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历史文化研究：吸纳其他艺术元素的不同之处

民间故事在六盘山地区、西海固地区被称为“古今”，由于该地区方言中前后鼻音不分，又有“古经”一说，例如杨苏平《固原方言俗语》一书中收录词条“古经”，注释为“故事”。^[18]但笔者采用“古今”一说。笔者认为“古经”拘囿于原有“大文化”与“小文化”传统的认知。作为六盘山地区、西海固地区民间故事的原生存在状态，“古今”这一称谓极具地域性特征。这一称谓不只描述了时间跨度，还含有通晓古今、古今一理的隐喻意义，而这也是民间故事在古代最重要的社会意义。在口头文学阶段，口口相传、世代承续的民间故事作为十分重要的民众精神活动之一，有着重大的教育意义。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在民众中通过民间故事，形象生动地植入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中。另外，“古今”这一称谓反映出的主要是官方与民间不同的话语立场，同时也有格调等艺术特质方面的差异。这一称谓方式也反映出讲述行为中讲述者的历史意识，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讲故事。这一称谓更能反映出民间故事从口口相传的口述人类文明阶段发展而来的渊源，也更能突出其民间性、口传性等特征。将故事成为“古今”的同时，该地区民间一般情况下在讲述行为上使用“说”这一语词而并非“讲”，因此，讲故事在该地区一般被称为“说古今”。“说”比“讲”更随意一些，更少仪式感。参与“说”这一行为的说者与听者之间的距离小于“讲”这一行为的参与双方。当然，这种“说”与“讲”的使用也可以仅仅理解为一种地方习惯。

杜豆豆讲述本在讲述行为中相对严格地遵从了“说”这一语词的行为规约，把故事说出来即可。当然，杜豆豆讲述本也把故事情节、实践经过等的叙述与人物语言的具体讲述结合起来，故事讲述相对生动、明晰。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进程上，不依赖于人物对话，而是讲述者按照故事发展的物理时间顺序推进。单从书面文字来看，王玉梅讲述本与刘世友写定本在“说”上与杜豆豆讲述本并无差异，都是以文字为载体将事情经过叙述出来。但在笔者采访刘世友时，刘世友曾提及他所写定的版本在原有的讲述者那里，结尾处有唱词，写定中唱词部分只能呈现出文字，无法呈现唱词部分的音乐性。而且结尾处的唱词、唱腔他也忘记。这一现象也呈现了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在写定之时丧失了一部分特质。

单纯从写定的文字来看，蒙腊月讲述本与前面的版本也不会有太大差异。但笔者在写定时用括注的文字做了简单的区分，标明唱词与说词的区分。这些唱词与说词又反映出蒙腊月讲述本在讲述技巧上的多种努力、探索与对其他艺术方式的借鉴、吸收。

首先，在唱词上。蒙腊月讲述本主要采用了六盘山地区、西海固地区歌谣中常见的苦情调。严格地讲，这种唱腔仅仅是一种态势。它没有该地区民间花儿所具有的悠扬与高亢。它更多的是一种脱离了“说”的倾诉而形成的唱腔。所以它还不能叫作“曲”，只有“调”。这种苦情调十分类似于该地区的一首歌谣《苦媳妇》^[19]。同时，在蒙腊月讲述本中，并不是每个人物都有唱词，尤其是反面人物都没有唱词。这些唱词兼有几部分功能：推动情节发展；与故事中其他人物对话；人物内心世界的独白。可以说它打破了讲述者、人物自身、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界限，也打破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www.xing528.com)

其次，在说词上。蒙腊月讲述本中的说词依据讲述者的口吻区分了人物形象和讲述者的身份。例如公婆在阻止白鹁鸽玲玲转娘家时是呵斥的口吻，显得无情、决绝。将封建家长制中压制与被压制的关系做了形象而生动的体现。这样的公婆在面对回归的儿子时，其说词又以疼爱加哄骗的口吻被讲述者形象地表演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讲述者实际在声音上扮演了公公婆婆。

最后，蒙腊月讲述本中除了讲述者分角色唱出唱词、在声音上扮演故事中的人物之外，在交代故事情节时，讲述者又会回到讲述者的身份，以“说古今”时普遍使用的口吻面对听众“说”出故事。

蒙腊月讲述本吸收、借鉴了当地歌谣以及戏曲艺术中分角色的手法与技巧，将故事“说”得更加形象、生动，且有意识地呈现出“说古今”的艺术性及立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