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历史文化研究：地理空间探索

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也逐渐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从本质上说，城市化是“人类自身从农村存在向城市存在、从农牧业向毕加索、从耕种土地到分裂原子的历史性的转移”^[11]。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城市被赋予发展机器的功能，因而城市对资本与人力资源产生强大的吸附作用，使得乡村的资源与人员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由此，城市的繁荣与乡村的凋敝成为城市化初期不可避免的事实。城乡地理空间的强烈对比往往引起作家诗人的关注与深入思考，由于作家诗人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关怀会受到强烈的同情心的牵引，因而会忽略城市化进程为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只有当作家深入城市空间并深入思考，才会在立场上发生变化。

20世纪90年代的宁夏文学中其实已经有了城乡地理空间二元对立的美学表现，如石舒清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在《赶山——三岔河人物系列十二》《暴雨》《正晌午》《修坟手记》《贺禧》等小说中，石舒清如实记录了这一时期人们社会心理的变化轨迹。与石舒清不同的是，李进祥在经历了早期对乡土的狂热爱恋之后，也开始把目光转向城市，重新审视整个时代背景下城市化发展的大格局。尤其是李进祥走进城市之后，他对城市与乡村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对立及界限的消弭，有了新的认识，这一认识也标志着他的小说创作的范围扩大。

在早期作品中，李进祥把城市空间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用以表达作家对城市化时代底层群体困境的思考。比如《屠户》《换水》《天堂一样的家》《立交桥》等，这些小说着眼于城乡二元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把城乡象征化：城市是吞噬年轻的进城青年的怪兽，而乡土则被描述成具有传统美德的神圣的大地母亲。《屠户》中的主人公马达吾进城之后，通过注水的方式贩卖牛肉以牟取最大利润，虽然手段不光彩，但是他的理想是通过自己的省吃俭用，供儿子上学，直至把儿子供养成真正的城里人。然而事与愿违，儿子意外死亡，导致梦想破灭。《换水》则写马清、杨洁夫妇到城里打工，但由于意外事故，二人不但没有挣到钱，反而陷入更大的贫困。《天堂一样的家》中的主人公在城市里有了楼房，但他依然被看成是土包子。如果我们把李进祥的小说放到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叙事或者进城叙事模式中观照，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李进祥对城市这一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的书写其实和其他作家一样，是不充分的。这种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城市的形象与意义被简单化、漫画化。另一方面，城市作为特定的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没有明确而又清晰地被描述。换句话说，作为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上的空间，城市的形象被抽象化，变成了造成进城青年生理、精神创伤的施加主体。如此，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也就失去平衡，因为与作为含义丰富且被美化的乡村相比，城市只有恶之花的标志性头衔。迈克·布朗说：“特定的空间和地理位置始终与文化的维持密切相关，这些文化内容不仅仅涉及表面的象征意义，而且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12]正如乡村这一特殊文化符号是传统美德的象征一样，城市也是先进文化的象征，乡村联系着鸡犬之声相闻的生活方式，城市同样连缀着步履匆忙且即使对门而居也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方式。具体来说，如果把城市当作一个巨大的躯体，那么这个躯体也有自己的头颅、心脏、四肢。即便是城市区域，从功能上就可以分出工业区、商业区、行政区、住宅区、学校、医院，以及城市区域与外界联系的通道——车站、道路等。离开了对城市空间与城市生活的深刻体验，即使有道德意义上的崇高支撑，文学作品的魅力也会减弱不少。

近年来，随着居住地的变化，李进祥对城市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他的文学地图也随之不断拓宽——在清水河世界之外的那个模糊而又被漫画化的城市的地理坐标逐渐清晰，这一空间的模糊地带也被逐渐踏勘明晰。仿佛有些不经意，但李进祥的小说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这一变化的具体体现就是作家创作的题材、主题都向城市这个方向转变。比如在近几年发表的《问路女孩》《三个女人》《尾巴》等小说中，李进祥对城市空间及其复杂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三个女人》中，李进祥的出发点变成城市，而落脚点变成了乡村。这一转变似乎也暗示作家的视角的某种变化：乡村被隐藏起来，而城市空间则被突出。比如城市与乡村的链接端口——车站，李进祥就用了不厌其烦的笔墨予以描绘：“车站前面是广场。我们坐的台阶这边，有一段阴凉，广场上却是一片大太阳。男男女女拉着箱子、背着背包，从广场几头走过来，从光亮处走到阴影处，挨挨挤挤地钻进车站的大嘴里去了。进站口真像个大嘴，把那么多人都吞进去了。当然，不可能消化了，在后面出站口又吐出去，各奔前程。车站、码头，一般都算吞吐量，吞吐这个词语用得很有意味。一吞一吐，人却走上不同的路。有些人给吞进去，也许就此失了踪迹。尽管这样，人还是不住地往进站口涌。广场上开阔些，看着没多少人，到进站口，人聚起来，就多了。哪来那么多人，都要去哪里？真叫人想不通。”^[13]这里的描绘不但如实再现了车站这一连接城乡的过渡空间的特征，而且表现了作家对城市空间的具体认知。李进祥对于车站的书写，其实是抓住了城市与乡村的连接点，这里既是城市又是乡村，既非城市又非乡村，既连接空间又分割空间。而另一篇小说《尾巴》则涉及农村人进城之后，如何找到特定的城市地点的问题，这也说明李进祥对生活的体验是真切的：“父亲坐了两天火车过来，周小明说啥要去接站。父亲却不让去接，只让周小明说清地址，他要直接到周小明工厂里去。周小明追问车次，父亲不告诉他，周小明也没法去接站，只能在厂子里干着急。这个城市太大了，周小明的厂子又在城郊，不好找。周小明就给父亲发了短信，短信上有详细地址和乘车路线，父亲当过老师，认字没有问题，只是父亲高度近视，又不戴眼镜，就怕看错了路牌站牌。”在这里，城市空间的复杂性再一次得到强调。尤其是车站、路牌、站牌、厂子等具有地理坐标意味的词汇的反复出现以及主人公对城市空间之大的真实认知，都突出了城市空间本身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就不再是漫画式的、粗笔勾勒式的，从而使文本打上了真正的城市化的烙印。(www.xing528.com)

除了车站，李进祥还写到了城市街道。街道的首要功能当然是交通，但是街道也具备文化意义。在小说《问路女孩》中，李进祥就从问路女孩入手，书写城市空间迷宫般的复杂性以及城市这个大杂烩的复杂性。“车窗外闪过的是一座又一座的楼房。一座楼房上挂着四个巨大的字‘华威宾馆’，另一座楼上挂着新世纪饭店的牌子，接着是如家宾馆、新苑宾馆、龙飞饭店、金源大厦，眼前闪过各种名称的宾馆饭店、各式各样的牌头匾额。二十分钟的车程，我就看到了数十家宾馆饭店。平日坐车回家，我从来都没注意过这些饭店宾馆，它们好像是今天突然冒出来的，每一座宾馆饭店的名字都很醒目。何止是醒目，简直要往我眼睛里钻。”^[14]表面上，李进祥是在罗列城市建筑，但实质上小说也在勾勒城市地理坐标。通过对这种显性的城市建筑的书写，暗示城市空间深层隐晦的复杂性。

总体而言，李进祥对城市空间的书写突破了早期清水河世界时期的漫画化、简单化书写模式，对城市的认识与经验都更加立体、复杂，呈现了城市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是作家叙事上的创新，也是其紧扣时代脉搏，关注当下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