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口的碑刻和摩崖石刻较为出名，著名金石学家、陕甘学政吴大澂（1835—1902）在光绪元年（1875）路过三关口，以《重修三关口峡道记》记述了道路重修的经过，表彰魏光焘修路的功勋。[12]其中说道：“三关口为古金佛峡，山石荦确，杂以潢流。夏潦冬雪，行者苦之。坡南旧有小道，西出瓦亭驿。乱石止路，车骑弗前。庆泾平固观察使邵阳魏公，始以光绪元年二月开通此路，为道廿余里。凿隘就广，改高即平。……凡用工八千余人，役勇丁四万余工。炭、铁、畚、锸器用功费縻白金千两有奇。是年五月讫功。行人蒙福，去就安稳。督学使者吴县吴大澂采风过此，美公仁惠，勒石纪事，以示来者。”[13]对修筑此段道路的艰险，魏光焘等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重修后的效果进行了介绍。现吴大澂撰文并书写的石碑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保存于固原博物馆。该碑有杨重雅（？—1879）跋文：“光绪丙子奉移桂檄，重出是关，见夫平平荡荡。向之巉岩欹仄者，今且如砥如矢矣。”[14]光绪丙子是光绪二年（1876），这一年杨重雅以甘肃按察使迁广西布政使，就任途中经过三关口，与往昔所见进行对比，表彰魏光焘的功勋，并为吴大澂碑记作跋。
魏光焘本人亦作《增修三关口车路记》。他在清同治末年以庆泾平固观察使就任于固原，为了保障道路畅通，先后于1874年、1877年两次重修三关口道路。据记载，魏光焘亲自主持调动勇丁8000多人，重修三关口峡内车路30多里。“峭壁夹流，石径耸立，蛟龙出没之薮，豺狼丛伏之区也。春冬则冰凌滑折，夏秋则雨潦汹涌，而地当冲要，往来如织，马蹄车轮，辄事倾陷，是以行者苦之。”“爰于关口，循北傍南，辟其石根，叠石为栏，顺其水性，依水成浍，而是路将成康庄焉。”[15]当时，整修道路主要是为左宗棠的西征军运输粮食。《左文襄公在西北》中指出：“平凉（应为固原，笔者注）的三关口，就是金佛峡，路道这里，高峰突起，从前路在山上越过，异常危险；这时，则在山脚另开一条车路，长约二十里。”[16]就是说魏光焘为彻底解决运输粮食道路难行的问题，又将河道旁的路辟石为栏，加宽道路，这样更便于通行。魏光焘修路也不仅仅是三关口这一段，他还对蒿店到瓦亭另筑石路40多里；六盘山的东西上下坡两面，修筑车路20多里，并且一直修到会宁。
三关口地势险要，特别是在雨季和冰雪季节，通行不便。一条路从南坡半山腰上越过，坡陡难行，魏光焘将道路加宽。三年后，为了绕过陡坡，魏光焘又重修山底河道边的车路，把险道变成坦途。就是说，这里本来有两条道，南坡的路陡峭难行，河道的路常常会被损毁。魏光焘两次修路都是重修，这有前人的记录为证。
清初林侗（1627—1714）有诗《金佛峡》曰：“峭壁寒烟暗薜萝，积旬秋雨长泾波。征途天晚疑无路，策马冲流峡底过。”[17]他曾随父宦游秦中，遍访古迹，搜罗金石碑刻，以诗记之。到清中期，祁韵士（1751—1815）坐事发配到新疆伊犁，自京师至伊犁戍所，历经170多天，行程一万余里，沿途所见所闻，整理为《万里行程记》。他看到的三关口“两山夹峙如门，仅容一辙转侧而过，水啮山根滮滮然，险要莫比。过此，则嵯峨万仞，叠起云间。循涧前进，如坐井观天。山高日落，路修马疲，人亦惫甚”[18]。从林侗与祁韵士记录的文字看，他们当时就是从河道的路通过的。(www.xing528.com)
另外，三关口清末时还曾立有“董少保故里碑”。据《宣统固原州志》，该碑刊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为知州王学伊书，“绅民共建，在南乡官道”[19]。谢晓钟在他的行记中写道：“三关口……有董少保故里碑立于道左。”[20]张恨水（1895—1967）于1934年5月在西北考察时，途径三关口，对此碑也有记录：“此外，三关口还有一个颇重要的胜迹，就是在六郎庙向东约几十步路的所在，有块大石碑，大书‘董少保故里’五个大字。……在他那故里，现在没有什么，只是三四户人家，配着两颗白杨树而已。”[21]清楚地表明在此路刚进入固原境内的重要据点三关口，就立有董少保故里碑。可见前人早有对乡贤褒扬的传统，这是对董福祥故里固原的赞扬，张恨水却因碑立于此处而误以为三关口就是董福祥故里。
三关口的摩崖石刻，现在仍能看清楚的有“山水清音”“峭壁奔流”“山容水韵”。据记载，曾经还有“萧关锁钥”“山明水秀”“泾汭分流”“控扼陇东”等。这些石刻高度浓缩着三关口的文化内涵，寄托着前人对此地形胜的清晰认识和深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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