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文化对西亚北非的影响

西亚、北非地区处于三洲两洋的交通要冲，中国陶瓷贸易的输出，推动了这一地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对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

根据研究表明，公元3世纪以后，中国帆船可能已经远航到波斯湾地区。与此同时，罗马商船从北非出发往东，以南印度和斯里兰卡为中转站，与中国船队进行贸易。唐代已经正式开辟了广州至波斯湾的航线，时间大致在公元8世纪后期。其航线是：从广州出发沿岸航行，经过马六甲海峡、斯里兰卡到达印度，然后再沿岸航行抵达波斯湾。

唐代后期，中国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从陆路将中国陶瓷运输到西亚及地中海沿岸。

在伊朗，出土唐代瓷器的地点比较多，如西拉夫遗址就出土了不少中国唐代瓷器，其中有橄榄釉粗瓷容器，有刻有阿拉伯人名字的四耳壶（疑为阿拉伯人定制）等。其他地方出土的，还有公元9—10世纪的越窑青瓷、10世纪左右的青瓷和青白瓷，还有邢窑白瓷、长沙窑瓷等。

伊拉克出土唐代瓷器的地点主要是在巴格达一带，当时输入的港口是巴士拉和萨马拉。出土物有唐三彩碗和盘、绿釉和黄釉罐残片、白瓷和青瓷片。在萨马拉还出土有公元9—11世纪的越窑瓷器、长沙窑瓷器和白瓷。

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标本，据不完全统计，大概超过1.2万片。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他的一本书中指出，这些陶瓷片制作的上限是公元8—9世纪的中国唐朝。

通过以上西亚、北非国家出土的中国陶瓷残片情况，我们可以认为中国陶瓷早在唐代就已通过陆路、海路到达西亚、北非地区，并且从出土情况来看，当时中国陶瓷的外销量还是比较大的，其中不乏人们日常使用的生活器具。

综观西亚、北非的中国传世陶瓷和出土陶瓷片的情况，形成一定的海陆贸易路线是在唐代。唐代以前应该也有贸易活动，但是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从唐代到清代，中国运往西亚、北非的瓷器贸易情况，与本土各窑口生产的周期性基本是一致的。西亚、北非作为中西陶瓷贸易交流的中转站，这一地区现存的陶瓷不仅有与中国贸易往来和作为礼品赠送的部分（图28-1、图28-2），还保留了一些与欧洲交流的陶瓷的痕迹。

图28-1　西亚细密画中描绘的进贡中国瓷器场景一

图28-2　西亚细密画中描绘的进贡中国瓷器场景二

由于地理、文化、民族、语言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近几十年来才针对西亚、北非地区的陶瓷贸易情况进行系统的实物对比、考古挖掘等研究工作。下面就西亚、北非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城市，对中国瓷器收藏和出土情况做简单的介绍。

一处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宫。托普卡比宫在1918年土耳其帝国灭亡后，被改成了博物馆，以收藏宫廷用具和珍宝，其收藏世界各地陶瓷共计1万件以上，其中有8千多件来自东亚。这些来自东亚的瓷器中，一小部分来自日本和泰国，绝大多数来自中国。这些来自中国的陶瓷珍品，大多数通过与中国贸易获取，另有少部分是其他国家进贡的或是来自中国的礼赠，也可能是战争中的战利品。托普卡比宫收藏的中国各时期陶瓷中，有些是孤品，有些是针对该地区定制的，以所藏的元代青花瓷最为有名。如这件元代青花八棱葫芦瓶（图28-3），高达60.5厘米，是托普卡比宫所藏元青花瓷器中最令人瞩目、体积最大的一件，也是世界上目前仅存的一件。

图28-3　元代青花八棱葫芦瓶

图28-4　埃及福斯塔特出土的部分中国青花瓷片

另一处是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埃及开罗附近的福斯塔特曾是公元9—14世纪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工商业贸易城市，兴盛于法蒂玛王朝，没落于马穆鲁克王朝。日本陶瓷学家三上次男先生曾分别于1964年和1966年两次对该地遗址出土的陶瓷片进行整理研究工作（图28-4），其研究成果著成《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一书。这本书记载了该地遗址出土中国陶瓷片的情况：“在收藏于福斯塔特遗迹仓库里的陶瓷片中，中国陶瓷片约有一万二千片。”“从这个遗迹中所发现的中国陶瓷片，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品质也很优异。”“这里发现的中国陶瓷片，包括从古代八、九世纪的唐朝起，直到十六、十七世纪的清朝为止。在这段时期中，中国制造的著名陶瓷，几乎都包括在内。”^[1]“在福斯塔特遗迹中，这种元代青釉瓷器的优质瓷片，出土了好几百片，虽然只是些碎片，但对于研究元代青釉瓷器，却是十分难得的资料。”^[2]

托普卡比宫的收藏和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非常有代表性地表明了古代中国与这一地区之间陶瓷贸易交流的频繁。

大量地进口中国瓷器，一方面说明当地的富足，也说明当时中国瓷器在这一地区受欢迎的程度。过去中国瓷器属于上层社会的奢侈品，与中国进行陶瓷贸易的直接影响，是从中获取高额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主要体现在瓷器的使用过程中，中国瓷器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图28-5、图28-6）。

图28-5　西亚细密画中描绘的盛宴用的中国瓷器一

图28-6　西亚细密画中描绘的盛宴用的中国瓷器二

我们先从这样几幅图片来看看，图28-7是一幅波斯细密画，画中描绘了当时宫廷赏乐的画面，画面中有来自中国的青花瓷瓶和碗，放置在比较显眼、醒目的位置，真可谓瓷与乐共赏。图28-8是一件由龙泉玉壶春瓶改制成的执壶；图28-9是一个由奥斯曼皇宫的能工巧匠镶满黄金和红宝石的中国瓷碗；图28-10是一件加配了银盖的明永乐青花大盘；图28-11是一件明代后期的青花瓷碗，被“隆重”地进行了加饰，成了令人惊叹的珍宝。从这几幅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西亚地区宫廷使用中国瓷器的情况。对瓷器的加饰，能很好地说明他们对中国瓷器的珍视及喜爱程度。

图28-7　在欣赏音乐时将中国瓷器摆放在最显耀之处(www.xing528.com)

图28-8　被改造加工成执壶的龙泉青瓷玉壶春瓶

图28-9　被奥斯曼皇宫工匠镶满黄金和宝石的中国瓷碗

图28-10　加配了银盖的明永乐青花大盘

图28-11　被加饰的中国明末青花瓷碗

中国瓷器输出对西亚、北非的另一个影响，主要体现在一种独特的伊斯兰文化现象中，即清真寺建筑装饰和墓葬。

《古兰经》明确规定不允许用人像来装饰建筑物，同时伊斯兰教义规定穆斯林的葬礼要从俭，不殉葬器物。因此，西亚、北非地区的清真寺和穆斯林墓柱喜欢用中国瓷器做装饰，如用瓷器装饰清真寺大殿的礼拜龛、天花板、门道及附属建筑。用瓷器装饰墓柱，一般在墓柱顶端安放中国瓷器，或在柱身上镶嵌中国瓷器，以及在墓柱周围的围墙或壁龛上放置或镶嵌中国瓷器。

由于中国外销瓷器价格昂贵，为了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求，在当地仿制中国瓷器（图28-12）蔚然成风。三上次男先生在《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一书中就描述了埃及仿制中国瓷器的大致情况：“在福斯塔特遗迹的仓库里收藏的陶瓷片，为数达六七十万，其中大部分都是埃及制造的。在这些埃及制造的陶器中，从某些方面看，约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中国陶瓷的仿制品。这种仿制品当然是在中国陶瓷输入以后随即仿制的。”^[3]这些国家和地区仿制中国瓷器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除材质是陶外，在外观上很难将它与中国瓷器区分开来。如图28-13，左图为埃及仿制品，右图为中国北宋龙泉窑的碗底。尽管只是黑白图片，依然可以看出两者形制的相似性。

图28-12　土耳其陶工仿中国青花瓷而制作的青花陶器大盘

图28-13　左为埃及仿制品，右为北宋龙泉窑碗底

中国陶瓷对外的传播及其影响向来是双向的，其中与西亚、北非陶瓷文化的交流更是如此。以元青花为例，有学者认为最初的元青花就是古波斯地区向景德镇定制的一种特殊瓷器，在景德镇，甚至曾有波斯工匠参与到元青花的制作当中。元代疆域广阔，为了发展对外贸易，适应西亚地区人们对瓷器的特定需要，积极鼓励来料加工，不仅使用产自西亚地区的青花钴料，还借鉴吸收了这一地区器物的造型和装饰特点，甚至与西亚地区陶工共同创造了日后行销九州、经久不衰的青花瓷器。从器物的体形硕大、装饰繁密等特征（图28-14），即可感受到元青花是当时东西亚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

图28-14　托普卡比宫藏的元青花多层装饰折沿葵口大盘

讲后练习题：

1.公元10—19世纪，中国运往西亚、北非的瓷器贸易情况与当地窑口生产的周期性是不一致的。（ ）（判断题）

2.中国元代青花瓷的发展成熟，与中国、西亚的陶瓷文化交流密不可分。（ ）（判断题）

3.埃及开罗附近的福斯塔特曾是公元9—14世纪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工商业贸易城市，兴盛于法蒂玛王朝，没落于马穆鲁克王朝。（ ）（判断题）

讲后讨论题：

请根据这一讲的内容，谈谈中国陶瓷文化影响欧洲的具体表现。

【注释】

[1][日]山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15页。

[2][日]山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页。

[3][日]山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