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书院的由来，洞天学府中国书院史话

提到白鹿洞这个名称的由来，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典故。唐代以前，这里本没有白鹿洞的名称，唐德宗贞元时（公元785～805年），诗人李渤偕其仲兄李涉来此隐居读书。他们在此筑台榭，植花木，将其修整一新。李渤爱鹿，便在山间驯养了一头白鹿，纯朴的山村乡民看到他走在山间道上，并有一白鹿跟随，大为惊奇，以为是神仙下凡，于是人们就称李渤为“白鹿先生”或“白鹿山人”。其隐居的山谷，被称作白鹿洞。之所以称为“洞”及因其“所隐处四山回合似洞，故名”，并非真有一个上下左右弥合的山洞。今天书院遗址中的“白鹿洞”乃明代“好事者所为”，并非唐代原物。

与李勃同时的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有一首《再过江州题别遗爱草堂兼赠李十使君》的诗中，提到白鹿洞，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有关白鹿洞最早的文献资料。李十使君即李渤。诗曰：

曾住炉峰下，书堂对药台。

斩薪萝径合，依旧竹窗开。

砒水亲开决，池荷手自栽。

五年方踅至，一宿又须回。

纵未长归得，犹胜不到来。

君家白鹿洞，闻道亦生苔。(www.xing528.com)

从中可见李渤在白鹿洞期间悠游闲适的隐居生活。

桑乔《庐山纪事》中说：“唐未兵乱，郡县学校废坏，高雅之士往往读书讲艺其中。”可见，在李渤之后直至南唐升元年间，在白鹿洞及其周围地区，仍不断有人来此隐居，读书和讲学。

五代时期，中原社会动荡激烈，政权更迭频繁，唯有南方的南唐、吴越等国偏安一隅，政治稳定，经济也呈现出一派繁荣之势。在文化与学术方面，尤以南唐的发展为突出，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南唐两位君主李璟、李煜都是著名的文学家，执政时自然重视文教，庐山又是这两位君主当初发迹之地，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年），李氏朝廷在白鹿洞建起了庐山国学，两位君主对其都十分重视，大力提倡，公元961年，李璟还曾率领群臣游览庐山，视察庐山国学的教学情况。这样，位于白鹿洞的庐山国学很快成为南唐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之一。

执教庐山国学的师长之中，不乏德高望重的饱学之士。其最后一任主持人朱弼就是很出色的一位。

据史书记载：朱弼、学君佐，建安人，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品行端严。因其一条脚稍短，人们又称他为“跛足先生”。南唐开国中，朱弼知庐山国学。当时这里情况混乱，有无赖辈如卢绛、诸葛涛、蒯鳌三人，号称“庐山三害”，专事饮酒赌博，横行滋事，学官旷职，疏于教管。朱弼来到后，对此严加管理，“性本严重，动持礼法，每升堂讲释，生徒环立，各执疑难，问辩锋起，弼应声解说，莫不造理……以故诸生悦服，皆循规范，绛等稍稍引去，四方肄业者多造焉”。可见其对庐山国学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庐山国学期间确实培养了许多人才，遗憾的是大都未受到南唐政府的重用。如当时有名的诗人江为就曾“屡黜于有司”，后企图外逃被处极刑。蒯鳌、殷鹄、应周等有学之士都是直到新朝才受到重用，卢绛富于军事才干，却长期不被重用，直到宋军大举进攻，兵临城下时，李煜感到事已危急才起用为帅，但用的同时又不免怀疑他，终于导致国家的灭亡。

庐山国学虽与后来的书院性质不尽相同，然而其办学和教学的经验，如对校址环境的选择，确定稳固的，有长期保证的经费来源，即设置“学田”，选派有一定造诣的教师执教，以及师生之间，学徒之间讨论切磋式的教学与学习方法，都对后来书院制度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