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中日交往在中国汉代时就已经开始。日本的文字、服饰、饮食、建筑都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制瓷业也受到了中国陶瓷文化的影响。

唐代强盛的国力和发达的文化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人仰慕大唐帝国的文化，在奈良时代（710—794）、平安时代（794—1192），日本朝廷先后19次派遣遣唐使赴中国学习，有外交使臣、医生、匠人、僧侣、留学生等共计3万余人。

唐代，中国的制瓷技术已经十分成熟，除了南方青瓷和北方白瓷两大体系外，还有邛窑、长沙窑彩绘瓷器和唐三彩陶器等器物品类。

日本使臣把唐三彩（图26-1、图26-2、图26-3）带回奈良，烧成古雅独特的奈良三彩（图26-4、图26-5、图26-6），成为日本代表性的陶器品种。至今唐三彩烧制的全套工艺，仍然保存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因此奈良三彩也被称为“正仓院三彩”。

图26-1　唐代三彩盖罐

图26-2　唐代三彩宝相花纹盘

图26-3　唐代三彩碗

图26-4　8世纪奈良三彩大盘

图26-5　8世纪奈良三彩钵

图26-6　8世纪奈良三彩壶

奈良三彩的出土地大多是寺院、神社等与祭祀有关的遗址，在京都、爱知、山口县等地都有生产的遗迹，并且奈良三彩的使用目的也因此出现了一些变化。三彩罐壶除了被用来作为骨壶，还被用于举行祭祀、佛教礼式。然而唐三彩中常见的骆驼俑、神像人等，在奈良三彩中已经没有了，说明日本人在制作奈良三彩时已进行了文化改造。

中国宋代的陶瓷文化对日本影响甚大。宋代和日本交往贸易的港口在明州（今宁波）、泉州、福州等地。通过频繁的通商贸易，大量的中国陶瓷输入日本，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比唐代有所增多。现在日本保存的大量国宝级陶瓷珍品，其中典型的器物有静嘉堂、藤田美术馆、大德寺龙光院所藏的曜变天目建盏（图26-7），均属这一时期从中国输出的精品。

镰仓幕府（1192—1333）北条氏开启了自博多至濑户内的海上交通，促使镰仓地区可以轻易获取中国陶瓷。这一时期中国运往日本的陶瓷主要有以下品种：浙江龙泉窑、福建建窑和泉州窑、江西景德镇窑和吉州窑、河北磁州窑等生产的青瓷、黑釉、青白瓷、黄釉、白釉褐彩、白瓷、白釉黑剔花等产品。

图26-7　从左至右依次为大德寺龙光院、藤田美术馆、静嘉堂所藏的曜变天目建盏

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大量输入日本，对濑户各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器物造型、刻花印花装饰方面，都有明显的仿制中国瓷器的痕迹（图26-8）。

伴随着禅宗在日本的传播和流行，日本人的审美品位也趋向古朴清寂。比如黑釉茶盏在日本大量出土，是顺应日本出现的饮茶生活习惯而大量进口的品类。拥有日本陶祖美誉的加藤四郎左卫门（藤四郎），十分仰慕宋代陶瓷，于公元1223年自九州博多港出发到达浙江、福建等地，学习陶瓷制作，并于公元1228年返回日本，开始传授制瓷技术，逐渐形成现今濑户地区较为兴盛的制瓷基础。

1976年在朝鲜半岛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域，当地居民捕鱼时打捞出几只瓷器（图26-9），经过考古研究推断为元代至治三年（1323年）以后的沉船。这艘船从宁波港出发，先抵达高丽，再开往日本九州博多港，这说明了元代中国通向朝鲜半岛、日本的海上航线，也印证了这一时期中日民间贸易的兴盛。船上装载有中国瓷器、铜钱以及带有元代地名“庆元路”的金属秤砣等。瓷器是大宗商品，种类繁多，有龙泉、景德镇、吉州、建州等窑口的青瓷、青白瓷、白瓷、黑褐釉瓷、白地彩绘瓷等品种。

图26-8　1312年的镰仓濑户灰釉瓶

图26-9　新安沉船出水中国陶瓷

奈良三彩属于陶器，日本真正烧制出瓷器的时间是在江户初期^[1]，比中国晚了一千多年。日本瓷器的创烧人是来自朝鲜的陶工李参平。文禄庆长战争（1592—1598）之后，李参平定居日本，带来了制瓷技术。正是技术的突破，使有田一带窑厂从制陶转向制瓷。1616年，当地人在佐贺县有田河上游的泉山发现了白瓷矿，同年烧制出白瓷和青花瓷。

在瓷坯素胎上用青花料绘制纹饰，挂釉烧制成蓝色纹样的瓷器种类，中国称为“青花”，日本称为“染付”（图26-10）。明代万历年间，景德镇生产的克拉克样式外销瓷，日本称为“芙蓉手”^[2]。据日本滕冈了一《明的染付》记载可知：“芙蓉手的青花瓷……江户时代也大量输往日本，不久被日本有田仿制。”

图26-10　17世纪后半叶的染付花鸟纹盘

日本不仅仿制中国的青花瓷，也仿制中国的釉上红彩瓷。酒井田家传的初代柿右卫门《觉》有如下记载：东岛德左卫门花费十枚礼银，在长崎向一位名为“志官（音译）”的中国人学习釉上红彩技法。经过柿右卫门的不断钻研，以中国彩绘瓷为参照，日本烧制的彩绘瓷上面常常绘有中国样式的纹饰，后来逐渐形成了典雅、疏朗、流畅的柿右卫门独特的彩绘样式（图26-11）。此外，日本还出现了古伊万里、古九谷等釉上彩绘技法，并形成了相应的艺术风格。

图26-11　17世纪柿右卫门样式色绘花鸟纹德利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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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12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金襕手团龙纹钵

江户时代（1603—1867），日本受中国景德镇窑、漳州窑等彩绘的影响，融入日本浮世绘与欧洲洛可可艺术风格，使用金泥、金箔制成华丽的金襕手（图26-12），受到日本及欧洲人的喜爱，其外销量甚至高达几百万件。

17世纪50年代，中国正值明末清初王朝交替的动荡时期，清初实行海禁政策，瓷器生产受到影响，出口锐减。荷兰东印度公司转向日本进口瓷器，大约从1650年开始，荷兰商人进口日本九州有田烧的瓷器，销往欧洲，替代了中国的外销瓷。

清初，由于日本制瓷技艺的发展，此时中日陶瓷文化交流已开始呈现双向互动和竞争的态势。康熙1684年解除海禁后，景德镇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仿制伊万里瓷，与伊万里瓷争夺欧洲市场。中国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以深厚的制瓷基础重新占据国际市场。

中国不仅在陶瓷制作技艺方面对日本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而且在饮茶文化方面也是影响甚巨。

日本茶道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公元8世纪。中国唐代茶文化传入日本，日本文化阶层开始出现饮茶习俗。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千利休创立侘茶，基本形式延续至今。（图26-13）

图26-13日本桃山时代的鼠志野龟甲茶碗

图26-14日本桃山时代的志野茶碗

日本茶道在形成之初，受到禅宗的影响，对于中国传入的物品有着浓厚的兴趣，如中国的陶瓷、绘画、书法。当时茶会房间里会用中国物品直接装饰，茶具都使用中国舶来品。

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茶道在日本普及为大众文化，茶具需求量增加。中国的天目茶碗、青瓷碗、茶叶罐及茶壶等均属贵重的日用品，一般百姓很难得到。诸多原因交织下，日本开始生产具有特色的国产茶陶^[3]（图26-14）、花入（日本茶道中的插花器）、茶入（小茶罐）、香盒等。千利休侘茶精神体现的是闲适悠然的茶道思想。因此，古朴自然的粗陶制品直接用于高雅的茶道。

《唐诗画谱》^[4]（图26-15），明末清初景德镇民窑的瓷器装饰有的直接以《唐诗画谱》为蓝本进行绘制。比如“泰兴”号沉船中有一件青花人物雪景图盘（图26-16），所画文人身穿白衣，策马缓行于布满雪的山道间，前面有书童引路，与画谱中“逢雪宿芙蓉山”的内容基本一致。

图26-15　《唐诗画谱》书影

图26-16　《唐诗画谱》之“逢雪宿芙蓉山”书影

《唐诗画谱》在日本宽永年间（1624—1643）传入日本，日本瓷工也以此为蓝本描绘瓷器。据日本学者荒川正明先生的考证，初期伊万里青花瓷中就有三例，如以《牧竖》为样本的吹墨牧童吹笛图盘；伊万里五彩瓷中有七例，如以《送人游湖南》为样本的青花五彩舟船纹钵。荒川正明还指出，这些以画谱为蓝本的瓷画所流露出的文人气息，与景德镇过渡期瓷器的装饰风格有较多的相似之处。

下面对本讲内容做个小结：

第一，中日两国交往历史悠久，人员往来频繁，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巨大。

第二，日本的奈良三彩、古濑户、有田烧、染付、彩绘瓷器都受到中国陶瓷技艺和文化的影响。

第三，日本对中国陶瓷文化的学习和借鉴表现在器物制作、烧制技艺和用器仪式等方面，这种影响与茶道生活方式传入日本密切相关。

第四，日本学习中国制瓷技艺的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购买阶段、订货阶段、仿制阶段、生产阶段。

第五，日本在学习借鉴中国制瓷技艺的同时，也成功地进行了本土化改造，烧制出有日本文化特色的伊万里、柿右卫门、金襕手等瓷器。

讲后练习题：

1.唐代，日本朝廷先后19次派遣遣唐使赴中国学习。奈良三彩就是受到中国________技艺影响而诞生的日本代表性的陶器。（填空题）

2.日本保存的大量国宝级陶瓷珍品曜变天目建盏，均属________代从中国输入的精品。（填空题）

3.在瓷坯素胎上用青花料绘制纹饰，挂釉烧制成蓝色纹样的瓷器种类，中国称为青花，日本称为________。（填空题）

4.日本以中国彩绘瓷为参照，烧制绘有中国样式的纹饰的彩绘瓷器，后来逐渐形成了典雅、疏朗、流畅、独特的________彩绘样式。（填空题）

讲后讨论题：

结合历史上日本瓷业对中国陶瓷技艺的学习和改造，谈谈日本陶瓷文化和中国陶瓷文化的关系。

【注释】

[1]关于日本成功烧制瓷器的起始时间，目前学界说法不一，但1616年的说法较为可信。

[2]芙蓉手，特指1603年荷兰人打劫葡萄牙船只截获的中国青花瓷器，后来运至欧洲，命名为克拉克瓷。克拉克瓷以一种周边多个开光的莲瓣形为特点，日本人将其称为“芙蓉手”。

[3]茶道使用的用具称为茶道具，茶道具中的陶瓷制品称为茶陶，其种类主要有茶碗、茶壶、水指（即水罐，用来盛水的道具）等。

[4]《唐诗画谱》，又称《八种画谱》，由明代集雅斋主人黄凤池编辑，是集诗、书、画于一体的版画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