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位传递的正常成果

杜太后临终前交代，太祖百年之后传位于太宗，太宗传位于三弟廷美，廷美再传位于太祖次子德昭。太宗即位后，遵循杜太后的指示，将廷美、德昭视为接班人。但此后不久，事情就发生了急剧变化。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率军攻灭北汉，紧接着移师攻辽，企图一举收复幽云之地，结果在高梁河之战中大败。

相对于军事上的失利，更令太宗心悸的，还是政治上的颠覆。此次北征，德昭、廷美和宰相薛居正、卢多逊以下大臣，包括已被罢官的赵普均随军出行，混战中太宗一度下落不明，于是众人商议拥立德昭为帝，找到太宗后才不了了之。这一事件令太宗悚然警惕，自身统治基础并不稳固，而身边的德昭兄弟及廷美就是最大的威胁。

回到开封后，太宗迟迟不行太原之赏，显然仍对政变心存芥蒂。德昭却冒失上奏，要求对从征太原的官兵予以嘉奖，这更加重了太宗的猜忌，他愤怒地训斥道：“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忧惧之间，退而自刎。两年以后，德芳也去世。史书中并未提及德芳死因，但德芳去世时年仅23岁，又并无大病，其死因不能不令人生疑。一些史家因此猜测，德芳之死或许也与太宗有关。

德昭、德芳兄弟去世后，能够对皇位构成威胁的只剩下廷美。太平兴国七年（982）三月，金明池水心殿落成，太宗准备泛舟游玩。这时有人告发廷美阴谋趁太宗出游时发动叛乱，太宗乘势罢免了廷美开封尹之职，等于取消了其皇位继承人的资格，责授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朝中大批官员都因受到牵连而遭贬黜。几天以后，赵普揭发卢多逊与廷美私相交通，卢多逊将宰相政事堂的机密告知廷美，表示“愿宫车（指太宗）早晏驾，尽心事大王”，廷美则回报给卢多逊各种礼物。太宗下诏，卢多逊流放崖州（今海南崖州），廷美勒归私第，其他涉案官员多被处斩，廷美的势力被一扫而净。两年以后，被贬为涪陵县公、房州（今湖北房县）安置的廷美忧愤而死，太宗终于扫清了传位于子的障碍。

太宗共有九个儿子，与皇位继承有关的是前三子。长子元佐长相酷似太宗，聪明机警又武艺过人，最得太宗钟爱。但元佐与廷美感情颇深，听闻廷美死讯，遂感心疾而发狂，就此退出了皇位继承人的行列。元佐之后，次子元僖成为皇储的首选。元僖有意识地交结大臣，与宰相吕蒙正往来密切。吕蒙正指使亲信大臣上书，请立元僖为皇太子，这立刻引发了太宗猜疑。太宗随即以“援引亲昵，窃禄偷安”的罪名，罢免了吕蒙正的职务，并将相关大臣全部贬到岭外。不久，元僖也由于侍妾下毒而去世。(www.xing528.com)

淳化五年（994），太宗已经56岁，又饱受高梁河之战所受箭伤的折磨，立储之事再度为朝野所关注。九月，太宗将一向信任有加的寇准自青州召还，与寇准商议后，按五代政治传统，以襄王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确立为皇位继承人。至道元年（995）八月，太宗正式下诏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恒，举办册立典礼。

太宗已按五代传统确立元侃为皇位继承人，后又举办册立典礼，表面看来是重复的政治举措，细究起来却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五代时期，迫于皇位的频繁更迭，不得不因陋就简，以官开封尹、封王的形式来确立继承人，册立皇子的典礼已近百年未曾举行。这种形式对于一个以超越汉唐、比隆三代为目标的大王朝而言，显然难登大雅之堂。册皇子典礼的举行是一个政治信号，象征着动乱时代的结束和承平时代的到来，宣告国家已经跻身为与汉唐并列的正统王朝，也标志着五代以来混乱的皇位传递回归正轨。册立太子的消息使“中外胥悦”，京城百姓见到太子都欢欣鼓舞，称赞“真社稷之主也”。

宋太祖与宋太宗是五代培养起来的最后一代精英，他们的思维方式，根源于五代乱世的训练。“五代为国，兴亡以兵”，政权之取得，大率由于军士拥立，相沿以为故事。正因为这种政治文化的存在，才使得太祖兄弟有前车之鉴，一旦军权在握，便抓住时机发动兵变。然而太祖虽也以兵起家，但终究与五代诸君不同，他一扫五代以来杀伐之气，底定了赵宋一朝三百年文治江山。太宗之继统出于篡位似可定论，但太祖有意传位于太宗，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归根结底，两者都是五代形塑的皇位传立观念的延续。后世史臣对太宗盖棺论定时不乏微词，其中就包括“涪陵县公之贬死”和“武功王（德昭）之自杀”二事，直指太宗在个人品德方面的过失。然而在道德批判的同时，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两个举措背后的必要性。“国家多事，议立长君”，这是五代乱世给人们带来的经验，也是顺应当时的政治环境而确立的政治传统，然而当动乱的势头已被遏制、长治久安的趋势业已显现之后，这样的皇位传递方式显然已不合时宜。丧乱时期的稳定因素，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很可能会转变为动乱之源，北伐期间发生的拥立德昭事件便是明证。因此，无论是源远流长的家天下的政治传统，还是现实的政治环境，都在要求皇位传立回归“正常”。从这个角度来说，太宗在新的历史关口，推动了历史的转折，实现了古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活动——皇位传立——回归“传统”，这是涪陵县公和武功王之死的历史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