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洞天学府，中国书院史话

长沙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春秋战国时既已成为楚国重镇，秦时设长沙郡，汉置长沙国，此后历朝的州、郡、府、省建制，长沙均为首府所在，一直是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岳麓山又称灵麓山，其主体南北向绵延长达四公里。主峰周围，群山环绕，气势磅礴，被称为“高明广大，具岳之体”。

巍峨耸立的高峰，幽邃回环的曲径，终年不涸的曲润鸡泉，山石鸟道，藤萝漫布，相映成趣。更有种类繁多的秀木花果，四季相继，各呈一时之秀，构成了岳麓山变换美妙的自然风光。

山灵虽奇，得人文而显，岳麓山地处市区附近而无车马之喧闹，林木深幽而又宽敞开阔，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

岳麓书院从它创办之初，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宋关于四大书院的提法历来有所争议，然而在众多的说法中，只有岳麓书院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南宋中后期，白鹿洞书院的影响渐渐扩大开始与岳麓书院齐名，各以其所长成为江南漠北之书院仿效的榜样。元代著名学者虞集《重修张岩书院记》就称江西万载县张岩书院是东仿白鹿、西效岳麓而重建的。王旭在《中和书院记》中说：“书院一事盛于南国而北方未之有，今高君营此（指高北川建中和书院），盖将以为北方倡，而上迎乎天意，安知不有好事者随而和之哉！他日择形胜之地，尽规模之大，有如白鹿、如石鼓、如岳麓称于天下，名于后世，以惠学者于无穷，其人其事虽未可知，而其原则要自高君发之。”可见当时岳麓书院的影响。

明清时期，书院得到普遍发展，而岳麓书院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天下四大书院”之一，不仅“宏壮甲天下，”而且其影响力不减当年，以至“远方学者闻风向往”，到清末仍“见川、滇、黔、桂、赣、鄂之人，居于院内，久而不归。”直到清代后期，书院制度已呈现出“日落西山”的衰败境况，岳麓却还是“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声彻户外，皋比之座，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一派“夕阳无限好”的动人风光。

岳麓书院的历史与整个书院发展史基本同步。自成立以后的近千年中，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程度地代表着或影响着整个中国书院的发展趋势，占有着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那么岳麓书院又是从何而来，其来龙去脉又如何呢？

岳麓书院创建之前，岳麓山主要是宗教活动中心，为佛、道两家所据。最初是道教的“福地”，先后有万寿、崇道等宫观，继而佛教兴起，西晋初创麓山寺，六朝兴建道林寺，并称“湘西二寺”，文人骚客，题咏颇多，盛于一时。隋唐时，长沙城扩建，岳麓山的宗教建设也达到了高潮，一时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杜甫在《清明》中描绘到：(www.xing528.com)

著处繁华矜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啮膝；此都好游湘西寺，诸将亦自军中出。

岳麓山作为宗教胜地，曾经吸引许多“名贤寄寓”、“开舍结庐”、“息心之士多所萃焉”。东晋陶侃就曾种杉结庵于今书院处，庵名“杉庵”。关于陶侃还有一个传说，在岳麓山苍筤谷上有一处幽静的“蟒蛇洞”，又名“抱黄洞”，从前据说是道士修炼之处，曾建有万寿宫，崇真观等道教建筑。以后，又有道士邓郁来此“静息观中”，后“羽化仙去”。东晋时宫观已废，洞为一条巨大的蟒蛇所占据，因而得到了“蟒蛇洞”的名来。妖蟒作怪。为害百姓。它“吐舌为桥”，以“渡引仙界”来诱骗无知的人们，人们一旦踏上这座“桥”，就成为了它的腹中之物。当时的都督陶侃不畏妖邪，用弓箭将巨蟒射杀，为百姓除了这一大祸害，后人建有“射蟒台”来纪念此事。这个神话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陶侃开拓麓山的功绩。唐代马燧曾于道林寺侧修建道林精舍，当时是文士活动的地方。唐乾符中，袁浩建堂于内，刻有沈传师，裴休笔札及宋之问，杜甫诗章，因得名“四绝堂”，后又有人将其更名为“六绝堂”、“衍六堂”等等，成为麓山一处保存文物的重要活动场所，当时名为精舍，亦有称“书院”者，可见是隐居读书之处，是否授徒尚无可考，但已可算是麓山的书院萌芽了。后来，这一儒农文人活动的场所亦为逐渐兴盛的佛家所占据，因而宋人曾有诗感叹：

此是前朝古书院，而今创作梵王家，我来登眺不胜概，独倚东风数落花。

儒家的阵地为僧众所据，不能不引起文士们的感慨。而真正岳麓书院的创办却不能不感谢一位叫做智的和尚。

南宋欧阳守道在《赠了敬序》中记载了智办学这一段史实，其中说到：

往年余长岳麓，山中碑十余，寻其差古者，其一李北海开元中为僧寺撰，其一记国初建书院志撰者名。碑言书院乃寺地，有二僧，一名智，一名某，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见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凡所营度，多出其手。时经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其后版图入职方，而书院因袭增拓至今。”

马燧的精舍未能继续发展为书院，为僧众所占，而智甕等两个和尚，却因推崇儒者之道，割地建屋，购书办学，使士人“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形成一个学校的雏形，岳麓书院就是在此基础上“因袭增拓”而成。其功不可没，正如欧阳守道所说：“予读此，甚善二僧之用心与余同。读者乃笑之，若谓此碑为不足存。嗟乎！白鹿洞诸书院，经近世诸大贤主张扶植，必推本其初，为何人所居，出何时之意，后虽有述，而始作之善不可设也。智若某二僧者，生于彼时，同时有位与力过二僧者何限？彼不为此举，而此为之，岂不大可嘉哉！独以其僧也，而今置之不道，其亦不得为公也己！”后来的士大夫们因书院的前身为和尚办学，不愿谈及此事，显然是儒佛之争的偏见，从中也可反映当时的麓山儒佛之间溶合斗争的复杂关系。

僧人崇尚儒者之道而办学，说明了儒学的深刻影响；书院又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并吸取了禅林经验，反映了宗教对于儒学的影响。儒佛之间这种互相溶和与借鉴，在客观上十分有利于文化教育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书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