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宜昌府善会善堂发展探析

黄永昌　刘中兴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

摘　要：清代宜昌府善会善堂发展表明，在我国古代社会，政府与民间社会的根本目标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通过实施“善政”或从事“善举”，来最终实现维护阶级利益或巩固群体利益的实际意图。我们应对各种力量的地位角色作综合考察，而不能偏执一方。

关键词：宜昌府；清代；善会；善堂

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类型多样，体系复杂，不仅包括救助贫弱无告的“慈善”内容，还包括修桥补路等公共事务的“公益”内容，还包括惜字惜谷、放生戒杀等宗教色彩的活动。晚明以后，传统慈善事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其标志是大量善会善堂涌现。日本学者夫马进在《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中指出：“善会是个人自愿参加的、以实行善举为目的的自由结社，而善会办事机构所在以及具体实施善举的设施则是善堂。”^[1]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指善会善堂类的慈善活动，而不包括寺庙宫观、会馆公所、族田义庄、义仓社仓等所涉慈善活动，以及个人善举等。

一

台湾学者梁其姿先生，对明清时期善会善堂的发展有精辟的论述。她初步统计清代全国共先后成立了至少973个育婴类组织，普济堂399个，清节堂216个，以施棺为主的善会善堂589个，综合性的善会善堂338个，其他难以分类的743个。其中湖北有育婴堂51个，清节类善堂10个，施棺类善堂10个，综合性善堂64个，合计135个。^[2]笔者对明清湖北慈善组织进行梳理，发现清代湖北各府县至少有各类善会善堂350个以上，较梁其姿的统计多出2倍多。^[3]

综合民国《湖北通志》、同治《宜昌府志》及各县志等记载，清代宜昌府辖各州县共有各种善会善堂10余处，详情如下（为行文方便，未标表题）：

由于清代湖北经济与政治诸资源高度集中，武汉三镇各类善会善堂多达100余处。其他地方则明显逊色，其他府基本只有十几处到三十几处善会善堂，郧阳府6县仅7处，多数州县仅有养济院、育婴堂等官办机构。宜昌辖七州县，善会善堂共计有17处左右，数量明显偏低，类型与规模也普遍较小。

二

清代宜昌的各类善会善堂，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官方指定推广的养济院、普济堂、育婴堂；一类是以培元堂为官民合办为主的综合类善堂。

养济院是明清时期为数最多，最为普及的善会善堂。历代将慈幼与养老作为效法先王，推行仁政的要务。宋代，官办除颁布相关政策，还创办了福田院、安养院、居养院等机构。明初大力推广养济院，并将其纳入法律体系。清代除延续这一做法。从顺治五年（1648）下令各地设养济院，到宣统年间整顿普济堂、粥厂与孤儿院，清代恤养孤老的关注远超前代。清代养济院普遍具有如下特征：注重考察收养者条件，以保证所收养的是最需要得到抚恤的人；秉承“本籍主义”，一般只收养本地的孤老；限于财力，设有相对固定收养孤贫额度；必须遵照严格的程序，有章可循；经费主要依靠政府拨款，来自官方的钱粮收入，纳入地方预算。^[4]为了提高地方官吏的重视程度，清政府将养济院的经营状况列为官吏考绩内容，并具体规定了地方官吏的管理责任。鉴于养济院弊病丛生，还推出普济堂制度。由于官办色彩浓重，普济堂常作为官办慈善的负面典范，养济院甚至被一些学者排斥出善会善堂体系。

清代湖北多数州县都设置有养济院。宜昌府辖东湖、归州、长阳、长乐、巴东均只有养济院，或称普济堂，鹤峰州则称之为孤贫院。名称虽三，实质则一。普济堂本为弥补养济院的不足，不管本籍、外来一概收容，且以收养贫病老人为主。^[5]湖北普济堂发展相对缓慢，数量稀少。不少地方更是将普济堂与养济院混为一谈，无本质区别。嘉庆《湖北通志》专列了普济堂一项，详细记载省城及各府县孤贫额与孤贫银；民国《湖北通志》除个别地方保留普济堂名录外，均记载为养济院，其中孤贫额与孤贫银两项完全因袭嘉庆志。其中，宜昌府治东湖12人，归州8人，兴山9人，长阳5人，巴东4人，鹤峰8人，长乐8人，共计54人，每年孤贫银120.1两。无论总额及各州县平均数在全省最低，相较于武昌府159人，汉阳府107人，德安府238人，襄阳府402人，郧阳府81人均要低。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州县所载孤贫名额都是一样的；名额确立后，继任者往往因袭不变。一个名额不仅仅意味着一名孤贫，更意味着一项钱粮的征收。只有少数地方，在个别官员的任内，发生过增补定额的情况。如现宜昌辖区，清代属荆州府的宜都县，原额孤贫11名。道光年间，知府裕谦发银五百两生息，收养额外孤贫20名，又历来知县捐廉收养孤贫7名。同治年间，知县易光蕙于罚款内筹拨钱400串生息，收养孤贫20名。不久，知县崔培元于罚款内筹银生息，收养孤贫20名。至此，总共收养78名，是原额的7倍多。^[6]类似情况，在宜昌府并未出现。

雍正帝曾指出：“养少存孤，载于《月令》，与扶衰恤老，同一善举。”^[7]育婴虽在清代以后才出现，却成为分布广度仅次于养济院，社会参与最多，体系最完备的善举类型。雍正二年（1724），皇帝赏赐京师育婴堂，同时要求各省督抚转饬有司，“劝募好善之人，于通都大邑，人烟稠集之处，照京师例，推而行之”。^[8]从此，开启了全国性的育婴堂发展高潮。晚清时期，针对内忧外患，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后的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清政府进行了整顿风俗、重建秩序的一连串运动。作为应对溺婴鄙俗与教会育婴的主要策略，育婴善举被再度重视，相关谕旨十分密集。

雍正二年（1724），孝感、宜城等地建立了育婴堂，开湖北之先河。雍正十三年（1735），湖广总督迈柱饬令各州县设置育婴堂。全省有崇阳、罗田、黄梅、汉阳、云梦、钟祥、天门、江陵、石首、监利、枝江、当阳、襄阳等州县创立育婴堂。宜昌府则迟迟没有动静。乾隆八年（1743），东湖知县李越倡率士绅募集育婴经费38两入质生息；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本息累积400余两，于是知县蔡本棇申报拟建，却未被批准。乾隆二十七年（1762），知县林有席另择基地，动支当商公捐生息，详细申报才获准建立。^[9]堂堂府城，创办一个上级屡次下令建立的育婴堂，居然是在几十年之后，且需经历如此多波折，实在令人费解。同治《宜昌府志》记载归州育婴堂则仅有“归州育婴堂，今无”寥寥数字。兴山育婴堂的情况，也难以知晓。

宜昌育婴堂发展的发展契机发生在张之洞督鄂期间。光绪十六年（1890），长江沿线教案大爆发，四月底发生武穴教案，八月底发生宜昌教案，两案均因外国教会育婴堂“剜眼剖心”类谣言而起。两案很快遭张之洞残酷镇压。此年，张之洞扎谕江汉关照会各国领事育婴堂暂时不要收养婴孩，待地方安靖再行收养。九月十三日，朝廷批复御使恩溥《各省教案皆因育婴而起，请饬广设育婴堂》折，“著各直省将军督抚悉心体察，妥为筹划”。风雨飘摇的晚清时期，这样的命令很难产生实效，湖北成为一个特例。光绪十七年（1891），总督张之洞鉴于教案风行，“檄湖北所在州县兴办育婴……分派员绅驰赴各属，会同地方官绅同历城乡切实劝导，设法筹捐的款，或因或创，竭力扩充”。全省各地均卷入其中，以各种形式兴办育婴。^[10]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湖广总督张之洞报告通省筹办育婴情形，并附清单。自光绪十七年起，“综计一州一邑，虽筹经费多者钱数千串，以至数百串；收养婴孩多者数百名，以至数十人，各该地地方官均能各就本处情形实心劝办，不遗余力”。此次，全省69州县均新建或扩建的育婴堂，或增加了筹款渠道，扩大收养规模。江夏、武昌、大冶、沔阳、利川、咸丰等地除城内外，在各乡镇分设堂局。各处收养数量多寡不一，最多者崇阳收养572人，蒲圻490人，大冶三四百人，个别地方则只有几人，甚至未完成建设。^[11]宜昌府各县情形如下（为行文方便，未标表题）：

相较于全省情形，宜昌府收养总人数在全省最少，除府城外，归州、兴山均8人，长阳、巴东均3人，明显是官样文章。长乐更是未完成建设，也未报告收养数量。

养济院与育婴堂在清代慈善体系中具有特殊的角色，它们是最具官方背景的，无论是政策、财政以及日常管理，均与官府息息相关。其规模、大小与城市行政级别密切相关，等级愈高则规模愈大，反之亦然。这种唯行政原则隐含了一个矛盾，因为各地的行政与社会经济水平往往是不平衡的，行政上平级的州县，其人口数量、经济水平、尤其工商业发展往往千差万别。由于难以摆脱“衙门”色彩，很多地方干脆将其与州县一般公署并列，而与育婴堂、同善堂等其他“善举”“赈恤”加以区分。章学诚在乾隆版《天门县志》卷首《凡例》中论述：“养济院支给孤贫口粮、布衣系存留项下开销，故附赋役积贮后。育婴堂，虽未动钱粮，然绅民捐募银田息钱租课，俱系报上存贮支给，故亦附积贮后。”^[12]这是明清养济善举自身难以摆脱的宿命。

三

除养济院、育婴堂外，宜昌府还有几处善堂，如府城东湖有栖流所、公善堂、培元堂、善缘堂、水龙公局、白骨塔，兴山县有公善堂。这几个善堂，可分为两类。一是以培元堂为代表的综合类善堂，包括公善堂、培元堂、善缘堂、公善堂，多举办多种善举。一种是专门类善堂，包括栖流所、水龙公局、白骨塔，分别为收养流民、城市消防和施棺助葬类组织。

明清常见的善举类型有育婴恤孤、恤嫠清节、敬老助贫、施医施药、施棺助葬、救生义渡、惜字放生、刊布善书、兴学助教等，也有救济同族、同乡和灾民、贫民等临时性措施，还包括捐助水利、城防、道路、团练等公共事务，可谓五花八门，不胜枚举。从不同角度出发，很多人试图对其进行一定分类。如日本学者可儿弘明曾将中国传统善举分为8类，即禁毁淫书、惜字、放生、义学、保节、宣讲、散发善书等社会教化和拥护传统文化的活动；施棺、代葬、捡骸、拾浮尸、义庄、公共墓地等助葬事业；施医、施药、种痘、各种医疗设备等医疗事业；保障老人、贫民、鳏夫、寡妇的生活；流民、弃儿、孤儿、老人、寡妇的收容设施；施米、施茶、施粥、施衣、施舍等救贫事业及饥馑救济；公共水井、路旁休息所、渡船、桥梁、修补道路、救生船等公共设施；防盗、消防、职业指导、保产、募捐灾害地区等及其他事业。^[13]这些类型的善堂在清代中后期从江南等地向全国推广，逐步成为主流。

宜昌东湖培元堂，由众善士集资所设，凡贫民无告者老弱贫苦，加之收恤，量给钱米、寒衣；水火灾黎别予赈赡；延医散药专恃贫者；掩骼拾骸以免暴露；途危者辟治之，桥圮者修复之；增器械以御火，施路茶以解渴，及放生、惜字之类，靡不举焉。^[14]培元堂创办后，举办二十余种善举，其中有“设粥厂赈济往来乞丐”。每年腊月十五起，在北关河下设立粥厂，赈济月余。少壮乞丐来厂就食，至衣衿孀妇寡女之辈，查实，分送经费，约计十贯之数，赈后尚足保全。有“遇寒济贫”善举，隆冬雨雪交加之际，堂内多备熟食，沿街搜巡，遇饥寒乞丐，按人给送。但不许闻风向堂乞讨。酌给受灾赤贫。水货之灾，交迫无路。堂中首士当即亲身清查户口，按名酌给。不准冒名代接。同时施送棉衣。堂内预办棉花，临时带人挑负，密察确实，看人酌给，毋致向堂索取。每当年终之际，正饥馑无告之时。堂内多办粟米于前，数日写存米票。盖用图书，密察确真，按人给付。定期设局，照票给米，勿得向堂内格外需索。堂内人等不得徇情私给。密访困苦急迫之家，于年终夜静之时，随带钱文，按户暗中资助。对于年逾七十者及幼儿年未成立者，经查实实属贫寒无依，堂内酌量支送钱粮。以上几种，均由善堂主动派发，不准擅自向堂内索要。^[15]东湖培元堂举办敬惜纸字善举。据光绪年间议定的规约，其方法为：“街巷备挂字篓，并买外来字纸，酌给钱文，按期专人收捡字灰，净化投入江心。”^[16]

宜昌水龙局。民间救火主要由会馆公所、善会善堂等负责，主持与参与者主要是官绅与商人，植根社会，拥有人力、物力、财力诸多的优势，救火更关乎他们的身家性命，因此最为积极主动。湖北创办水龙局，始自嘉庆年间，由汉口地方发端，此后向全省各地推广，其中以武汉三镇、宜昌、沙市等地为多。宜昌附城内外，民居多缚竹编茅，往往不戒于火，遂至延烧。咸丰九年，盐、厘二局委员禀请捐钱百千，为下河街制备水龙一架，得以先事预防。别造公局，存收水龙及器具。嗣是，署令刘劝谕局绅商民捐置水龙一架，上下河街商民捐水龙二架，一存西门外三元宫公所，一存西宾门外城侧，一存北左门下首拐角。城侧建笆篓坊三所及水龙一切器具，各派人夫，造具名册。临时传集策应。由是救火之具略备焉。北门水龙公局，藏救火器具。局前店面岁获租钱十贯。于社稷坛寇隙地立舍招租，岁得钱六贯，留作修补之费。除专门的水龙局外，综合善堂也多从事救火善举。水龙会一般制备澍槔、火钩、长绳、斧锯、鼓锣、水缸、水桶、水池等原始的救火器物。如宜昌培元堂，“前已制麻搭、火钩、号衣、灯笆篓等具，得以先事预防。后复劝商民捐资购水龙二架，外建水龙局一所。收贮一切器具，并雇派人夫，造具名册。临时传集策应。由是救火之具略备焉。”^[17]

缘善堂已义葬为主要善举。宜昌府城东湖周边连山草木繁盛，原本无采樵之难。清代中期后，因户口日增，柴草不足，民众多改烧煤，因此需要拌以黏土。居民经常在采土时，将附郭荒茔任意锄坏，导致骨骸暴露，见者悯之。本邑善人于德芬邀众善士首倡，募钱二千有奇，创办缘善堂。该堂于邑东、南、北界置买闲田以备烧煤者取用，禀官示禁，冢墓始得保全。同治《东湖县志》记载：“五家庄置水田一分，在东南界以渐，让课取土。校场后置陆田一分，在北关外以渐，让课取土。买天官桥田地一分，按地安埋水陆无主之尸。迁埋南湖营盘地，系老春台局。”所置田地除取土外，尚有剩余，出租取课，设立善堂，由叶佩珩、毛荣铨、覃长钊等经理。^[18]

湖北的栖流所为数不多，主要分布在省城、荆州、宜昌等处，如武昌府栖冬院、广仁堂；荆州沙市栖流所（一在泰山庙，一在旅寄园侧），济众堂、敦善堂，安陆留养局。宜昌栖流所，在东关外，同治元年（1862）由知县金大墉创立。^[19]栖流所与粥厂是专门用于安辑流民与救济贫民的慈善组织。栖流所专为外来流民而设，实施的是“留养”与“资送”结合的办法。“留”即为流民提供栖身之所，“养”即提供食物、医疗等方面的保障。“资送”即为流民提供口粮、路费，回到原籍后还要妥为安插，颇多周折。^[20]顺治十年（1653）起，在京师城内外设立栖流所五处，安顿贫病流民。如遇无依流民，及街衢病卧者，令总甲扶入所内。其经费动支户部库银二百两备用，如有不敷，许其赴部具领。乾隆以后，将栖流所办法向全国推广。乾隆九年（1744），户部定例各省流寓孤贫，如籍隶邻邑，仍照例移送收养外，其在原籍千里以外者，准其动支公项银两，一体收养，年底造册报销。^[21]

四

夷陵地区是公认的中国水上公益救生组织的发源地，这也是宜昌在中国慈善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跋涉江湖之间，一旦遭遇风波之险，往往命悬一线，得人搭救则侥幸脱身，呼救不及则人财两空，水上救生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清末大善人余治曾呼吁人们兴办救生善举，备述其理由道：“人生急难之遭，至江湖风波之险而极矣。呼吸之间，即关性命，呼天莫应，抢地无灵，四顾茫茫，心胆俱裂。此时设有为之垂手救援者，起死肉骨，何啻浮屠七级也。”^[22]沈云骏在《峡江救生船记》中盛赞救生善举：“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能体天地之德则莫如救生。当其沉溺水中性命寄于呼吸，一旦救而出之重睹天日，岂非慈航普渡哉！”^[23]

民间自发的救生，应当是很早就出现的。据弘治《夷陵州志》记载，“患难不外于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数者。如本州沿江自屈溪以下各编渔船字号，专救往来溺者”。^[24]显然，明代中叶在宜昌等地，沿江船只专门救助往来溺水者已蔚然成风。不过由官方与社会主导的，有组织与普遍性的水上救生是从明代中后期才出现的。湖北救生红船之设始于明代，但当时还是零星出现。清代，政府鼓励设置救生红船，并将其纳入管理范围。康熙初年，绥远将军蔡毓荣在汉阳江滨设救生船，置办田亩作为经费。乾隆三年（1738），奉上谕，湖广地方，三湘七泽，水势汪洋，凡有应设救生船之处，著督抚确勘，照江南一律办理。十一年（1746），部复议准湖北救生船，照内河战船年限修造。十五年（1750），部复议准湖北设立救生船67只。当时全国共有救生船268只，湖北居于首位。《大清会典则例》中详细记载官设红船分布情形：“江夏县船十有七，汉阳县船十，武昌县船一，兴国州船二，大冶县船二，黄冈县船一，黄梅县、蕲州船各二，蕲水县船一，江陵县船四，监利县、松滋县船各二，襄阳县船三，均州船二，东湖县船七，巴东县船二，归州船七，各于本境内险要处所分泊。”^[25]民国《湖北通志》津梁卷后附有《救生船》一目，详细记载湖北救生船的发展与分布，关于1750年核准设立红船的情况与前面略有差别：“江夏县船十七只，武昌县船一只，兴国州船二只，大冶县船二只，汉阳县船十只，又汉阳县牛湖渡船三只，黄冈县船一只，蕲水县船一只，蕲州船二只，黄梅县船二只，襄阳县船二只，均州船二只，江陵县船四只，监利县船二只，松滋县船二只，东湖县船七只，归州船七只，巴东县船二只，荆州府监利县杨林矶与湖南湘窝对渡。”^[26]宜昌府红石滩一度设有救生红船六处。同治《东湖县志》记载：“旧设救生红船各一只，水手各六名，岁支工食银二百五十九两二钱。”^[27]

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日渐困乏，加之官方政策的松动，乾隆之后，官办救生红船事业缺少经费无力维持，不少地方只空存名目。与此同时，有官绅士民设置的救生船日益增多，善会善堂也开始涉足救生善举。太平天国战乱后，各地额设俱废。同治九年（1870），督办川盐局程桓生，会同宜昌知府方大湜禀请于崆岭等滩续添救生船三只。光绪二年（1876），山东巡抚丁函商署湖广总督翁筹设宜昌一带救生船，旋造成十五只。查巴东所属滩险十四处，分设船三只，归州属险二十二处，分设船五只，总共十八只，均由新副中营经理。原设船三只，向由新滩同知经理。此外由各处善堂捐设者甚夥。不备录。”^[28]

民办救生船局以善会善堂为主体，这是由善堂的自身优势决定的。湖北最重要的救生船局分布在长江与汉江沿线，以武汉、荆州、宜昌三地最为密集。其中，比较知名的有汉阳敦本堂、江夏救生局、黄冈培心堂、宜昌培元堂、光化县敦善堂等。三峡地区是内河中最为凶险的，设置救生船尤为紧要。巴东知县李光前曾作《新造红船说》，论述修造红船之紧要：“岩邑之苦于无红船者有三难。县治在江南，行台在江北，使节忽临，缓急弗济，其难一。以小艇而捷迓送巇险波心，其难二。巴之距荆鄂千有余里，公事赴谒，扁舟荡漾，目眩于秭归之峻滩，神摇于黄陵之飞涛，其难三也。此三者在冬春犹可，而在夏秋则长民者兴嗟望洋，情形最弗堪。”^[29]上述三难，在整个三峡地区都普遍存在的。三峡地区是内河救生船的起源地。康熙十五年（1676），道员李会生、知州邱天英在归州境内的上八斗、下八斗、吒滩、石门四处各设救生船一只，每处雇请精通水性的水手六名，由归州署造册付给工钱。每逢船翻人溺，救活者很多，效果显著。嗣后，归州境内又增设牛口、泄滩、新滩、崆岭滩四处，每处置救生船一只。清光绪二年（1876），丁宝桢出任四川总督，途经三峡，亲眼看到峡江覆舟溺水的惨状。次年，他捐廉万两，六千两给四川，四千两给湖北。湖北巡抚翁同爵指令将这笔巨款发典生息，行文委托宜昌镇总兵贺缙绅督造大小红船15只，连同“培元堂”等处红船4只、摆江划子2只，共计21只。贺缙绅办事认真，经常前往巡查，申令必以救人为急，次及货物。“敢有乘危匿货，诈伪索谢者，重惩无宥。”^[30]光绪八年（1882），湘军名将鲍超与家人经三峡时突遇险情，他九死一生，却痛失两子。不久，他上奏皇上，力陈峡江险恶，请求增添红船。八月，清廷内阁奉上谕，在鲍超的奏折上作了批示。于是，川鄂两省遵旨照办。此后，红船事业有了更快发展。^[31]

救生局注重从事水上救生、打捞、护航、义渡、护漕等义举，其中，救生是救生局和救生红船最主要职能。在湖北文献中，保留了较为丰富的水上救生具体运作的资料，特别是光化敦善堂《救生规约》等善堂规约中有详细的记载。东湖培元堂，备木匣安埋水陆尸骸。彝陵上通巴蜀，往往船破湾坏，人有覆水溺毙者，顺流而下。本堂预派渡船打捞，给以工资，安埋义冢，编成号记，以备清查。即郡城乃当冲之要隘，亦乞丐相聚之地方，遇有无主病故者，当给木匣，雇人装埋，均足免尸骸之暴露。^[32]宜昌培元堂举办“雇船防危”善举，添设差役不时梭巡，指示大船顺泊，以免倾覆之患。^[33]

五

各地经济与文教水平，直接决定当地士绅、善人与商富的多寡。而后者又根本上影响着当地的慈善事业发展的状况。在多数经济文化落后的州县，由于缺乏地方社会的参与，善会善堂难以及时创办或重建，或者根本无法建立起来。由于社会经济水平的不同，各地善会善堂的设立早晚、数量、规模等方面差异明显。虽然上至帝王，下至官绅，申述兴办各种惠政的重要性与好处的言论连篇累牍，清代以后这些甚至成为“程式化”的论述——在各类政书中即可见一斑。可是，将其诉诸实践的却并不多。诚如清人朱锦标所述：“历任父母非不欲举行恤孤之政，但州民复业无几，钱粮征收有数，存其心，无货于财，安能及此哉！”^[34]

鄂西地区，长期相对落后，清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诸如书院、义仓、义冢、善堂之类也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宜昌兴山西部的响滩，原本古木蓊荟，荫蔽天日，是“虎豹豺狼之乡，荆棘蒙栮之处”。嘉道以后，人们剪除草莱，驱逐狐狸，日中为市，聚货交易。“道光之间，嘈嘈杂杂，遂成乡会，而好善之事起矣。”^[35]显然，地方社会一旦逐步发展起来，相应的社会建设也会应运而生。

晚清时期，善举赋役化特点突出，从商捐契税与厘金关税中提取经费成为普遍流行的方式。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淮盐运销困难，继而推行川盐济楚，在宜昌设川盐公局，每年征盐税数十万，蜀船云集东湖。胡林翼于各郡设立厘金局，水陆各局年收三五十万之多，除用于军饷外，地方公益分润不少。^[36]江陵养济院，在城东公安门外，后设于安澜门内北隅。孤贫原额14名，每名2两1钱，共银29两4钱。道光六年（1826），知府王凤翰率属筹捐，饬县查明城乡孤贫男妇共100名，按口发银3钱。咸丰七年（1857），知府禄勋增额10名，由内署每月捐银3两，著为定例。同治元年，知府唐继盛罚滩匪银800两，发典生息，复增额40名。巡道张建基又增额150名，于宜昌盐务，每月提钱60串，按口发给400文。同治六年，署巡道何元普因盐务改章，改由道府县每月各捐钱20串，仍由府并放。^[37]

在我国古代社会，政府与民间社会的根本目标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通过实施“善政”或从事“善举”，来最终实现维护阶级利益或巩固群体利益的实际意图。我们应对各种力量的地位角色作综合考察，而不能偏执一方。瞿同祖曾指出：“从士绅和官吏隶属于同一个集团这一意义上讲，他们的权力直接源于传统的政治体秩序。因此尽管有正式和非正式权力的差别，实际上却是同一个集团在控制社会。”^[38]国家与社会在公共领域中所体现的关系，并非是对立和对抗性的，而是基本上呈现出协调状态。

【注释】

[1]［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页。(www.xing528.com)

[2]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黄永昌：《传统慈善组织与社会发展：以明清湖北为中心》，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4]黄永昌：《传统慈善组织与社会发展：以明清湖北为中心》，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5]参考王卫平：《普济的理想与实践——清代普济堂的经营实态》，载《江海学刊》2000年第1期。

[6]同治《宜都县志》卷2《营建志》。

[7]《清世宗实录》卷1雍正二年闰四月癸未。

[8]《世宗实录》卷19雍正二年闰四月癸未。

[9]同治《宜昌府志》卷4《建置志》。

[10]张之洞：《筹办育婴折》，《张之洞全集》卷34《奏议》。

[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近代中国史料汇编·教务教案档》第五辑，第1150～1158页；张之洞：《为遵旨筹办湖北通省育婴堂，现已办有规模，恭折奏祈圣鉴事》。

[12]乾隆版《天门县志》卷首《凡例》。

[13]［日］可儿弘明著，孙国群等译：《猪花：被贩卖海外的妇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0页。

[14]同治《东湖县志》卷9《营建》。

[15]同治《宜昌府志》卷4《建置志·育婴堂》。

[16]同治《宜昌府志》卷4《建置志·育婴堂》。

[17]同治《宜昌府志》卷4《建置志·育婴堂》。

[18]同治《东湖县志》卷9《营建》。

[19]同治《宜昌府志》卷4《建置志》。

[20]参见黄鸿山：《清代江浙地区栖流所的运营实态及其近代发展》，《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

[21]《大清律集解附例》卷89《户律·户役·收养孤老》。

[22]余治《得一录》卷4《救生局章程》。

[23]光绪《归州志》卷3《峡江救生船记》。

[24]弘治《夷陵州志》卷5《乡约》。

[25]《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35《工部》。

[26]民国《湖北通志》卷38《建置志·津梁》。乾隆三年谕旨参见同治《汉阳县志》卷6《关津》。

[27]同治《续修东湖县志》卷9《营建·善堂》。

[28]民国《湖北通志》卷38《建置志·津梁》。乾隆三年谕旨参见同治《汉阳县志》卷6《关津》。

[29]同治《巴东县志》卷15《艺文志》，李光前：《新造红舟说》。

[30]光绪《归州志》卷3《峡江救生船记》。

[31]蓝勇：《清代长江上游救生红船制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

[32]同治《宜昌府志》卷4《建置志·育婴堂》。

[33]同治《宜昌府志》卷4《建置志·救生红船》。

[34]光绪《续辑均州志》卷15《艺文志》，朱锦标：《重修养济院记》。

[35]光绪《兴山县志》卷19《艺文志》，邓暄：《义冢碑记》。

[36]同治《东湖县志》卷9《营建》。

[37]民国《湖北省志》卷49《经政志七·善举》。

[38]瞿同祖著，范忠信、晏锋译：《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