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华
摘 要：宜昌近代的教会学校、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等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涌现出了诸如穆秉谦、王步点等一大批献身教育的知名人士，但也存在较多的问题，教会学校中重视传教、教材落后，公办学校城乡差距大、宜昌县之外各县学校经费短缺严重，公办学校规模有限、私塾分割公办学校生源，私塾管理粗疏、课程设置有名无实，这些问题都长期存在，既有学校本身的问题，也有教育管理系统的问题，而长期的社会动乱也成为宜昌近代教育发展的严重障碍。
关键词：宜昌；教育；近代
新式教育的建立与推广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宜昌也不例外。自清光绪四年（1878）英国苏格兰长老会在“福音堂”内首办识字班起，新式教育在宜昌开始落地生根，教会、公立、私立学校遍地开花，新式教材、教学理念的采用也给当地带来一股新风气，下面就从教会学校、公立学校、民众教育等几个方面略作介绍。
一、教会学校
教会学校主要集中在宜昌城区及附近。自光绪二年（1876）宜昌辟为通商口岸，苏格兰长老会在“福音堂”内首办识字班，嗣后，各国基督教会相继创办了多所幼稚园、小学、中学，如瑞典行道会创办的女青年学堂、英国女公会创办的女工会学校、美国圣公会创办的圣灵女校及美华中学、比利时天主教会创办的宜昌文都修院、苏格兰教会创办的哀欧拿女子初中等一大批新式学校。
1.曲折与成就
教会新式学校在扫除陋习、启迪民智等方面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过，教会新式学校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受到了来自中国传统的重重阻力。以穆秉谦创办的哀欧拿女子初中为例，其前身为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女塾，穆秉谦在校内引导小姐脾气的女学生放足、做值日生，遭到学生或明或暗地抵制，后在穆秉谦本人以身作则的示范之下，才逐渐使得这些女学生缠足、厌恶劳动等陋习得到改变。授课内容方面，为了减少办学阻力，女塾未直接采用西式教材或教会内容，而是讲授包括《女儿经》等在内的中国传统女子道德教材，当时新式学校创办初期所面对的阻力可见一斑。[1]
教会学校除帮助女学生改掉缠足、厌恶劳动等陋习外，在文教卫生方面的确取得了较大的成就。首先，入学率方面，据统计，天主教宜昌教区（辖区详见本节第二部分“西方宗教的传入与中西文化碰撞”）1937年度在校生共计5649名，其中教会子弟4070名，几乎所有信徒的适龄子弟皆已入学，[2]入学率之高是当时其他学校无法企及的；其次，资助学生赴外地或国外深造，如宜昌文都修院曾于1931年选送沈文韬、安祥盈两名学生赴意大利罗马传信部大学深造，[3]又如宜昌著名教育家、中国民盟宜昌高中（今宜昌市一中）第一任负责人刘自铮于1932年赴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攻读生物系时经济困难，曾获得其就职的哀欧拿女中附小的创办组织苏格兰教会的贷款资助，[4]再次，为了促进宜昌近代医疗的发展，穆秉谦曾创办仁济医院，后又在医院内设立普济护士专科学校，培养专业的护士人才，又如宜昌公教于1936年在方济各传教修女会院内增设宜昌女传教员学校，授课内容之一即医药及看护学常识与技术。[5]其他方面，兹不一一列举。
2.弊端
虽然教会学校开宜昌新式教育之先河，对近代宜昌社会风气改良、近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教会学校的弊端我们也不能忽视，略举两点，简要说明。首先，传教意味过重。教会学校的主要资助者即教会，传教乃是教会资助学校的主要目的之一，宜昌天主教会曾设立两所男传教员学校和一所女传教员学校，其教学目的即培养专门的传教人员；又上揭宜昌文都修院曾送沈、安两位学生赴罗马传信部大学深造，其目的亦是“发扬光大吾圣而公教会焉”。[6]此种以专门学校培养传教人员的方式本无可厚非，而在有非教会子弟入学的中小学中也存在过度传教的嫌疑，以至于遭到时人的批评。如近代著名教育家金海观先生在1922年参观由美国圣公会出资建立的宜昌美华中学后曾提出三点批评，其一即为“传道气味太重［邓君（笔者注：当时接待金海观先生的美华中学副校长）自谓此校重在传道，修身即是《圣经》］”。[7]又哀欧拿女子中学的前身女公会学校曾由国民政府立案禁止教授《圣经》，校方却阳奉阴违继续非法教授《圣经》。其次，教材落伍。教会学校创立初期，采用新式教材、新式教法，自然引导时代潮流，但长期相沿无改，自然也就落伍了。以苏格兰会女学为例，学校采用中国中部基督教教育联合会出版的课程表，小学部国文课用《孝经》《三字经》《论语》《孟子》等，与私塾无异，科学书采用清末出版的《物理引蒙》，显然已落后于时代。
再次，干涉中国学生爱国运动。教会学校对学生们的爱国行为通常持镇压态度。曾有美国人在镇压上海三育大学学生运动中叫嚣：“既入教会读书，应当断绝国家关系，爱国二字断无存在之余地”，“本会宗旨，断不容任何人有国家之观念”。[8]此类打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事情也发生在宜昌教会学校身上，1924年5月7日，哀欧拿女子中学学生欲参加“五·七”国耻纪念日游行活动，校方却封锁校门、严禁学生上街，显然是对爱国学生的蓄意压制。
二、公办教育
1.成就
新式的公办教育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宜昌作为开埠较早的口岸之一，也进入到了教育近代化的过程。宜昌城公办新式学堂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当时宜昌府及东湖县（民国元年改为宜昌县）奉命就学宫、书院及祠堂开办学堂，同年即创办了东湖县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宜昌府初级师范学堂建立（宜昌阖府公共学堂初级师范完全科）。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宜昌城有官立宜昌阖府公共学堂、高等小学堂各1所，县立高等小学堂2所，初等小学堂8所[9]。宜昌公立新式中学始于宣统二年（1910）宜昌府于墨池书院创办的中学堂。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学堂改称学校。1913年，宜昌中学堂改名为湖北省第九区夷陵中学，1915年改为湖北省第十二中学，1917年与创办于1914年的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合并为湖北省立第四中学，嗣后又更名为湖北省立宜昌中学。
民国年间，公办教育发展更加迅猛。1929年，湖北省立第十一小学创办，后更名为省立宜昌小学。同年，湖北省教育厅定宜昌为义务教育实验区，并在城区和郊区增设省立初小8所。1933年，宜昌城定为短期义务教育实验区，并增设省立短期小学6所。1935年，颁布《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宜昌城新增县立短小7所，隶属湖北省义务教育委员会。1937年，宜昌城有公立小学33所（其中省立17所），公私立中学6所，宜昌城区学校教育居全省各县之首。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公办学校中，学院街小学作为宜昌的革命据点，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学院街小学，又称宜昌县立第二小学，1926年由郭新柔（又名郭肇裕）创办。郭新柔本人于1925年在湖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由共产党人祖山竹发展入党，成为宜昌第一批党员。其后，郭新柔继续在学院街小学发展慎家驺、郑修端、郑修懿（郑修端之妹）、胡綤瞿等人入党，直至1928年被害。1937年，张一之（原名张世定）继任学院街小学校长，其妹张清华（后改名张炼）曾于1937年春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2月被派回宜昌，学院街小学成为党在宜昌进行活动的据点之一。学校里除张一之本人之外，还发展了陈代玉、简化生（一作简化僧）、瞿世雄（即瞿维）、张卓吾、周迪吉、王素、文家香、黄鑫贞、徐杰、刘忠琪等十几名党员，并建立起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救国团”“抗战教育研究社”等在宜昌的联络处，学院街小学的党员教师均有参加。[10]抗战期间，学院街小学也成为抗日宣传的重要基地，学校曾邀请冯玉祥、陶行知等人作了抗日演讲，学院街小学的校歌也变成了由张一之、瞿维两位共产党员作词、作曲的昂扬抗日歌曲：“这里是活泼的园地……历史抗战的基体。我们师生努力吧！向着那微明的朝曦。加紧锻炼，努力学习。用钢铁的拳头，用圣洁的心地，朝着民族解放的大道，去争取最后的胜利！”[11]
2.评价
宜昌近代公办新式教育发展较快，但也问题重重，在此仅就其中两点略作说明。
首先，城乡学校分布、师资配备等极不均衡。新式学校多集中在宜昌县内，其余各县全无中等学校，小学数量、办学经费也远远不及宜昌各校，教师严重匮乏。如兴山县“缺乏合格教师，以交通困难，农乡枯涩之故”“兴山县立中心小学，设备未周，教学亦欠新颖方法，对于学生课外活动，尤少注意”，秭归县办学经费“有常被其他机关挪用情弊，至该县唯一之县立小学校职员积欠薪金甚多”“师资亦感缺乏，教师待遇既薄，异地借材，势所难能”。[12]
其次，教材配备欠妥。国民党实行党化教育时，“在儿童教育范围内，尽量提倡党义，灌输革命的思想与实用的学术”，《三民主义》教科书即编成八册。[13]秭归县立第一小学，“对于教育用书暨教材之选择，亦一任教员之意为之，（如国语课中选用古文）”，中年级小学生教授枯涩难懂的《李华吊古战场文》，学生不知所云。[14]
三、乡村教育
乡村教育的目的是乡村复兴、农业振兴。宜昌乡村教育首推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
1919年春，宜昌第一乡村教师养成所成立，校址选在城郊大东门外六一书院旧址，与铁路坝相邻，附设农场及实验小学，次年十月，正式改名为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下文简称第二乡师），校长由当时四中校长郑逸侠兼任。第二乡师的教育目标主要有三：（1）为乡村教育培养优良师资；（2）推进农业生产教育及改进；（3）培养乡村自治领导人才。教育过程中注重教材的实用性及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其毕业生亦成为鄂西乡村教育的重要推动力量，如1934年1月，该校“后期毕业生一班，半月之间，均得就聘于鄂西各县教界”。[15]
第二乡师的乡村教育特色亦表现在其具体的课程设置中。如作物培育的实验课设置中，对本地、外地及进口品种分别进行栽培实验，以选择适于宜昌土质、气候的品种；改良“宜昌柑”“前坪李”等当地果树品种的栽培技术并推广；引进国内外多种蔬菜、牲畜品种，如花柳菜、山东菘菜、榨菜等。在劳作课设置中，废弃扎花剪纸之类内容，聘请技术工人为学生培训藤工、织篾、织布、织巾等实用的农村手工业技术。学生们平时的产出亦有少量冠以“乡师”的商标供应市场，得到市民好评。[16]
四、平民教育：宜昌民众教育的开展
平民教育水平的低下严重滞后了中国的近代化，始终是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大问题。近代中国在平民教育方面曾进行过很多的尝试，宜昌自然也没有摆脱这一潮流。宜昌虽开埠较早，教育事业起步虽较之广州、上海、天津、北京等大城市较晚，但也收获了较多成就，近代宜昌“教育事业，甚形发达，除武汉学校较多外，其次则推宜昌”。[17]但当地民众的整体教育水平仍十分落后，文化设施也比较匮乏。1924年，宜昌即曾出现建立县图书馆的动议，直到1936年尚未开建，只有当时城内东岳庙街设有一所仅陈设部分报纸、完全没有图书的阅览所；[18]各种新式学校入学率也较低，培养学生数量有限，如宜昌县立女子师范讲习所1922年仅有11人毕业；[19]另据1920年国民革命军九十八师特党部的调查显示，宜昌县时有失学成人158942人，失学儿童70579人，文盲率达44%强。[20]在此背景下，宜昌的平民教育在全国上下的运动声势中也逐渐展开。在此，仅以平民读书处运动与民众教育馆为例，略作介绍。
1.宜昌平民教育运动
1923年8月，由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朱其慧、晏阳初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开始在全国推行平民教育。在平教会的推动下，宜昌平民教育运动也开展起来。
1924年，宜昌书报阅览社及第一、二、三公共阅报室四团体中的曾偶光、张青夫等人即提出在宜昌推行平民教育计划的四项动议：①个人分途向各教育机关接洽，共同组织一宜昌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作大规模之普遍运动；②鼓吹劝导各公私团体校所，最低额各成立一平民读书处；③倘大规模之普遍运动不能成功，四团体至少须成立四个平民读书处；④上述计划准备与旧历正月初即着手进行云。[21]事实上，宜昌平民教育运动的具体展开要早于预订计划：据当年10月6日《申报》报道，由张青夫等人联合发起、试办的平民读书处一班已将图书购妥，并选址于九同学校、将于10月8日开课，并于9月28日举行了宣传平民教育的新剧。[22]
宜昌平民教育运动之所以将创办读书处而不是平民学校作为最低下限，自然有其道理。中国现代民俗学者、剧作家谷凤田曾在论述国语推广与平民读书处的关系中指出：“平民学校之设，比起平民读书处来，究竟是少数之又少数……在这些平民读书识字的地方来实行我们的国语运动，其成绩该当如何？那真是不待智者而可知了。国语是人人必学的语言，国语是人人必说的语言，把这人人必学人人必说的国语来直接教给平民读书处的学生，这是何等经济而且踏实的办法呢！”[23]
不过，自发起即受到时人推崇的平民教育运动，即便收到了读书处等平民基础教育机构遍地开花的成效，但其教育效果却不能高估，否则就不会有以后民众教育馆之类机构的设置，并且，这些机构的共同特点之一即教人读书识字，足以说明平民教育运动、读书处的设置，均未达到推行者最初的目的。
2.宜昌民众教育馆
宜昌民众教育的开办首推湖北省立宜昌民众教育馆（下文简称民教馆）。民教馆初设于1929年9月，初名湖北省立第十一民众教育馆，校址初在天官牌坊财神殿（今宜昌市西陵区民主路），1931年因故停办，1932年复办，由毕业于湖北省立教育学院的赵前云任校长，校址亦迁至东正街晴川书院。
与宜昌室内其他民教机构不同，民教馆的工作开展以农民为对象，故其“启迪民众知识，培养民众道德，锻炼民众体魄，改良民众娱乐，促进社会文化事业”[24]的教育目标亦不同于普通学校。民教馆还在河西葛洲坝设立实验区，设立民众学校（开设基本学科补习班、儿童班，教授各学科知识）、咨询服务机构“民众询问与代笔处”、带有职业教育性质的“家庭工艺班”（开设缝纫、织篾、藤工、肥皂及牙粉制作等课程）、图书室、报纸阅览室、农民阅览处、配备棋牌及各种乐器的游艺室、运动场等机构和设施，并建立起乒乓球队和音乐队等团体组织，并举行识字运动、提倡新生活运动、提倡国货运动、种痘运动、婴儿健康比赛、放足运动等新文化活动。[25]之后，民教馆又建立起推行播音教育的“宜昌县教育播音推行委员会”、并辅助宜昌识字教育委员会推动市民识字教育等工作；[26]1937年3月10日，青年读书会也正式开课，讲授国文、英语、算术三门必修课及理化、生物、史地等选修课。[27]
帮助私塾改良。由于公立学校容量有限，当时宜昌地区仍有大量学生就读于私塾，据1933年夏季的一份调查，仅宜昌城内私塾数量即达140余所，成为初级教育的重要力量。为帮助这些私塾改善教学质量、改进教学方法，民教馆于1933年夏季发起组织了私塾改良会、塾师学术研究会、塾师教学研究会，后又于1936年1月举办“寒期讲习会”，延请教师为塾师讲解儿童心理、教育原理、普通教学法及各科教材，并制定《辅导私塾办法大纲》，定期赴定点私塾指导，召集私塾学生集体训练、测评，评估塾师教学能力。
民教馆还是社会风气的倡导者。民教馆日常工作并不局限于课程教育，还包括诸多引导大众培养良好生活、卫生习惯的社会运动，如扫除文盲的民众识字运动、抵制鸦片的拒毒运动和清毒运动、畅行节俭的节约运动、疾病防治的防疫运动、绿化荒山的造林运动、抗日教育的兵役宣传[28]等，在帮助市民革除恶习、提高文化修养和身体素质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宜昌金石诗文书画研究社（简称宜昌文化研究社）也是在民众馆审批成立的文化机构。研究社系于1935年5月由宜昌当地的金石、诗文、书画爱好者共同发起成立，社址在二马路7号。研究社多次举行书画展览，在宜昌开风气之先，吸引了大批观赏者。中国现代著名画家张聿光即当时研究社中的佼佼者。张聿光本系浙江绍兴人，曾就读于宜昌九字学校，其虽远居上海，仍积极参与研究社的活动，曾为王步点创作《松鹤图》，各界赞誉有加。[29]
此外，各学校还时常借用放假时间举办义务学校，教授课程。1924年暑假期间，宜昌美华中学选派教员和学生近四十人在宜昌第十一初级小学开办夏令义务学校，讲授国文、英文、算学三门课程。[30]此类临时性的教学活动，对宜昌近代教育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五、私立教育
1.成就
近代宜昌的私立教育主要包括两部分：私立学校与私塾。二者的主要区别即前者秉承近代教育理念与建校模式，后者虽接受了部分新式教育的内容，仍较多地延续了传统教学模式。
1931年，四川旅宜同乡会创设诚勤小学和四川中学，之后，浙江、江西、广东、湖南等省同乡会先后设立会馆小学多所。西方教会也相继开设了多所中小学校，如1933年，宜昌救济院附设盲童学校1所，为宜昌城有正规的特殊教育之始。诸多私立学校中，在此特别介绍一下私立宜昌彝陵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及九字学校两所。
私立宜昌彝陵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原名普济护士专科学校，1920年由英国教会创办，附属于创办于1918年的仁济医院，1925年正式向中国护士学会注册。创办之初，校址位于宜昌二马路，1936年，普济医院与仁济医院合并为彝陵医院，遂改名，并迁至滨江路。抗战期间，设备损失殆尽。这是宜昌第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开宜昌职业教育的先河。(www.xing528.com)
九字学校。1895年由鄂西名儒王步点创立，校名取《论语》中的“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之意。金海观先生路经宜昌时曾参观过九字学校，并对学校给予了高度评价：“九字校学生四十余人，余等在宜昌所见之学生，惟此四十余人耳。衣履手面都非常洁净，一无鼻涕淋漓之儿童，体格亦佳，竟不见有面黄肌瘦者，年龄自七八岁至十七八岁不等，名义上分为四级，其时年龄较小之学生，正在演算题，黑板一方，横悬于墙上，群儿看黑板上题目，或钞录，或自演，字迹颇清楚。其余年龄较大者约十七八人，正在读书，余等走进彼等时，皆起立致敬，甚有礼节。”[31]此外，九字学校并非关门办学的一般私塾，五四运动爆发后，宜昌首先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就是九字学校的学生，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平民教育运动中，九字学校与王步点创办的九同学校即是宜昌平民教育运动的宜昌发轫点。
2.评价
关于教会学校，上文已有论述，在此仅就私塾的办学情况略作讨论。
私塾教育是中国传统教育模式在近代的一种延续，也成为公立教育的有效补充，据1935年对第九区各县教育情况的调查显示：宜昌县“因乡村教育未能发达，私塾设立所在皆是……本年二月，该县教育局曾在局检定塾师三十余人，现仍在继续办理私塾登记事宜”，宜都县“已登记之私塾，共七十余所，每年由教育局派督学视察”，远安县“共有五十三所，学生一千三百五十二人”，秭归县“四乡私塾充斥”。[32]但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并未对私塾的存在持放任态度，相反，因为私塾教育仍存在较多问题，“其设备与教法，均多不合”，故各地教育部门多致力于对私塾的登记、改造。私塾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首先，有意规避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督，课程设置偷工减料。仍以九字学校为例，金海观先生参观九字学校时，常任教师只有王步点一人，课程表设置中有读经、国文、算数、体操、物理、图画、历史、手工等科，但据王步点本人反馈：“所谓手工者，实无是科，惟视学要来责问，不得不填在课程表中以瞒其耳目。”[33]其次，私塾的办学者往往将其个人价值取向融入教学。仍以九字学校为例，王步点在校内注重传授经学，其原因则是为对抗西方基督教与天主教：“中国不行孔教，不可救亡，不能与耶教抗，故主张重经学。”[34]而王步点本人乃是清末维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思想仍保守如此，其他塾师则可推而知之。金海观先生曾对九字学校作出了“优良之私塾，不良之学校”的评价。由此可知时人对私塾态度之一般。
以上新式学校对宜昌现代体育的早期发展也起到了强力的推动作用。新式学校一般都设有体育课程，教授田径、体操、球类的运动项目，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宜昌女中曾获1933年全国第五届全运会甲组篮球冠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宜昌早期的学校足球运动：宜昌各校都组建了足球队，其中，以美华学校为最，建有甲、乙、丙、丁四支，其后三师、三师附属学校、彝陵中学亦相继组建起各自的足球队，并一起组织比赛。1923年12月1日，美华中学甲队曾与英国水兵比赛，美华中学甲队3∶1取胜。[35]
六、关于宜昌近代教育的评价
在各界的努力之下，各种性质的新式学校在宜昌落地生根，在鄂西地区长期居于领先地位，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如穆秉谦、王步点等人，为近代宜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宜昌的近代教育就没有问题，教会学校中重视传教、教材落后的情况，公办学校城乡差距大、宜昌县之外各县学校经费短缺严重，公办学校规模有限、私塾分割公办学校生源，私塾管理粗疏、课程设置有名无实，这些问题都长期存在。而抗战胜利后，教育系统的问题更加凸显，随着战前西迁或在大后方新办的各校相继复员回宜，人员众多却千疮百孔，特别是内战的旷日持久，宜昌教育经费空前紧张，各校办学困难，如省立宜昌师范学校、省立宜昌高级中学等于1949年初相继陷入断粮窘境，公费学生难以为继。[36]总的来说，宜昌近代教育在系统管理、课程设置、经费保障等方面还存在很多的问题，社会动荡也严重影响了教育系统的正常运作，而这些都应为今天的教育管理者引以为戒。
【注释】
[1]刘自铮：《“哀欧拿”与穆秉谦小姐》，原文载于《武汉日报（宜昌版）》1947年3月7日“私立宜昌哀欧拿女子中学校庆特刊”专版，后被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宜昌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宜昌市文史资料》第11辑，1990年版，第206～212页。
[2]宠光：《天主公教白话报》1937年第24号，第482页。
[3]刘素如：《宜昌文都修院欢送沈安二生留学》，《圣教杂志》1931年第20卷第11期，第696页。
[4]史元杰：《三尺讲台伴终生——追忆刘自铮女士》，宜昌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三峡文史纵横》第三辑，2013年版，第247页。
[5]《宜昌开办女传教员学校》，《公教周刊》1936年第8卷第33期，第19页。
[6]刘素如：《宜昌文都修院欢送沈安二生留学》，《圣教杂志》1931年第20卷第11期，第696页。
[7]金海观：《宜昌的四个学校》，《中华教育界》1922年第11卷第7期，第3页。
[8]陈独秀：《洋人势力下之宜昌学生与上海学生》，《向导》1923年第26期，第4页。
[9]湖北省宜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宜昌市志》，黄山书社1999年6月版，第1046页。
[10]张一之：《回忆宜昌革命往事》，选自中共宜昌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编：《夷陵风云——革命回忆录》，1988年版，第155～157页。
[1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宜昌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宜昌文史资料》第五辑，1986年版，第16页。
[12]段灏：《视察第九区各县教育报告》，《湖北教育月刊》1935年第2卷第2～3期，第178、179页。
[13]《适合党化教育的最新课本新时代二教科书》，《申报（上海版）》1928年1月30日，第19708号第1版。
[14]段灏：《视察第九区各县教育报告》，《湖北教育月刊》1935年第2卷第2～3期，第179页。
[15]诚之：《鄂西的乡村教育》，《中兴周刊（武昌）》1934年第2卷第24期，第15～16页。
[16]诚之：《鄂西的乡村教育（续）》，《中兴周刊（武昌）》1934年第2卷第25期，第17～18页。
[17]《湖北省立宜昌民众教育馆概括》，《现代民众》1936年第2卷第10期，第38～42页。
[18]《宜昌筹备公共图书馆之动机》，《通俗旬刊》1924年第24期，第5～6页。
[19]《附湖北宜昌县立女子师范讲习所毕业生名单》，《教育公报》1922年第9卷第2期，第123页。
[20]《湖北省立宜昌民众教育馆概括》，《现代民众》1936年第2卷第10期，第38～42页。
[21]《宜昌平民教育之筹备》，《通俗旬报》1924年第13期，第8～9页。
[22]《申报（上海版）》1924年10月6日，第18538号，第7版。
[23]谷凤田：《国语运动与平民读书处》，《国语周刊》第9期第8卷，第66页。
[24]赵前云：《一年来之湖北省立宜昌民众教育馆》，1937年第1卷第10期，第1页。
[25]《湖北省立宜昌民众教育馆概括》，《现代民众》1936年第2卷第10期，第38～42页。
[26]《省立宜昌民教馆近讯》，《湖北民教》1936年第1卷第3期，第4～5页。
[27]《省立宜昌民教馆近讯》，《湖北民教》1937年第1卷第7～8期，第7页。
[28]1937年，“荆宜师管区近在宜昌成立，征兵即将开始。该馆为使民众彻底明了征兵的利益，踊跃应征起见，除口头及文字图画宣传外，并于五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举行兵役化装演讲会。编定《投军别妻》（滑稽平剧仿投军别窑），《替子投军》（新剧），《好男要当兵》（新剧），《先国后家》（新剧）等四剧。（《本省民教通讯：宜昌民众教育馆近讯》，《湖北民教》1937年第1卷第10期，第4页。）
[29]刘思华：《宜昌书画研究社成立前后——记忆老宜昌系列之十二》，《三峡晚报》2014年1月5日，A11版。
[30]《申报（上海版）》，1924年7月9日，第18449号第10版。
[31]金海观：《宜昌的四个学校》，《中华教育界》1922年第11卷第7期，第5页。
[32]段灏：《视察第九区各县教育报告》，《湖北教育月刊》1935年第2卷第2～3期，第169、171、175、179页。
[33]金海观：《宜昌的四个学校》，《中华教育界》1922年第11卷第7期，第5页。
[34]金海观：《宜昌的四个学校》，《中华教育界》1922年第11卷第7期，第5页。
[35]张清：《宜昌足球声》，《教育与人生》1923年第11期，第11页。
[36]湖北省立宜昌师范学校：“本校学生本学期仅借到粗米五十石，无法拨领……不得已只得暂令学生自行备粮维持，终以师范学生家境贫苦且多籍隶陷区，接续断绝无法自备，致生活限于绝境。”（见湖北省档案馆藏：《据省立宜昌师范呈以该校学生主食宜昌田粮处无粮可拨祈示补救办法等情处请迅赐核办见复由》，编号：LS1-7-0899-014）。省立宜昌高级中学：“宜昌县田粮处刻已无粮可拨……本校公费生已经断炊。”（湖北省档案馆藏：《为宜昌县田粮处无粮可拨公费生刻已断炊电请迅予设法补救由》，编号：LS1-7-0899-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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