军士攻克太原后都希望能获得奖赏，然而不但盼望中的赏赐未至，反而马上又要开始意料之外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因此已经滋生出不满情绪，“诸将皆不愿行”。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这样一支疲惫之师，自然难以攻城克敌。再次，军中的轻敌麻痹思想也不容忽视。太宗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复幽云，低估了战争的困难；北伐军士也志骄意满，甚至掠夺北汉妇女随军。最后，宋军在战术指挥方面也存在诸多错误。太宗不善军事指挥，却又不肯委诸将帅，围攻幽州之际，既没有对辽军后援有所准备，后又轻易调动围城军队而不作相应防备，以至腹背受敌、四面楚歌。

高梁河之役，宋军元气大伤，经过数年休整，至雍熙三年，宋太宗再次决意北伐。宋军分三路出兵：东路军是北征主力，由曹彬、崔彦进、米信率领，兵力将近二十万；中路军由田重进率领；西路军由潘美、杨业率领。宋太宗的作战意图是以曹彬的主力吸引辽国兵力，使其集结于幽州，无暇西顾，潘美、杨业的西路军则乘机攻占代北诸州，完成第一步作战方案。接下来潘美和田重进的西、中两路军与东路军会合，共同夺取幽州。

辽朝方面，萧太后和辽圣宗亲率兵力增援，由耶律休哥统一指挥。辽军与曹彬率领的东路军在岐沟关发生激战，宋军大败，曹彬、米信趁夜带数骑逃走，渡过巨马河，扎营于易水之南。辽军击溃东路军后，又调集兵力进攻宋军中、西两路军队。中路田重进军迅速撤回定州，西路潘美则受命率军掩护云、朔、寰、应四州居民南迁，孤悬敌后。西路军副帅杨业与主帅潘美对于具体的战术意见不一致，杨业在潘美强迫下勉强出战，结果被辽军活捉，绝食而死，宋西路军也告失利。雍熙北伐再次以宋军彻底失败而告终。(www.xing528.com)

两次大规模北伐的失败，使宋太宗受到沉重打击。宋太宗召来枢密使王显，副使张齐贤、王沔等人，起誓说：“卿等共视朕，自今复作如此事否。”端拱二年（989）正月，太宗诏令文武群臣各陈备边御戎之策，温仲舒、张洎、王禹偁、田锡、寇准等先后上奏，重复谨守防御和与辽通好的观点。知制诰田锡提出“欲理外，必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建议太宗在处理对外事务之前，应集中精力把内部问题解决好，内部问题才是根本。

或许是高梁河之战时发生的政变令太宗心生警惕，也或许是田锡的话对他有所触动，淳化二年（991），太宗对亲近大臣说了这样一段话：“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在他此时的观念里，四夷边患不过是癣疥之疾，唯有“奸邪无状”的内患才是最可怕的腹心之忧，也是帝王应该用心的所在。

到了晚年，太宗再次与吕蒙正谈论起往岁用兵征伐之事。太宗说道：“治国在乎修德尔，四夷当置之度外”，“但常修德以怀远，此则清静致治之道也”。也就是说，治国最重要的是修明道德，讨伐四夷不应该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国内的道德达到了一定的水准，远夷自然也来臣服，这才是达到天下大治的正途。这段话是太宗对此前向外扩张的国家政策的深刻反省，标志着北宋国家政策走向的一个重要转变，意味着宋初以来积极对外开拓进取的态势已告结束，接下来统治者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国内，将稳定国内局势作为首要任务。这一转变对此后北宋的国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北宋消极防御政策的基础。

太宗两次北伐失利，使宋初以来几十年休养生息和选练教阅积累下来的精锐之师丧失殆尽，为了抵抗辽军不断的侵袭，宋朝不得不大规模招募新军，致使军队数量惊人增长。据统计，太祖初年，军队总数约22万；此后平定诸割据政权，收编各国军队，使军队总数达到37.8万人；而到了太宗末年，军队总数猛增到66.6万人。宋朝实行募兵制，军饷完全由国家供给，维持这样一支庞大的雇佣军，成为宋朝财政的巨大负担。新补充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既未能严格拣选教阅，也没有经过战阵历练，战斗力与宋初军队不可同日而语。自此以后，宋辽战争的形势发生改变，宋军完全处于守势，再也无力发起进攻，宋朝积弱之势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