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宝，又有“吉祥八消净”“吉祥八宝”“八吉祥”“八瑞相”等称谓，具体包括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双鱼、盘肠八种吉祥物，宣扬佛教的基本教理和教义。以清雍正时期制作的珐琅彩八宝纹法轮（图20-23）为例，工艺精湛，装饰图案富有层次，每一个八宝图案均含有特定的隐喻，体现了佛教艺术丰富的象征符号指向。八宝形象的来源与演进经古印度到汉地、藏地的图案诠释，由相观形，借色悟心，使图像符号的视域层级不断地加持着观想的增上缘，象征意义十分丰富。轮，初为古印度兵器，后被佛教吸收为法器，象征佛法永不熄灭，即“法轮常转”。法轮之辐数为八，象征着释迦牟尼“下天、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灭”八件事。法螺，按佛经上的说法象征释迦牟尼法音响彻寰宇的“妙音吉祥”。宝伞，本为古印度皇室贵族们出行时的仪仗用具，转为佛教遮蔽魔障，具有守护佛法的功能，象征“张弛自如，曲复众生”。白盖，佛教多指解脱烦恼，得到觉悟，藏传佛教则视为成戒定慧的象征。莲花，质本妙洁，“出五浊世，无所污染”，象征洁净澄明之境。宝瓶，在显、密二教中作为净瓶或灌顶法器，以修持福智圆满，灵魂永生。双鱼，隐喻佛经莲花王舍身为鱼以渡人的解脱之意。盘肠，如“卍”字，装饰佛胸前，表示威力强大。按藏族佛教八吉祥的说法，对此有许多精致的符号解说和功能运用。[5]
随着市井生活的繁荣，民国以来以各种乡土社会聚合的行业会馆，通过地方行业祭祀、赈济乐捐、仗义疏财、铺桥修路等慈善活动，进一步在佛教陶瓷造像上强化了明清时期士商并竞的风尚，从心理层面回应了几千年前阳虎对商人“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诘难，圆融了世儒“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义礼两难”的蹈难，佛儒在财富观上经过历史的调试后，更加符契《大学》之道的本义，即“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回顾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中国佛教文化之所以能与传统的儒、道并列，成为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与佛教本身的特点有关，另一方面与佛教在同中国儒、道等的冲突与互融中日益走向现实的社会人生，日益铸就其现实性的品格也是分不开的。佛教所蕴含的对人生永恒幸福的追求，在重视现实社会人生的中国这块土地上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6]
简而言之，神圣性与世俗性是哲学、宗教、艺术共通的两极。一方面，会馆行帮的乡土小传统反映了宋元以来江南手工业技艺的精进和市镇商业发展的繁荣；另一方面，从景德镇乃至东南地区同籍会馆商人常不惜重金在景德镇瓷厂聘良工定制，如福建会馆的弥勒、雕塑瓷厂的阔步行走之弥勒、天妃、马祖等造像，反映了人们内心深层次的宗教诉求，既有儒商供养佛像以图生意兴隆、招财进宝的求财心理，又有在世俗经济大潮中对传统精神乐善济世、宅心仁厚的自我诠释和伦理坚守。
对比弥勒图像由坐姿向站立阔步变异，直观根底不易的教义，中土瓷塑弥勒的善巧方便，与观音的“他力”相比，弥勒信仰倾向于“自力”，即自悟常、乐、我、净，教人“慈悲双运”的同时，挺立主体自我的乐观心地，这与《易》“厚德载物”的意蕴同理，“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
概言之，陶瓷器物与佛教文化相融而成的佛教陶瓷艺术，总体上以历史上的佛陀或信仰佛陀的遗教为主题，借助陶瓷这一材质力图以艺术化的理“矢”来引导美所牵引的心灵之“靶”，借悦目的身体感受性、赏心的性理精神性、宗教的神圣超脱性，来晋升艺术作品“成物”背后“成己”的力命层级。佛教陶瓷艺术的终极关切，意在手执尘世之术游心观物，以不同的作品形式使自己与他者皆能用之、赏之、玩之、戏之。佛之究竟与艺之境遇，在启示宇宙人生的殊胜义中窥见色相、秩序、节奏、谐和等，朗然返归于明心见性的第一义中。
讲后练习题：
1.回溯佛教陶瓷造像、佛教陶瓷装饰纹样的不断中国化，对当下实现传统文化__________、__________，宣导器物育人、格物德馨的核心价值，增强文化自信具有一定的经验启迪。（填空题）
2.四灵塔式罐融合了传统《礼记·礼运》篇所载“四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形象。（填空题）
3.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藏“明永乐甜白釉僧帽壶”与台北故宫藏“明宣德青花僧帽壶”在造型与装饰上达到了________与________的双重统一。（填空题）(www.xing528.com)
讲后讨论题：
请结合你的亲身感受和体会，谈谈你对瓷性、塑性与佛性之间关系的认识。
【注释】
[1]赖永海：《缘起论是佛法的理论基石》，《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5期，第50页。
[2]钮希强：《南北朝时期陶瓷纹饰中的佛教艺术因素——以莲瓣纹、忍冬纹大量运用为例》，《文物鉴定与鉴赏》，2011年第9期，第113页。
[3]张晶：《早期印度佛教植物装饰源流与传播研究——以莲花纹和忍冬纹为例》，《创意设计源》，2018年第1期，第14页。
[4][美]王静芬：《触地印装饰佛像在中国的形成与传播》，《佛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52页。
[5]扎雅·罗丹西饶活佛著，丁涛、拉巴次旦译：《藏族文化中的佛教象征符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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