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天学府：宋代岳麓书院的完善与发展

北宋年间，长沙为潭州治所。开宝六年，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当时官学未兴，“士病无所学”，有人建议在长沙创办书院，而麓山有着幽雅的自然环境和智办学的基础，自然成为书院院址的最佳选择，因而，朱洞便将僧人兴办的学校变为由官府支持的书院，是为岳麓书院之创建。岳麓书院虽非官学，但其创建却是与官府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一开始便具有官方性质，正是这一特点，使它得以在岳麓山这个寺庵林立的地方延续和发展下来。

岳麓书院创办之初，便产生了很大影响，南宋学者陈傅良《重修岳麓书院记》中记载，自朱洞创院后，“五六载之间，教化大洽，学者皆振振雅驯，行谊修好，庶几于古。”肯定了岳麓书院兴办的卓越成效和重大意义。

北宋之初，海内书院兴起，当时著名的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县的嵩阳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的石鼓书院，以及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等等。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岳麓书院在其兴办之初，便得以迅速发展，并产生很大影响。

然而，倡办书院的太守朱洞离任后，岳麓书院因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出现了“诸生逃散，六籍散亡，弦歌绝音，俎豆无睹”的冷落局面，直到二十多年以后，即咸平二年，的潭州太守李允则重新扩建书院，才使它恢复了活力和生机。

李允则是北宋年间一位颇有作为的政治家，在他担任潭州太守期间，地方上出现了“千里耕桑，涸辙得水”的繁荣兴旺局面，除此而外，李允则视文教为政之本。他决心从修建一度冷落的岳麓书院入手，发展地方的文教事业。

北宋诗人王禹偁的《潭州岳麓山书院记》记载了这一重建经过：公（李允则）询问黄发，尽获故书，诱导青矜，肯构旧址。外敞门屋，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序以客次。塑生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华衮珠旒，缝掖章甫，毕按旧制，俨然如生。请辟水田，供春秋之释典；奏颁文疏，备生徒之肄业。”这段话表明李允则是在对旧院进行过一番调查清理之后，加以扩建发展，使之成为一所颇具规模的书院，并形成了讲学、藏书、供祀三个基本规制。这三者又被称为书院的“三大事业”，李允则扩建书院奠定的这个基本规制，在全国书院中是比较早的，因而又为其它书院所仿效，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

其后，李允则进一步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发展，如为书院修建广舍宇，并请得国子监的《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这也是岳麓书院首次得到朝廷的赐书。

李允则的扩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著名诗人王禹偁称赞说：“使里人有必葺之志，学者无将落之忧。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人存政举，岂系古今；导德齐礼，自知耻格。”他称赞岳麓兴学之后，使这素来被称为“风化陵夷，习俗暴恶”的“荆蛮”地区，成为了孔孟的家乡“洙泗”和“邹鲁”，肯定了书院在文化、教育和学术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湘阴人周式任书院山长。他是书院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任山长，在周式主持书院其间，是岳麓书院在北宋最繁荣的阶段，据朱熹《南岳处士吴君行状》记载：“长沙故有岳麓书院，国初时，郡人周式为山长，教授数百人。”正是由于周式办学成绩卓著，受到了宋真宗赵恒的接见。

宋真宗赵恒是北宋第三个皇帝，在位二十五年间，推行重文取士的政策，推崇儒学，重视文教，尤其关心各地书院的建设，祥符二年，真宗曾颁诏新建应天府书院并赐额；祥符三年，赐九经给太室书院（即嵩阳书院），这都是对书院的具体支持和鼓励，尤其是祥符八年，他还亲自在便殿召见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北宋书院虽常常受到朝廷赐书赐额，但山长受到皇帝召见却很罕见，可见周式所受礼遇之高，真宗想任命周式为国子监主簿，留在宫中讲学，但他无心在朝廷为官，坚持回山执教，真宗为其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并赐给对衣鞍马，内府书籍。亲书“岳麓书院”匾额，留存至今。

宋初重视科举而不重视兴办学校，这是学院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但仅仅依靠书院，并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对文化教育的需要，也不能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况且只兴科举，不兴学校，只会引起士子贪图名利，浮燥虚夸的不良风气，一些有识之士纷纷要求政府兴办学校。这样，北宋中后期大规模持续的兴办官学运动兴起了。

官学的兴起，官学地位的提高，导致了人们对书院教育的冷落。一些书院在这时改造成官办的州县学，如河南的应天府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湖南湘阴的笙竹书院等，宋人洪迈曾说：“及庆历中，诏诸路、州、郡皆立学，设官教授，则所谓书院者尝合而为一。”岳麓书院也未能得以幸免，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了书院和官学的“合而为一”。

北宋后期，岳麓书院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被纳入到“潭州三学”的官学教育体制中去了。

《宋史·尹谷传》载：“初，潭士以居学肄业为重。册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岳麓书院生；又积分高等，升岳麓精舍生。潭人号为三学生。兵兴时，三学生聚居册学，犹不废业。”文中湘西岳麓书院即指湘西书院，它与岳麓书院关系十分密切。岳麓精舍即是岳麓书院，明代所编《岳麓志》中也有关于“三学”的记载：“宋潭士目居学读书为重，岳麓书院外，于湘江西岸复建湘西书院。册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书院生；又分高等，升岳麓书院生，潭人号为三学生。”由此可见，“三学”即指潭州册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的三位一体，分为三个等级，册学考试优秀者，升湘西书院，湘西书院考试成绩优良者，才升入岳麓书院，看起来，岳麓书院是“三学”中的最高学府。

与官学的“合而为一”，反映了岳麓书院的官学化倾向。同时也要看到，岳麓书院成为“三学”中的最高学府，说明它在教学水平和师资力量方面，已高居于纯属官办的州、县学之上，官办的州、县学无法取代它的重要地位，这是它能够延续九百年办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公元1126年，金军包围开封，次年俘徽、钦二帝北去，北宋灭亡。高宗赵构即位于归德，是为南宋。

南北宋之交，战火不断，岳麓书院也未能幸免，于绍兴元年，即公元1131年毁于战火，原址变为一片废墟。以后虽有人提议修复，都未成功，直至1165年，刘珙担任湖南安抚使来到潭州，才使岳麓书院再一次呈现出兴盛的局面。

在政治上，刘珙是主战派，力主抗金，曾因触怒秦松而遭驱逐出京。同时他深受理学影响，以崇儒重道为己任，因而在知潭州期间，他“葺学校，访雅儒，思有以振起。”当有人提议重建岳麓书院时，马上得到了他的肯定：“是故章圣皇帝加惠一方，本劝励长养以风天下者，亦可废乎？”即命人主持其事，不久书院再次落成，并“肖先圣像于殿中，列绘七十子，而加藏书于堂之北”基本保持了书院原有规制。

刘珙一向敬佩张木式，曾多次上书推荐，认为“张木式学问纯正”因而委以书院主教的重任。

张木式，字敬夫，四川绵竹人，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刘珙重修岳麓书院时，他曾前往观看，因“爱其山川之秀，栋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为会友讲习，诚莫此地宜地。”所以愉快地接受了主教岳麓的任务。

在文章中，张木式明确表示他办学的指导思想是：“盖欲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要培养出“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的经世之才。而不是让学子们“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亦非“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己”，这说明张木式在教学上反对科举利禄之学，主张经世济民，学以致用的教育理想。

为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张木式十分强调求仁的重要性。他认为：“仁，人心也，率性立命，位天地而宰万物者也。”同时又承认求仁并不是十分容易的，因“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毫厘之差，霄壤之谬，此所以求仁之难，必贵于学以明之欤？”因而兴办书院，倡导教学，就是为实现“求仁”以培养人才。由于张木式重义利之辨与人格培养，教育出了一批经深晓民族大义，坚持抗金，抗元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

张木式的教学法亦很有特色，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循序渐进”。即“所谓循序者，自洒扫应对进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及远，自粗以及精，学之方也。”这个“循序渐进”包含了学问以及道德函养两方面的内容，如岳麓学生李埴曾经性情急躁，张木式便“戒以勿急于求成，自是循序渐进。”是故湖湘弟子大多学问踏实，不务空谈。

（二）“博约相须”。在致学方法上“博”与“约”的关系方面，理学家们向来看法不一。张木式认为：“然而博与约实相须，非博无以致其约，而非约无以居其博。……博文而约礼，圣人之所以教人，与学者之所以当从事焉者，亦无越乎此矣。”这就强调治学要在广征博览的同时做到深入系统，既要克服专务“博”而流于庞杂的毛病，又要避免专务“约”而导致空疏的缺点。

（三）“学思并进”张木式在《论语解》中指出：学习与思考应该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只是学习吸收而不知思索，则无所创造发明，然而只知道思考而不学习，则学问必然没有根据，不踏实，所以“二者不可不两进也。”

（四）“知行互发”。张木式痛恨当时一些人专务空谈不尚实践的恶习，强调知行结合，“二者互相发之”即指知与行互相依赖和促进。他认为致学应该是“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是知尝在先而未尝不随之也”虽然他主张“知先行后”，但同时也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这是针对当时虚浮不实的学风所提出的批评。

（五）“慎思审择”。张木式反对盲目读书，强调独立深入的思考精神。他认为“所谓观书，当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所在。如其可取，虽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其可疑，虽或传以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这种强调踏实认真，不因庸人之言而废，不因圣贤之言而立的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张木式主教岳麓之后，学术上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的儒家主张，使这里成为一个重要的理学基地，开创了它传习理学的传统，对岳麓书院务实学风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

南宋乾道三年，岳麓书院迎来了在其历史上少有的盛事，理学家朱熹专门从福建来此访问，交流学术。这件事对岳麓书院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元代理学家吴澄《重建岳麓书院记》中所称：“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

朱熹、张木式的学术思想分别代表着南宋理学的两大流派，因朱熹主要在福建一带讲学授徒，故其学术被称为闽学；而张木式主要在湖南一带传学，故称之湖湘学，两个学派各以地域命名，在学术上也确有自己的特点，在此之前，他们二人已早有学术交往，那是三年前，张木式扶父亲之柩经过豫章时，朱熹恰好在那里，并登舟吊唁陪送至丰城，二人在舟中面谈了三日，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二人又不断书信往来，讨论学术问题，并盼望着能够有机会再次面谈，尽抒所见。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乾道三年八月的一天，朱熹不畏旅途遥远从福建崇安启程，在学生范伯崇、林择之的陪同下，在九月八日抵达长沙，之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讲学活动。朱熹在当时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来听他讲学的人很多，盛况空前，以至有“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也开创了岳麓自由讲学的风气。(www.xing528.com)

朱熹与张木式二人不但于讲堂之上切磋讨论学术问题，而且相携同游名山胜地。可见其交谊之深。游岳麓山时，二人互相唱和，并相联咏。如在赫曦台上朱熹吟道：

泛舟长沙渚，振衣湘山岑。

张木式和道：

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

怀古北士志，忧时君子心。

朱熹又和道：

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

和诗表现了他们对宇宙的探索精神和忧时患世的情怀。

朱熹此次来到岳麓，留下许多珍贵的资料。亲手书写的“忠孝廉节”，明代保留在尊经阁，清道光时嵌刻于讲堂。所作《赋答南轩》诗作手迹也在清代刻于石碑。此外，他当年在“道乡台”、“翠微亭”的题额和“极高明”、“道中庸”手书，也多被后人保留。书院门前的“赫曦台”和湘江岸边的“朱张渡”，在今天也都成为古迹。

朱、张岳麓会讲主要围绕着“中和”的问题展开讨论所谓“中和”根据《中庸》一书中的解释就是：“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就是说如何使人们的行动情感都能符合儒家的伦理规范。“中和”问题也是理学家心性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朱熹说，他早年从学于延平李先生时，就想得到关于“中和”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幸的是“未达而先生没。”听说张木式从学于衡山胡氏，所以不远千里，特地前来，希望能从此解除心中的疑惑。

朱张讨论十分热烈，据侍行的范伯崇说：“三日夜而不能合”这次讨论的结果似乎是朱熹接受了张木式湖湘学派的观点。朱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去冬去湖湘，讲论之益不少。然此事须自做工夫，于日用间行往坐卧处，方自有见处。然后从此操存以至于极，方为已物尔。敬夫（张木式的字）所见，超诣卓然，非所可及。”可见其接受了张木式的湖湘学派于“己发”的“月用间行住坐卧处”求“未发”之中的观点，即主张首先观察认识而后履行操持之说。

朱熹接受了湖湘学派的某些观点，还可从他送给张木式的诗中看出来。如《二诗奉酬敬夫赠言并以为别》中写道：“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妙难名论。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万化自此流，千圣同兹源。旷然远莫御，惕若初不烦。云何学力微？未胜物欲昏……”朱熹说他正是从张木式那里知道了乾坤运转的道理。诗中所谓“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这个“本根”即指太极，也是指未发的性。“酬酢处”见“本根”，也即在“己发”中见“未发”，这岂不正是湖湘学派的观点。

在此之后，朱熹的观点又有所发展改变，张木式也在很多问题上与朱熹认同，可见他们的影响是相互的。这种互相切磋，互相影响，十分有益理学的发展，因此朱张会讲也就被传为佳话。

张木式死后，其门生弟子多师承其他学派。由于湖湘学派本身具有经世致用学风的特点，所以其弟子大多接受了事功学派的观点。事功学派反对空疏的性命之学，主张作事建功，开物成务，学以致用。《宋元学案》中也说：“南轩卒，其弟子尽归止斋。”止斋即是事功学派代表人物陈傅良，被学者们称为止斋先生。正是由于湖湘学与事功之学的融合，违背了理学的正统，所以引起朱熹的不满，批评这是一种“没头没尾”的学说。十多年后，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到潭州时，除公务外，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重新整顿岳麓书院。

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朱熹再次来到潭州，与上次朱张会讲不同，这回他是来此做官的。赴任途中，老幼扶携前来观看，致使道路拥挤，几不可行，可见他在当地的影响。其上任的主要职责是镇压湖南少数民族的起义。据《宋史》本传载：“会洞獠扰属郡，遣入谕以祸福，皆降之。”朱熹采取了镇压与安抚结合的策略，平息了风暴。岳麓书院右侧原来还有所谓“谕苗台”，即为此而建。

朱子任职潭州期间，所做的最为后世所称道之事还是兴学岳麓。他在《潭州到任谢表》中写道：“学兼岳麓，壤常洞庭，假之师之职，贵以治教之功。明确表示要兴学岳麓，在治教方面有所作为。他对于事功学派的影响十分不满，认为岳麓“讲论废息，士气不振”，决定从繁忙的公务中抽出时间，整顿振兴岳麓之教。

首先，他聘请自己的两个学生黎贵臣、郑贡生分别担任书院的讲书职事和学录之职，以保证书院办学能贯彻他的思想意图。

其次，增加了额外学生十名，他有感于许多远道而来的求学者来此无处栖身，因而特意别置额外生名额，其廪给与郡庠相等。

第三，颁布《白鹿洞书院揭示》于岳麓书院，保证其办，学方针和教学思想的贯彻实行。正是从这开始，岳麓书院有了最早的一个正式学规，这对书院的教学、学风产生较大的影响。

第四，重修岳麓书院。据明代杨茂元《重修岳麓书院记》，“时刘公所创书院，岁久寖圮，公（指朱熹）修复之，更建于爽山岂之地，规制一新焉”。朱熹来潭州之前，就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谈论岳麓书院的规划修整事宜，十分关心书院建设。

第五，托人新修湘西书院。湘西书院与岳麓书院同毁于绍兴兵火。中间虽经南宋刘辅之重建，然而历年既久，早已破旧不堪。朱熹非常希望它能够重新得到修建，认为“皆关名教”因此，湘西书院不久得以更新。

另外，朱熹还为岳麓置学田五十顷，乞赐九经御书，甚至对安排书院的斋舍、几案、床塌等等细微末节，无不亲自过问，一一处理。

此次朱熹在长沙虽然任职时间很短，而且官务繁忙，但仍坚持过江讲学。其《年谱》载：“文公常穷日之力治郡事，夜则与诸生讲论问答，略无倦色，每训以切己务实之学，恳恻周至。”他告诫学生说：“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并指出书院如果还不如官方设立的州学，就没有必要在州学之外另建书院。朱熹的讲学在当时影响很大，来学者日众，以至“座不能容”。

岳麓书院自从张木式主教以后，就成为以张木式为首的湖湘学派的学术基地，又因朱张之间“志同而心契”的亲密关系，同时又多受朱熹之学的渗透和影响，尤其是张木式死后，其弟子又多从学于朱熹。如张木式的弟子张巽，曾经长途跋涉往福建武夷山拜谒朱熹。朱熹两次来到湖南，在岳麓培养了一批弟子，他们之中不乏品学出众，大有作为之士，他们为发展湖南地方书院，普及教育，传播学术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张木式培养的湖湘弟子中，尤其不乏人才。醴陵人吴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二十三岁从学张木式，受到他“吾道知不孤矣”的赞誉。在朝廷为官后，他力主抗金，反对和议。开禧年间，韩侂胄组织北伐，准备收复中原，吴猎为此做了大量的战前准备工作，其中包括“请号召义士保边场，刺子弟以补军实”，“动员良家子弟以卫府库”，又赈济江陵饥民，安定民心，稳固后方。战争开始后，吴猎又亲临战场指挥，他临危不惧，调度得法，使战斗取得了胜利，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被《宋史》称为“一时之英才。”

南宋后期，理学受到了朝廷的肯定与提倡，一些著名理学家如朱熹、张木式，周敦颐等相继受到封谥，随着理学地位的提高，传播理学的书院又一度兴盛起来。

史料记载：“宋自白鹿、石鼓、应天、岳麓四书院后，日增月异。书院之建，所在有之。……至理宗时尤伙。其得请于朝、或赐额、或赐御书及间有设官者，应天有明道书院，徽州有鹤山书院……”。可见当时书院建设的盛况，岳麓书院在这一时期自然也得到很大发展。据《玉海》卷167《宫室·院上》载：“淳六年赐御书岳麓书院，四字揭之中门，书院南风雩亭之下，别建湘西书院。”这是岳麓书院继真宗之后，再次得到赐额褒扬，对于岳麓书院传播发扬朱张理学，起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南宋末年，蒙古贵族挥兵南下。在激烈残酷的抗元斗争中，岳麓子弟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勇敢无畏，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公元1275年九月，即南宋德元年，元兵围潭州，形势危急。湖南安抚使李芾率军民固守数月，矢尽粮绝，以致于罗雀掘鼠充饥，但终于难以维持。除夕元兵登城，当时已被授官衡州尚未赴任的岳麓弟子尹谷也参加了守城战斗，最后举家自焚。其时岳麓书院诸生也大都投入了这场严酷斗争，《宋史·尹谷传》载：“初，潭士以居学肄业为重，……兵兴时，三学生（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聚居州学，犹不废业，谷（指尹谷）死，诸生百人往哭。城破，多感激死义者。”《宋元学案·丽泽学案》中也记载：“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什九！惜死者姓名多不可考。”《元城学案》又记载：“南轩先生岳麓之教，身后不衰。宋之亡也，岳麓精舍诸生乘城共守，及破死者无算，惜其莫可考见。”由此可见，在这场残酷激烈的抗元斗争中，岳麓诸生最初仍然坚持读书，不废学业表现出，镇静从容，涵养有素的儒者气概。在战争激烈时，他们毅然投笔从戎，荷戈登城，投入到守城战斗中去。绝大多数学生在这场战斗中壮烈牺牲。

湖湘弟子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爱国主义精神，正是他们平日所受教育熏陶的结果。周谷城先生《中国通史》列举了岳麓诸生等抗元斗争事实之后写道：“即上四端，已可概见两宋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爱国情绪，抗战决心矣。凡此虽不必尽是理学所直接培植出来的；但理学所亟欲培植的却不能不包括这种精神在内。”肯定了这种民族意识，爱国情绪和理学教育的关系。

此后，岳麓诸生继续坚持抗元斗争，景炎二年，张木式的后代张唐联合赵王番、张虎等人在邵阳，永州一带起兵，收复了衡山、攸县、湘潭等县，与爱国英雄文天祥遥相呼应。第二年，张唐等人兵败被俘。当元朝官员前来劝降时，张唐大义凛然地说：“今日降，何以见我祖魏公（指张浚）于地下！”表现出了可歌可泣的民族气节。

宋代，尤其是南宋，是岳麓书院学术昌盛，人才辈出的时期，诚如上面所介绍的，岳麓书院教育的成功，为理学的繁荣，尤其是对湖湘学的发展与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奠定了它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以及学术思想史上突出的历史地位。这一时期，也成为其发展历史上的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