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兵变：宋太祖的澶州之翻版

后周世宗显德七年（960）元旦，镇、定二州报告，契丹军队会合北汉大举入侵。此时后周世宗去世不久，继位的小皇帝柴宗训只有七岁，孤儿寡母当国，朝野上下一片混乱。宰相王溥、范质未经核实警情的真实性，就仓促下令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北上抗敌。赵匡胤已在禁军任职多年，屡立战功，“人望固已归之”。当此“主少国疑”的敏感时刻，京城传言“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一时满城风雨，人心浮动。百姓见惯了五代时期皇位更迭伴随的残酷杀戮，争相逃匿以避祸，只有内廷尚晏然不知。

正月初二，赵匡胤率大军浩浩荡荡开出京城，行至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安营休息。当晚，随军将校发生哗变，欲拥立赵匡胤为天子。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和掌书记赵普派人连夜回京，通知赵匡胤的把兄弟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候王审琦，令其在京策应。次日黎明，全副武装的将士将象征皇权的黄袍披在佯装宿醉未醒的赵匡胤身上，赵匡胤与众将约法三章：不得加害后周少帝和太后；不得凌暴朝中大臣；不得劫掠府库，随后率军返回开封。

赵匡胤入城后并没有直接到朝堂，而是回到殿前司署衙，由诸将士簇拥着宰相王溥等人前来相见。在诸将威逼下，王溥、范质率百官向赵匡胤行礼，高呼“万岁”。赵匡胤这才赶到崇元殿，准备举行禅代之礼。接近黄昏时分，百官已各就各位，却发现慌乱之中，还没有撰写禅位制书。殿下侍立的翰林学士陶穀从衣袖中拿出一张纸，高呼“制书成矣”，于是赵匡胤正式登基成为皇帝。由于赵匡胤曾经担任过归德军节度使，而归德军的治所在宋州（今河南睢阳），因此定国号为“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

赵匡胤以一介武夫，而能崛起于乱世之中，轻取天下，得益于其时代背景。唐末五代纯粹是一个武人的世界，政权的得失率由兵权决定。“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军阀安重荣道出了时人的心声。梁太祖朱温以兵篡唐自立，后唐明宗李嗣源、废帝李从珂，也都是利用兵变而登上帝位，即便是后周太祖郭威，也曾上演“裂黄旗以被帝体”的剧目。宋太祖生长于五代，郭威兵变时他正在军中，对于这一时期的游戏规则当然了如指掌，远者不提，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出闹剧，便完全是郭威澶州（今河南阳西）兵变的翻版，依样画葫芦而已。

政权的频繁易手，改变了臣民的处世原则。传统史家经常批评五代士人君臣之道的沦丧，称这一时期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的时代，是“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的乱世，但却忽视了价值原则的塑造，必然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既然皇位的传承已唯力是从，剥去了“受命于天”的神圣外衣，作为臣子，又何必执着于忠贞不贰？“五季为国，不四三传辄易姓，其臣子视事君犹佣者焉。主易则他役，习以为常。故唐方灭，即北面于晋；汉甫称禅，已相率下拜于周矣。”帝王如“春雨之蒸菌，不择地而发”，臣子也只能不断地对着新主人拜舞于庭而已。正因为君纲不振，名分颓坠，我们才看到赵匡胤兵变时，王溥作为前朝宰相而降阶先拜，本应为清贵之职的“翰林学士承旨”陶穀居然事先备好禅让制书以奉迎阿谀，而腼然不以为羞。五代士大夫忠君观念的淡薄，显露无遗。

当然，赵匡胤能够成功地发动兵变，根本原因还是事先掌握了军权。赵匡胤很早就注意在军中培植自己的势力，周世宗时与北汉的高平之战，为他提供了契机。高平之战使周世宗痛感军纪涣散，意识到必须对军队进行全面整顿，这一任务就交到赵匡胤手中。通过这次整军，赵匡胤拉拢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将领，结拜为“义社十兄弟”，其中包括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韩重赟、杨光义等人。这些人都是禁军的中高级将领，他们的拥戴是兵变成功的基础。此外，其他军中大将，如韩令坤、慕容延钊、高怀德、张令铎等，虽然不像义社兄弟那样唯赵匡胤马首是瞻，但也与赵匡胤往来密切。经过多年的经营，赵匡胤在军中结成了一张广泛的关系网，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后周禁军分殿前司和侍卫司两个系统，侍卫司的兵力、地位都高于殿前司。周世宗病逝时，殿前司已经完全控制在赵匡胤手中。侍卫司中，虽然也有韩令坤、高怀德、张令铎等与赵匡胤交往密切，但最高统帅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副都指挥使韩通都与赵匡胤不睦。赵匡胤说服太后符氏，将李重进改任淮南节度使，调离京城，去除了心头大患。留在京城的韩通虽忠于周室，在赵匡胤兵变后奋力抵抗，但终究力寡难支，最终几乎满门被害。

如上所述，五代诸国“兴亡以兵”的政治氛围，对当时的社会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一方面“君权神授”的观念转淡，“无人不思为天子”；另一方面君臣之伦丧失殆尽，“臣子视事君犹佣者”。赵匡胤生长于五代，自幼受上述价值观念的引导，一旦手握重兵，便不满足于位居人臣，形成了一个怀有极强野心的军人集团，又恰逢“主少国疑”的良机，遂演出了“黄袍加身”的一幕。(www.xing528.com)

清人查慎行有一首著名的咏古诗，其中写道：

梁宋遗墟指汴京，纷纷禅代事何轻。

也知光义难为弟，不及朱三尚有兄。

将帅权倾皆易姓，英雄时至忽成名。

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遂罢兵。

“纷纷禅代事何轻”“将帅权倾皆易姓”，五代帝王多由军士所拥立，“陈桥兵变”也只不过为这一传统又增添一个注脚而已。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一着黄袍遂罢兵”，寓示着这次兵变又蕴含某些不同于以往的新因素。由于计划周密、实施得当，陈桥兵变基本是一次和平兵变，没有喋血宫门、伏尸遍野，更没有狼烟四起、兵连祸结，几乎是于无声息中便完成了改朝换代，创造了“不流血而建立一个大王朝的奇迹”（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赵匡胤率军入城时，“市井不动，略无骚扰”，城中百姓相贺曰：“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强制天下，未有德洽黎庶者。今上践祚未终日，而有爱民之心。吾辈老矣，何幸见真天子之御世乎！”赵匡胤以实际行动，向世人昭示自己并不想成为另一个短命王朝，而要“长保富贵”。远在四川的后蜀宰相李昊奏报蜀主：“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其在此乎？”由赵匡胤发动的兵变，虽也秉承五代传统，“以兵威强制天下”，但于其中蕴含着一种宽仁之风。王夫之说，宋太祖虽以兵起家，但“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以其理性、人道之风，荡涤了晚唐以来百余年的嚣陵噬搏之气，奠定了赵宋一朝“郁郁乎文哉”的宽仁和开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