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仍看重畜牧业的发展,据《隋书》记载,隋初陇右各地置国家军马场24处,还在原州设羊牧、驼牛牧,分别设置总监、太都监、尉以主管其事[15]。大业九年(613),灵武白瑜娑聚众起义,攻打陇西,进据平凉,在六盘山地区夺取官马万余匹。这就很能说明当时固原地区畜牧业的发展状况。
唐朝初年,由于军马需求量大,唐朝政府依然以原州为中心发展牧监基地,在原州置陇右群监牧,其职由原州刺史兼任。赵时春在《马政论》中记录了唐朝养马的情况:“唐人养马,亦于泾、渭,近及同、华,置八坊,其地止千二百三十顷。树苜蓿、茼麦,用牧奚三千,官寮无几,衣食皮毛是资,不取诸官。盖合牧而散畜之,牧专其事,不杂以耕。而太仆张万岁、王毛仲,官职虽尊,身本帝圉,生长北方,贯历牧事,躬驰抚阅。无点集追呼之扰、科索之烦,顺天因地,马畜滋殖。万岁至七十万六干,毛仲十万五千六百有奇。色别为群,号称‘云锦’。地狭不容,增置河西,史赞其盛,图传至今。”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更加详细地记载了这种情况:“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天宝十二年,诸监见在马总三十一万九千三百八十七匹,内一十三万三千五百九十八匹骒马。”[16]从上述50监的分布位置来看,属今固原者为数甚多,有数万匹或十万匹左右。到仪风年间(676—679)又增设牧马场,有乌氏(今固原市原州区南)、长泽(今固原市原州区北)、木峡等马场。在发展战马的同时,其他畜种也相应增多。天宝“十三载,陇右群牧使有马、牛、驼、羊六十万五千六百”[17],开元十三年则有“马四十五万匹、牛五万头、羊二十八万六千只”。陇右监牧“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18]。史称自“秦汉以来,唐马最甚”。原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养马中心,西北牧业的指挥中心。但这种畜牧经济具有很强的军事性质,即其产品主要是为补充军队的战马,供征战使用。安史之乱后,唐太子李亨“至平凉郡(今固原市原州区,笔者注),蒐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官军益振”[19]。李亨精神倍增,赴灵州登基,是为唐肃宗。(www.xing528.com)
固原之所以能成为全国最大的养马中心、西北牧业的指挥中心,除地理因素外,也与其战略上的需要分不开。唐人即云:“原州当西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20]但也由于固原位于边防要地,往往战事频繁,畜牧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唐初则在监牧周围设巨堑为固,以备不测,后来由于吐蕃侵占,马政衰落,监牧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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