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天学府：中国书院史话

书院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一定阶段的产物。确切地说，书院既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场所，是新的思想学说蕴育成熟的摇篮，同时又肩负着传播延续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使命。书院之所以能够兼容图书事业而没有流为图书馆，既渊源于私学传统而又不同于一般的私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源于传统而不囿于传统，它所产生的历史作用也已超越了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范围。它成为封建社会文化兴衰的象征和晴雨表，活脱脱地反映出一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文化的兴衰史。

中国传统的书院，从作用来讲，起到了学校教育与学术传播的双重功能。在书院兴盛以前，虽然也曾有过学术繁荣，学派众多，百家争鸣的局面，但都因为缺乏有效的传播方式而局限于一定的地理范围之内，难以发展与推广。如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以鲁国为最盛之地，当时求学于孔子的弟子来自四面八方，有鲁、齐、卫、吴等国。然而，尽管孔子当时曾仕于鲁、卫、并周游列国，但学术的传播因为没能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缺乏稳定性，故儒学之风依然集中于鲁。

而道家因为不主张置学设教，其学说也不过囿于宋、楚二地。墨家学说也大致在这一带。至于法家，除李斯为楚北上蔡人外，其代表人物都为三晋人，相距最多不过二百五十公里。

汉代虽有太学之兴，但是，官方总揽的经学教育却将活泼生气的儒家学说变为僵化刻板的教条以及无谓的文字游戏。到了六朝，社会动乱，学校时废时兴，士子难有寄生之地，学术自然更难繁荣。隋唐时期，实行科学制度，士子读书一味追求功名利禄，金榜题名而置学问研究于不顾，这就严重割裂了学校教育与学术发展两者的关系，致使学术的发展受到空前的阻碍。

这种局面直到书院的兴盛才被打破。书院不仅是主张讲学，同时还自觉地担当起发展学术与流播的使命，使书院教育变成了学术发展的策源地与传播基地。

当然，也并非一开始的书院就是这样，甚至到了北宋时期，著名的四大或六大书院，如白鹿洞，岳麓等也只是一般的教学与读书之地。它们之所以出名，无非是朝廷赐名赠额而己。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那些不甚知名的书院，如杜子野三鹿冈书院，李觏的盱江书院，曾巩的兴鲁书院等，这些书院除有一般的教学活动外，多少进行了一些诸如关于经书义理，务世之学的研究探讨。

直到南宋，一些成就卓著的理学大师们充分认识到学术交流与传播的重要以及书院自由讲学在这方面所拥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因而都十分热衷于创办和复兴书院。南宋理学大师陆九渊曾在象山书院对其弟子们说：“韩退之言轲氏之死不得其传，固不敢诬后世无贤，然直是至伊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说，但草创未为光明，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干当什事！”将光明前辈学者的思想学说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陆九渊正是通过在象山书院的讲学而完成了“心学”学派的创建。

湖湘学派创立书院，也是出于同样目的，其创始人胡宏在《碧泉书院上梁文》中有感于“尼父之志不明，孟氏之传几绝”，读书人只知道“千禄仕的盈庭，鬻词章而塞路。斯文扫地，邪说滔天”，因而他要“寻绎五典之精微，决绝三乘之流遁。穷理既资于讲习，辅仁式籍于友朋。”将学术研究与传播同书院“讲习”结合起来，十分有利于其学派的发展与完善。胡宏在湖南创办了湘潭碧泉书院，南岳文宝书堂，宁乡道山书院，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学者，更创立了具有影响的湖湘学派。他的门人张木式继其衣钵，担任岳麓书院山长期间，本着同样的精神，通过讲学而“致其知”，做到“德进业广”，将岳麓书院建成了湖湘学派的重镇。

其时，尤以朱熹的贡献为最大，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对于推动与促进学术发展，更是责无旁贷，他认为：“近年以来，习俗苟偷，学无宗主”，而“平日读书，只为科举之计”，士子仅仅“知有科举，而不知有学问。”要矫正这种流弊，朱熹认为必须注生研究儒家经典中的义理学问，将教学与学问相结合。为此，他极为热衷书院的发展建设，所到之处，或复兴修建，或讲学其中。据史料记载与朱熹有干系的书院很多。著名的如：庐山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铅山鹅湖书院，建阳同文书院等等。

再说明代，明代前期与北宋十分相似，因为朝廷扶植官学，提倡科举，书院便衰落。到中期以王守仁为代表人物的明代理学兴起。当时官学科举都以宋代程朱之学为宗，为摆脱程朱之学的影响，他选择了书院讲学一方式宣扬自己的学说，由此书院骤然大兴。

王阳明足迹所到之处，便立书院讲学以推广其说。有所谓“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的盛况，又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他“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可见当时影响之大。

在他过世之后，其弟子遍布全国各地，更是广设书院，大力传授其学，从而使王学风行于天下。至于明代另一位理学大师湛若水，也是“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陈献章），从游者殆遍天下”。

以上所述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尤其是南宋后期，学术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书院教育，书院的命运更与学术的兴衰休戚相关。学术大师们因为充分利用了书院来宣传与发展学术，不但繁荣了教育事业，而且使得学术流派的传布在地理上更为广泛。

作为学术研究与传播的基地，书院日常规章制度的制定自然要以学问为重，以便更好地完成这一光荣使命。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的跋文中曾言：“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己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以往学规之所以“浅”，在于其仅有“禁防”性质，而不重视端正学习目的，朱熹认为：“古者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己也。”明确表明了自己以讲究学问为重的态度。反对“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的功利之学。因而，他为白鹿洞书院所制定的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也就成了后世书院学规的指导思想与楷模，并从此形成了书院教育的重要特色。

从南宋开始，书院规约中对于学问推究，学派尊崇的规定，也使具体的教学工作相应出现了改革，这突出体现为书院的讨论式教学，即讲论结合，例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提倡讨论，常与学生质疑问难，“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如果说，这还是古人讲学遗风的延续，那么由此而产生的会讲形式，则是书院教育的一大发展。

书院会讲兴于宋而绵延于明清，宋代关于白鹿洞书院史料中便有记载。如《枕流桥志》中写道：“永嘉陈淳祖假守是邦，被命造朝，以书考曰谒辞鹿洞会讲。预者……诸生几百人。”后世书院会讲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将师生互讲和讨论作为一种制度而确定下来。清代靖道谟主持《白鹿洞书院》时，撰《鹿洞书院续规》，其中“会讲有期”一章规章：今拟于课文外，每月以初六、十一、廿一、廿六四日，为会讲之期。每会于日刻齐集讲堂，终未刻而罢。以五人为率，人讲书一章，主讲就所讲之书问难扬榷。有奇共赏，有疑其析……盖讲，以讲其平日之所习；习，即习其平日之所讲。交互发明相观，而善于以尊所闻，行所知，德业有不进于高明光大者乎？即非会讲之期，各有所，无妨不时相商。”这种平等自由的研讨氛围，对于启发学生的创造性，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十分有益。更为重要的是，它极大推动了学术研究朝着健康，和富有生机与希望的方向发展。

我们知道，封建时代的官方教学往往以维护其统治秩序为主要目的，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都是千篇一律，刻板因循，在这种教学与研究环境之中，学术研究势必走向僵化与衰落。书院则不同，虽然也存在着官学化的倾向，但这种自由讨论的良好学风与会讲制度却一直延续了下来。

史载最早的会讲就是朱熹与张木式的岳麓书院会讲，两位理学大师就彼此都关心的学术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互有借鉴与影响，对于完善各自的思想理论体系无疑大有帮助。此外，当时与朱、张齐名的陆九渊，在学术思想上更是自成一派，与朱之读书穷理相反，主张发明本心，六经注我的心学。经吕祖谦撮合，曾于江西信州鹅湖寺展开面对面的讨论，争执不下。尽管主张不同，朱熹仍然邀请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学，二人“同升讲堂”，展开交流。

到了明代，书院教育中出现了一种程式更为健全与完善的讲会制度。纵观史料所载，书院讲会之盛，正是与明代理学大师王守仁的大力提倡分不开的。《明史》记载：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可见王学在当时的影响以及讲会的盛况。

与会讲相比，讲会具有一套更为完整的组织形式，后世书院的讲会实际上已涵盖了会讲，发展成一种其有严格制度的学术集会或组织。对于讲会日期都有明确的规定。一般分为年会，月会两种。如紫阳书院讲会，大会定于每年九月十五日朱熹生日，或三月十五日朱熹忌日举行，每年大会一次或两次不定。月会则每月初八，廿三各举行一次，会期均为三天。而且，参加讲会者必须履行一定的手续。如《紫阳讲堂会约》中规定，凡有入会者，必须先有“会中老成”为之介绍，凡喜欢谈论佛道家学说，或主张三教归一之说，以及表面是一副儒家面孔，背地里信佛者，不得入会。至于说：“渎乱人伦，不矜名节，及为名利奔竞公门，居闲作证，语言无实，刀笔讼师，一切所为有妨名教”者，更要严加禁止，“勿令入会。”可见规定是很严格的。

讲会的另一特点是以学问为重。书院之所以能补官学之不足，本就在于它不以词章帖括为业，而以学问推究为重。这一点在书院讲会之中更是予以充分发扬，如顾宪成《东林会讲约》中认为讲会之第一大益处就是“专以道义相切磨”。另有“会以明学，学以明道”之谓。(www.xing528.com)

讲会上推崇平等论学，互相砥砺，取长补短的学风。不允许意气用事，这样有助于提高学问修养，达到互相学习，促进的目的。如东林会约要求与会者“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顾宪成将其归为九益，认为“一人之见闻有限，众人之见闻无限”，因此“一堂之上，雍雍济济，能彼此互相严惮，有余师矣；能彼此互相切磋，有余友矣。声应气求，随取随足，孰近而孰易焉。”形象地说出了讲会对于促进学术交流，开阔视野，发展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

再有讲会也是社会与书院学术活动的纽结，书院讲会一方面将书院的学术活动推向高峰，另一方面，因为它面向社会，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及社会影响。如明代虞山书院就规定虞山会讲来者不拒“无论是年老，年少”也无分乡约、公正、粮里、市井、农夫，无分僧道游人，无分本境地方”，只要“果胸中有见者，许自己上堂讲说。”由此可见，讲会也是儒家普及社会化教育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儒家思想之所以在佛道盛行情况之下仍然能够深入人心的一方面原因。

讲会把书院教学与社会的学术活动联结起来，其所产生的影响与意义超越了书院讲学本身的范围，体现出书院的进步的社会属性。

以上，我们主要从书院作为一种教育机构，为儒家学术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儒家文化在学术思想上主要表现为两大流派，一是宋代的程朱理学，另一个就是明代的心学，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书院成长的兴衰历程同时也伴随着这两派理学的发展历史，宋明两代的理学大师们同时也正是书院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成功的实践者。

书院以推究学问而兴盛，同样也因此而屡遭厄运，宋明清三代统治者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对书院进行压制或禁毁，然而书院从未被禁绝，相反却是发展蓬勃，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于是历代统治者只得从总体上加强控制与引导，使之走向官学化的道路。这也恰恰证明了书院历史作用的不可替代性，或许从数字上更能明确地显示出这一点，据有关资料统计，宋代共有书院397所，元代共有227所，明代共有1239所，至清代发展到1900余所。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粗略的统计，据更新的研究资料显示，历代书院的数量远不止这些，清代就超过2000所。

我们再从书院的分布范围来看，对此有人作过统计：宋代书院主要集中在江南一带，其中以江西、湖南、浙江、福建为最多；元代仍以江南一带分布为主，但已扩展至黄河流域；明代以三流域为多，分布却已涉及全国省区；清代则已遍布全国，甚至包括边远地区和台湾。

更令人注意的是，书院对于儒家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并以此促进当地民族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早在宋代就曾于少数民族地区建过黎洲玉渊书院等，但为数很少，明代在这方面有所发展。以湖南为例，湘西是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地区，史有“五溪蛮”之称，加上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地方文化在明清之前比较封闭落后，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压迫欺凌，历史上反抗起义之事此起彼伏。明清统治者为从精神思想方面进一步加强控制，便在文化教育上想办法。于是在官方支持下，当地先后设立了府、县学宫。同时书院也像雨过春笋般蓬勃地发展起来，先后有虎溪、崇正、让溪、龙山、酉阳、鹤鸣等十五所之多。其中以设在沅陵的虎溪书院为最著名。王阳明复官回京路过此地，曾停留在虎溪书院讲学，并与当地人往来论讲，一时四方来学者众多，这对改变当地封闭落后的文化面貌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湘西以北的永顺县是土家族聚居之地。元代实行土司制度，推行歧视的愚化政策，不许土民读书识字，文化教育更无从谈起。明时，朝廷下令“土司及士官子弟，凡要承袭土职者，必须入学，不入学者不得承袭”，至此，才有土司子弟就学，明万历年间，一位开明土司彭元锦于土司衙署所在地福石城，建立了当地第一所书院——若云书院，专供土司及士官子弟入学，同时在官方推动下，以“敬宣圣化”为目的的书院也得以建立，如崇文书院与灵溪书院等，从而为当地培养了大批人材，极大推动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地展。

湘南江华地区，历史上因为地处边陲，交通闭塞，文化十分落后。宋代各姓瑶民迁来此地，散居深山丛林之中，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直到清代，官府以“归化新民”为目的，开始在当地发展教育。随之书院开始设立。据史料记载，乾隆九年邑令陈嘉谷建秀峰书院 于锦岗，同年还筹建锦旧书院，这给当地的瑶族文化教育带来了很大影响。

历史的规律是这样，文化落后的民族在武力上征服文化先进的民族之后，在文化上却必然要被先进的民族所征服，这也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满清政府也是如此，它要统治天下，就不得不利用汉族先进的儒家文化来加强其思想精神上的统治与控制。因而，清初朝廷便正式下令各省省城设立书院。清代书院与官学一样，成为当时主要的教育机构。而且，由于清代只设府县学，而不设省学，书院在各省城实际上代替了省学的地位，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东北是满族的发源地，清时这里也陆续建有书院，对满族文化影响很大。如嘉庆十九年，将军富俊在今天的吉林市，为满族子弟创设了白山书院，供八旗子弟读书。又如龙城书院，康熙十五年由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将军哈达上奏建议设立，获准，赐“龙城书院”名，收八旗子弟为生徒教之。这些措施虽难免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倾向，但客观上也促进了满族文化的进步，而且有利于满汉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书院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虽然带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但更与人们对教育意义的认识不断深入有关。书院在推动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落后民族文化素质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从文化层次来分析，乡里民俗文化一直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儒家的道德准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伦理文化的普遍概括与升华。因而，处于较低层次的乡里民俗文化对于整个社会主导文化的构成与发展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实际上，中国传统教育的全部内容，并不仅仅是针对特定阶层的少数人，并不限于正规的学校教育，而是包罗了面向大众的教化，它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对普通百姓进行封建伦理的驯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书院教育也常常与乡俗教化相融通，甚至为乡俗教化所利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乡俗教化机构。为儒家文化教育的深入进行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比如宗族性的书院，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这类书院在唐时便有出现，至清代仍有继续。

比如，唐大顺年间陈氏义门建立的义门书院便是一所宗族性的书院，据史料记载，陈崇做江州长史时，为维持本族的繁荣和睦，教育子孙，设立了这一书院“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以永保宗族的繁盛与谐和。这所书院在当时影响颇大，据《湘山野录》记载，所谓“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不仅收本族子弟，而且更面向社会。

中国古代的宗族书院绝不仅仅这一所。宗族办书院有它自己的方便条件，如村族大多有自己的族田及资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灵活地选择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建筑材料和人工也便于因地制宜。

收院教育本不以身份取胜，较具平民教育的色彩。而宗族办书院更加不分贫富，利于本族子弟就近入学，多出人材。是故宗族书院得以长久维持，也就不难理解。

书院这一广泛的社会教化功能并不仅仅表现于宗族书院的存在，后世许多名儒大师都曾积极利用这一特点，使自己的主张学说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是最为广泛的民间大众得到推广与普及，明代大儒王阳明在这方面就是一位典型人物。

早在被贬贵州龙场时，王阳明就认识到通过教育来移风易俗的重要意义。在龙冈书院讲学时，他十分注意下层社会的风俗教化，引导当地居民学习封建礼仪，深受当地人们的尊崇。在此后的讲学生涯中，他也一直非常注重兴社学，办乡约等社会教育的实践活动，在居越期间，曾指导弟子创办中天阁社会，安福惜阴会等社团组织，并鼓励弟子“用百姓日用指点良知。”充分体现出对世俗教化的重视。在其影响下，他的弟子大多在讲学活动中注意下启“市井愚蒙”，切近民间实际生活，即“百姓日用”，以至于王门之教在明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他也把乡俗教化纳入了书院教育的范围，在客观上发挥了书院的社会文教功能，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从以上文字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书院与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事实上书院始终与封建社会后期（指南宋以后）儒家思想的发展休戚相关。无论在其纵向的发展以及横向的传播两个方面，书院都发挥着其它任何一种封建教育机构，包括官学都无法替代的功能，这也正是它的历史使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