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版本在反映现实生活中处理婆媳关系这部分十分相近。但从母题链构成来看，前文所述《白鹁鸽玲玲》故事的四个异文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白鹁鸽玲玲死后是否变形。杜豆豆讲述本存在变形这一母题，白鹁鸽玲玲死后化为一只白鹁鸽鸟，每天来给丈夫做饭，最终丈夫留住了变为人形的妻子并与其重新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神话思维中的变形为该讲述本增添了浪漫主义色彩与气息，也反映了劳动者对完美爱情的向往与憧憬。王玉梅讲述本与刘世友写定本在讲述上相对含糊或含蓄，只是说丈夫在埋葬白鹁鸽玲玲尸体的地方看见一只白鹁鸽鸟飞走了，此鸟是否为白鹁鸽玲玲所化并未明示。基于这一原因，杜豆豆本讲述本被收录在《西吉民间故事》“鬼狐精怪”这一类别中。在《静宁民间神话传说故事》中，王玉梅讲述本被收录在“生活故事”这一类别中。因此，同一故事的不同异文被归入完全相异的两种类别之中也就不奇怪了。蒙腊月讲述本则完全没有提及变形这一情节，而且苦情调的使用尤其突出了白鹁鸽玲玲深重的苦难。虽然在题目上仍是“白鹁鸽”与“玲玲”的组合，但这种组合在故事内容上并没有得到情节等的对应，而仅仅是一种命名的策略。
《白鹁鸽玲玲》是西海固地区颇具代表性的民间故事之一。其变形母题深刻烙印着源于人类祖先精神遗传中的“集体无意识”。婆婆与白鹁鸽玲玲之间的关系又深刻烙印着封建家长制秩序中的等级关系以及生产劳动对人际关系的制约这一现实，这一点在现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中有深刻的反映。从而，《白鹁鸽玲玲》也是一条观察神话到小说风貌变化的路径。如果将神话到小说的传承演变看成一条河流，那么，民间故事便是河流的中间物，是从神话到小说的“途经物”。董晓萍对神话、传说、故事三者的差异作了有趣的区分：“神话在讲‘我们和神们’的故事，传说在讲‘我们和祖先们’的故事，故事在讲‘我们和我们’的故事。”[17]小说则在讲人们和我、我和我的故事。从神话到小说是神们撤退，人、人们成为叙事主体与对象的过程。这样看，以上《白鹁鸽玲玲》故事的异文依此显现了神话性在民间讲述中逐渐消失的过程。而这种消失契合了从神话到小说的历程。(www.xing528.com)
当然，以上异文在民间讲述中也可能并非自然的顺承变化关系，存在着故事类型的叠加现象，即《白鹁鸽玲玲》故事也可能是一个类似《孔雀东南飞》型的民间实践，而它具有一定普遍性，在讲述时，讲述者为了抚慰白鹁鸽玲玲悲苦命运给听众带来的悲伤而增加了化鸟的情节，以浪漫主义手法给故事奇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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