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权生 罗美洁
摘 要：宜昌地处鄂西，是楚地的西大门，是巴蜀和武陵的东大门，是国家军事和交通要地，是历代王朝“备蛮”镇守的要地，也是历代统一战争中锁江“御寇”要地。这种政治、军事和经济要地的产生，首先是宜昌市为楚蜀要地之因造成的，具体而言，宜昌的陆路和水路“蜀道”交通艰险，但又往往是交通的必经之地。而在这各种因素中，宜昌是人口和文化五方汇聚之地，故宜昌是历史上长江人口流动的枢纽，尤其在元明清和民国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迁徙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中转站角色，至今其地位随着三峡枢纽、“川汉铁路”和沿江高速等道路的打通，其交通区位更加彰显。
关键词：宜昌；门户；蜀道；中转站
宜昌地处鄂西，是楚地的西大门，是巴蜀和武陵的东大门，是国家军事和交通要地，是历代王朝“备蛮”镇守的要地，也是历代统一战争中锁江“御寇”要地。这种政治、军事和经济要地的产生，首先是宜昌市为楚蜀要地之因造成的，具体而言，宜昌的陆路和水路“蜀道”交通艰险，但又往往是交通的必经之地。而在这各种因素中，宜昌是人口和文化五方汇聚之地，故宜昌是历史上长江人口流动的枢纽，尤其在元明清和民国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迁徙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中转站角色，至今其地位随着三峡枢纽、“川汉铁路”和沿江高速等道路的打通，其交通区位更加彰显。
这里以宜昌市的秭归和今夷陵区、西陵区为中心，兼及历史上大归州（含巴东、秭归、兴山、神农架部分地区）以及政区形势，因今天大归州大部分属于宜昌地区，古归州、峡州（夷陵州）和荆州一直是唇齿一体，难以分割。故这里的宜昌主要是以古归州和古峡州为政区探讨范围。
一、楚蜀门户
自古归州和峡州是楚蜀之门户，兵家必争之地，是长江上游和长江下游交汇的交通孔道，也是人口流动水陆交通要道。如《读史方舆纪要·湖广四》指出：归州“左荆、湘而右巴、蜀，面施、黔而背金、房。战国时，为秦、楚相攻之地。三国吴以为西偏重镇。晋王濬等谋自蜀沿流来伐，守将吾彦请增建平之戍，以扼其冲要。陆抗亦曰：‘西陵、建平，国之藩表，既处上流，受敌二境。’是也。唐平萧铣，师自归峡而东。宋平孟蜀，刘光义军出归州。嘉熙中蒙古将搭海入蜀，孟珙帅荆湖，知贼必道施、黔透湖、湘，乃分兵屯归、峡及松滋诸处，为夔声援。明初，平伪夏，亦分兵由峡路进克瞿塘。州其楚、蜀之门户欤？”[1]归州的军事要地地位十分突出。峡州居归州之下，彼此为唇齿关系，历史上峡州（今西陵、夷陵和宜都及枝江长阳一带）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故东吴大将陆逊有“夷陵要害，国之关限”之说。[2]历代军事家都在该地筑城。如《水经注·江水》记载：“江水岀峡东南流，迳故城洲，洲附北岸，洲头曰郭洲，长二里，广一里，上有步阐故城。方圆称洲，周回略满，故城洲上城周五里，吴西陵督步骘所筑也。”[3]古有后汉与蜀地公孙述荆门虎牙长江第一桥之战，三国有夷陵之战……近有抗战石牌之战。抗战之石牌被称为最后的“国门”，可见其战略地位之重要。故军事家顾祖禹指出夷陵州：“西陵，国之西门。及王濬克西陵，西陵以东无与抗矣。隋之亡陈，亦自西陵。唐平萧铣，先取峡州，而铣之亡也忽焉。宋吕氏祉云：荆州要害，实在夷陵。……夷陵之安危，与荆州为存亡矣。”[4]而荆州：“左吴右蜀，临江负汉，根本之地也。”[5]夔州和夷陵为三峡腹地，三峡为巴蜀和荆楚之衔接咽喉与关口之地。
因此包括宜昌在内的三峡为历代兵家据险而守、破险而攻的必争之地。三峡区域从人类迈入文明之时起，战争的烽火就频频燃烧，其战争的地域特色十分突出。三峡区域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军事文化形成的“天然舞台”和“土壤”。[6]由于宜昌为长江中上游的结合部，是西南尤其是巴蜀的门户，也是巴蜀东入楚地的关口。因此宜昌是名副其实的“楚蜀门户”之地。
二、“备蛮”镇守之地
归州南部（峡州西部）陆路是进入武陵地区的要道，故归州和峡州（夷陵）也是历代中央政府屯兵镇守防止武陵叛乱的军事要地。归州和夷陵州互为掎角，更多时候夷陵辖归州，如《肇域志·夷陵州》指出夷陵州：“正当峡口，故以为吴之关限。……国之关险，失之则荆州可忧。……冲、饶、烦、朴。施归兵道驻扎。设千户所。夷陵递运所。”[7]施归兵道设于夷陵以备施南之蛮，千户所、递运所以控峡江。如明嘉靖《归州志》记载：“冉氏、田氏（长江南岸的地方政权）陬落猖獗，屯聚三峡，短遏水路，行人有假道者。（归州）荆蜀镇守之地，西陵乐乡，荆州之镇守也。”[8]《肇域志·归州》记载：“居三峡要冲，塞山蛮之路。”[9]顾炎武认为归州是塞蛮之要冲之路，其认识是与历史相符的。
明时归州属于荆州府，所谓“荆州之镇守”是有军事实体机构的，如明代在归州设有“荆州卫”以备“蛮”。如《读史方舆纪要·湖广四·附见》记载荆州卫：“在府城内。明初吴元年建。洪武二十一年，改护卫。三十一年，复旧。又荆州右卫，亦在府城内。吴元年建。洪武二十一年，改右护卫。三十二年，仍曰荆州右卫。今亦置荆州卫，仍属左、右二卫。”长宁守御千户所：“在归州治东。洪武初建。又夷陵守御千户所，在夷陵州治西北。洪武初，建峡州卫。九年，改为今所。又枝江、远安二县，亦各置守御千户所。”[10]如《太祖实录》卷一二五记载洪武十二年七月庚申：“改瞿塘守御千户所为瞿塘卫，隶湖广都指挥使司。置梁山、大竹、忠州、达县四守御千户所，隶瞿塘卫。”[11]明代瞿塘卫从军事上隶属湖广，而行政属于四川，这就达到了中央政府统一管控三峡的目的。
为确保不被“武陵蛮”截断水路，除了在夔州有瞿塘卫外，还在归州设有荆州卫，在峡州设有峡州卫（后改长宁守御千户所），在川东设有重庆卫，加之武陵腹地的施州卫，确保长江黄金水道的安全。归州确实是“荆蜀镇守之地”。司马错和中尉田真黄对秦惠王说：“（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12]归州地处蜀楚间，是蜀楚关键节点之地，唇齿相依，自古夔州归州都是一体的。如《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归州：“武德二年，割夔州之秭归、巴东二县，分置归州，三年，分秭归置兴山县，治白帝城（奉节）。”《旧唐书》记载夔州：“隋巴东郡。武德元年改为信州……武德二年，以武宁、南浦、梁山属浦州。又改信州为夔州，仍置总管，管夔、硖（含秭归、兴山）、施、业、浦、涪、渝、谷、南、智、务、黔、克、思、巫、平十九州。……贞观十四年，为都督府，督归（归州）、夔、忠、万、涪、渝、南七州。”[13]从中可以看到夔州和归州曾属于同一政区，而对交通区位和军事地位而言，两者不可偏废。长江上游之巴蜀与长江中游之荆楚、荆楚与长江下游吴越、荆楚与巴蜀及吴越长江上中下游，也相互为唇齿之关系。这就要求“联天下之半以为一，用之若常山之蛇”“唇齿相依，凭阻山水，有难拔之势故也”。[14]荆楚与巴蜀唇齿关系首先体现在夔州和归州之间，如南宋末宋将孟珙侦知“蒙古塔海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请粟万石以给军饷，以千人屯归州，命弟藉兵驻松滋为夔声援。增兵守归州隘口。万户各蒙古至，珙密遣将御之。珙兄时知峡州（今宜昌）帅兵巡拒归州大垭寨得捷巴东，遂复夔州”。孟珙正是深谙归州和夔州关系，才能正确做出军事部署，而防备武陵地区“蛮叛”或“匪寇”也必须蜀楚一体。
三、锁江“御寇”之地
拙文《东汉至隋朝三峡军事浮（索）桥及其攻防战》指出：长江上建有大量军事桥梁，其中历史可考的最早的军事浮桥是东汉初公孙述所建的荆门虎牙军事浮桥，该桥为中华“长江第一桥”，三国末期，东吴在西陵峡口建有军事索桥，为目前可考的长江最早的军事索桥。南北朝和隋初在三峡东面西陵峡口也多次建有锁江索桥。从军事战术上看，长江军事桥梁需要攻防矛盾相平衡，水陆军事结合运用，水攻（舟战）、火攻相机妙用结合，彼此不可偏废。[15]从这些桥梁都是王朝更替时期及生死战所建桥梁来看，事实上三峡上夔州和归州建桥梁或横江铁索是为防寇所用，尤其是防御南部的“武陵蛮”的袭扰。
如明朝正德时期“蜀寇猖獗，分巡荆南张公停节本州，于要害处铁链锁江以御之。按夔峡归之上流，夷陵归之下流，归统于其中，则夫守御者不可不择其人，饬其备矣。”[16]归州用铁索锁江这种寇贼、御寇的方式，夔州同用，如《太平寰宇记》曾记载在夔州建桥：“铁锁断江，山横江亘张两岸，造舟为梁，施战床于上以御寇。”[17]由此可见此处所建桥梁为浮桥，铁索横江两岸、连舟为桥，铺板于上，功用除了收税便为“御寇”。渝关和夔关为全川商税重地，渝关离巴蜀核心区较近，历代割据地方政权或长江南岸地区民族政权为控制长江经济命脉，往往占领夔州或者归州江峡之处，阻遏水道，收税获取经济利益。为保障三峡交通安全，设铁索桥“御寇”就成为重要的防备手段。《读史方舆纪要·四川一》记载：“宋泰始三年（公元467年）以三峡险隘多寇贼，乃立三巴校尉镇江关。又大江自瞿塘关而下，谓之峡江，亦谓之锁江。”[18]在夔州和归州锁江，首先为军事，其为防寇，三为收税。平时锁江目的是保障税收和峡路安全。
四、蜀道难
商旅在长江川江段水路上行走十分艰难，事实上地跨长江中下游和长江上游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迁徙活动是极其艰辛的，峡州和归州作为长江中游和上游的结合部，也是历代移民中转站，水陆道路确实十分艰难。明代王士性《广志绎》记载：“归、巴陆路，正当峡江岸上，峻坂巉岩，行者手足如重累。”[19]巴蜀四周都是高山，无论从哪个陆路方向出行都是难行。东西方向虽有长江水道，但该水路极其危险。《广志绎》记载：“黄山谷谪涪云：‘命轻人鲊甕头船，行近鬼门关外天。’人鲊甕在秭归城外，盘涡转毂，十船九溺。鬼门关正在蜀道，今人恶其名，以其地近瞿塘，改瞿门关，亦美。”[20]故古人认为李白所指“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指的是东西蜀道，而非南北之蜀道。故《广志绎》指出：“李太白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不知者以为栈道，非也。”[21]故通过峡州和归州的水路或陆路都是过鬼门关之地，笔者认为，只有到了这里，才是真正考验移民决心和意志的时候。
《“湖广填四川”电视拍摄脚本》指出：移民来四川之路充满艰辛，不知多少老弱病残路死异乡，能够来到四川的都是那些体格健壮而有坚强毅力的先民，以致今天我们移民的后裔们无不对自己的祖先充满崇敬。迁徙实例，如其一，原籍湖南永川府零陵县南埠乡萧氏，于康熙四十四年“挈眷谐行，逾巫山，涉岷江（长江），风雨劳瘁不堪言状”，后来才到达四川武胜、合川一带。其二，成都江西籍刘立璋与十位江西同乡在康熙年间徒步入蜀，刘立璋哥哥病死于风寒，埋于荒草之中，其余九人继续前进。其三，赣南刘希载等七姓一同入川，都没结婚成家，后其他六姓死后，家产归于刘氏，就专门立碑纪念，称为“七老爷碑”。其四，刘秀标哥哥刘秀桂早年移民四川，其母亲多次催其到四川，故仅14岁的他千里迢迢来到四川江津，先从放牛娃干起，后来找到他当石匠的哥哥，艰苦创业，后成为家业颇丰的小商人。其五，康熙四十七年，湖南王氏“阅巫山，渡巫峡，历夔关，两岸猿声酸他乡之客，轻舟重波惊失路之人，早行夜宿，一步一趋”，才到达四川简阳。总之，“漫漫迁徙路，数十万人背井离乡，携老扶幼迁移，不知有多少移民葬身鱼腹，这青滩古镇上北岸一座座白骨塔，就是这些迁移的历史见证”。[22]新滩也有白骨塔，新滩附近“翻船事故不计其数。新滩北岸有一个‘白骨塔’，就是安放殉难船工（和外来游客）尸骨的地方”。[23]例如光绪《归州志》卷三《义冢》记载：“归州义冢五座，坐落老官庙、大慈寺、叱溪塘、何家湾、北关外，养济院，在北门外，今无。旧址犹存。”[24]归州义冢多主要是因为明清以来，该地滩险水急，海损多，而这些人员伤亡中，不少是西入四川的移民，许多人未达天府之国四川，就魂归归州陪伴孤寂的古人屈原去了。
秭归七里峡：“狭长七里，故名。位于秭归县东北部，在三闾公社境内。峡壁陡峭笔直，观天一线。岩上灌木丛生，峡中溪水清澈见底。峡南有条便道，可行人。”[25]而该道便是屈原乡乐平里及周边出入的必经道路之一，也是部分移民入川的便道。进入乐平里后，又要上山走山间大道，“大道”其实不足一两尺宽，到处都是沟壑丛生，2015年7月18日早晨，笔者考察乐平里上石爬的北坟沟，该坟就在该路上，经过此路入北峰“谭李向黄”的李氏家族所在地永定，再翻山就是兴山，过兴山达巴东再可达巫山，而过去巫山到北坟清明祭拜当从入川陆路小道。据当地向导72岁的李胜杰讲，在民国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该路人来人往，其路边还有一民国末的私塾学校，李胜杰还在该校上过学。该屋至今尚存，只是如今已经废弃了。
“湖广填四川”入川路中，古之峡州、归州和夔州三州之地形是最险峻的，例如巫山到湖北九湖道路上“两山相望能讲话，见面握手半日难，既要爬山又涉水，四十八道脚不干”。庙堂乡有民谣在当阳也有流传：“一上到山巅，一下到河边，对门喊得应，相逢要半天。”[26]即使这样的古道，笔者亲见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往返川楚路上的行人上百。如《三省边防备览》记载：“陕西平利、安康盐课归地丁，房、竹、兴、归山内重冈叠巘，官盐运行不至，山民之肩挑背负赴厂卖盐者，冬春之间，日常数千人，厂中旧例，每盐一背给商引钱六十文，引课不亏而无拦截拒捕之事，则法之变而得宜者。”[27]该古盐道也就是江北入川古道，是巫溪和巫山到房县（含神农架）、竹山、兴山、归州的古路。光绪《大宁县志·艺文》有一首《题盐泉》曰：“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人事有因革，宝源无古今。”[28]当时背盐的“日常数千人”，而移民迁徙之时，可与相提并论。笔者也多次走其巫山段的古道，每次走完就有后怕之感。而移民入川，这路上的人就更多。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川楚交通都十分困难，东西蜀道被称为鬼门关源于蜀道山陡水险的自然环境，夔门水路是其中一个“鬼门关”，而当阳有陆路“鬼门关”但也是楚蜀两地有“楚蜀鸿沟”的地域文化之间人为的因素。明王士性《广志绎》指出：“（鬼门关）地名为楚辖也，蜀不修，蜀请楚修，楚谓虽楚地，楚人不行，蜀行之，楚亦不修。”[29]这种巴蜀急于出川，需要修路改善交通，而楚地一直不配合的局面，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五、宜昌和荆州府（含归州和峡州）为移民中转站
宜昌在开埠后设有海关，为收税之用，历代进入四川的商旅，首先要在宜昌（古峡州）或归州检查官文，方可入川，或进入武陵腹地。《三省边防备览·险要》记载：
川江险滩鳞次相连，其著名者报部有案，各滩设有救生船，以备不虞，云贵运、京运、楚铜、铅船只例由泸州铜店上兑至重庆府，齐帮川东道盘验、开行、护送至楚境，每起船二十三只，共须桡夫、船户约计千人，沿途州县于铜铅船入境，必派拨兵役护送运员，将所执兵牌送至州县署，粘贴印花，以昭慎重。[30]
此为自上而下的商旅，明清时期盘查和行踪备案，十分完备，商旅并不是随意可以出川、入川的。例如“由巫山入川境至成都，沿岸设有水卡，卡相距十五里，各州县视江程远近设卡，十数处、二十余处不等，每卡安夫役二名，稽防夫役工食皆卡中，所用旗锣由州县捐给捐制，每年川东道委员查卡十次，省中委员查卡一次，晓谕往来船只停泊水卡，以疏虞然”。[31]自巴东到宜昌也如四川一样，设有水卡。
三峡不仅是水道，陆路道路也不少，自古各陆路是古盐道，如房县闹花园：“据传，清时为古盐道，有一饭店，盐客多于此歇宿，因生意兴隆，犹如闹市故名。”[32]房县背垭子：“原为古盐道，早年背盐的商客常在此休息，故名。”[33]当阳县上交盐寺：“村前原有寺庙，贩盐的商人均在此成交，与附近的下交盐寺相对称，故名。”下交盐寺：“村前原有寺庙，贩盐的商人均在此成交，与附近的上交盐寺对称，故名。”[34]正常的在国家管控的贩盐是被允许的，私盐则是严查之列。如宜昌县查盐山：“据说从前有个走私盐贩子在此山被查获，故名查盐山。”[35]
例如巫山和湖北交界的当阳乡就设有巡检司，如光绪《巫山县志·疆域志》记载：“当阳镇，在县西北废大昌县西四十里。明置巡司，今裁。”[36]过了当阳便是湖北的九湖乡，湖北历代也在这里设卡，称之为“巴山前哨”，如神农架林区九湖特产场：“是川鄂两省万县、郧阳地区五县八社交界地带，号称‘巴山前哨’。境内落羊河是堵河的发源地。境内有穿越南北的川鄂古盐道至四川省巫溪县大宁厂盐厂，人行道能通向竹山县，房县和巴东县。”[37]也就是说无论川江北岸还是川江南岸陆路，明清时期国家都设有管控机构，明代在瞿塘卫、荆州卫、峡州卫、重庆卫下设有小的哨卡机构，以管控地方和来往商旅。
对于进入武陵地方，中央政府更是严加管控。如《太祖实录》卷一五九记载洪武十七年正月己酉：
湖广左布政使靳奎言，归州所辖长阳、巴东二县，居大江之南，地连容美诸洞，其蛮人常由石柱、响洞等关至巴东劫掠，有土民谭天富者，常率众击败之，归所掠男女二十二人，斩首十三级生擒四人。事闻于朝，已蒙赏赉。然天富止能自保其乡，他所被寇者，须报州县移文军卫，发兵剿捕，动经旬日，贼已遁去。臣愚以为，若于蛮人出没要路，如椒山寨、连天关、石柱、响洞、蹇家园等处，选土民为众推服如天富者，授以巡检，俾集乡丁，自为保障则蛮人不敢窃发矣，从之。[38]
川江水道被中央政府严密管控，各关口设“巡检”，以乡丁守御，也就是说入武陵之“蛮路”是得道中央政府间接管控，故除了战乱时期的人口非正常迁徙，经过峡江水陆两路，一般的人口流动都在明清政府的控制之中（鄂豫陕蜀的明清流民除外）。而在宜昌和秭归出现大量“调凡”的地名、传说（全湖北唯独以此集中）绝非偶然，是在“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原宜昌府所在夷陵州和归州其实可能存在一个查验和签证的临时机构或一种调度人口（即“调凡”）的历史事件。
在今宜昌市含秭归县是否存在一个管理当时移民入川的机构，学术界似乎没有多大研究，一般都将注意力集中在“麻城县孝感乡”或“瓦屑坝”可能存在移民中转的办事机构上。《夷陵姓氏大观》记载：
朱元璋称帝，不少姓朱的攀亲认祖，纷纷出来协助朱氏管理地方事务，形成地方上的二衙门，一时遍布县城、集镇。这些二衙门便称为“朱氏巷”，或“朱氏坊”“朱氏街”“都司街”。今宜昌市点军区的朱市街，也应是在“湖广填四川”过程中，移民由夷陵州去四川的签证之处。[39]
明清移民运动确实存在过类似的机构和有移民的凭证。张国雄所采集湖南湘潭民国十一年（1922）《龙泉罗氏族谱》卷四《一派齿录》称：“（湘潭罗氏）原籍江右吉水汽下。明洪武七年偕长、次二男领南京凭来谭，卜居梅林巷。”同治四年《湘潭高塘李氏七修族谱》卷首《自序》载：“（湘潭李氏）发源洪都（南昌）。胜国之初，奉户帖来居吾潭者，实始湖茫祥公。”[40]其中《龙泉罗氏族谱》所说“领南京凭”，一种可能指从南京派来的官员手中领取凭证，一种可能遥指明朝政府所在南京，所领证代号叫“南京凭”。“户帖”自然是移民迁徙过程中的通关文牒了。《明史·食货》记载：“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41]全国实现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而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二十六日，朱元璋发布有关清查户口的告示：
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勘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42]
但长江中下游江浙、安徽、福建、江西移民溯江而上，当到了宜昌府，马上进入四川或土司所管辖的武陵地区，自然要办一个通关手续，这种通关手续的办理，主要在宜昌夷陵州与长江边的归州。于是在这里便形成了“调凡”的传说。在移民运动中，宜昌府及其所辖州县（尤其归州）俨然成为入川或进入武陵最后确认的查验关口。事实上这种中转站是确确实实存在的。2015年7月18日上午，笔者抄录秭归县屈原乡乐平里下石爬（屈原故里）《黄氏墓碑》（为“皇清待赠/浩曾祖考黄词/妣向氏/字达天老大/孺人墓”）记载：
自承遗业以来，世居秭归郡三闾。所生曾祖公名词，词生心灵，灵生士维、士纶、士贤、士器。士纶、士器移居西蜀，落业巫山，迄今川湖两地生齿日繁，人文日盛。恐世远年湮，派演难一，故各捐赀财重修茔墓。俾后裔咸知木本水源之自，祖德宗功之恩。……乾隆四十六年岁次辛丑十一月二十八日巫山县儒学生员黄文宪沐手敬书。
该处说明巫山乐平里黄士纶和黄士器是通过巫山中转入川的。笔者家传《黄氏族谱·序》记载：
黄氏先公立乾所生春辉，辉生九子，……原籍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瓦子岗大堰口万仞岩人，自大明洪武三年，天下大乱，红军作耗，民不安生，迨至六年大定，始奏川陕人民余烬俱无，遵奉圣旨，移民填籍。弟兄商议恐难聚首，特将乡贯书立九纸，对天盟誓，永不悖宗。各领一据寻地落业（传一口鼎锅打碎九块，各领一块为凭）。大房黄龙落业于夔州府巫山县罗门坎上。二房黄峰落业于大宁州鱼化县尹引驲水口、后至宣德十年尹引驲改为大昌县、大宁州改为大宁县、鱼化灭息无踪。三房黄虎落业于建始县大水田。四房黄凤落业于奉节县上保、五房黄薹落业于荆州府江宁（陵）县筲箕洼。六房黄雄落业于夷陵州红花套。七房黄翡落业于重庆府忠州香水溪。八房黄琳落业于夔州府梁山县扦担坝。九房黄鼎落业于重庆府巴县康村坝。洪武六年五月十四日分手各散，以至于今……[43]
从笔者家谱可见笔者黄氏先祖九人，是到了荆州和宜昌开始分手迁居各地的，这显然是因为荆州和宜昌为入川的通道，移民在此办理手续后，便继续迁徙。结合“调凡”传说，宜昌府的归州和峡州（夷陵）为移民进入四川和武陵地区的中转站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巫山县平河乡（含合并到平河的起阳乡）有沈、陶、杨、石、刘、黄、李、袁、张、王十大姓，均为明代迁入，巫山县城附近也有十大姓，张、王、李、赵、黄、向、杨、刘、何、陈。这些十大姓自称结拜弟兄，是结伴而行到四川来的。[44]笔者查阅这些家族，许多不是来自同一迁出地，其结伴而行入川，最大可能性是在宜昌结伴上川的，最后结拜弟兄，抢占为业的。巫山老一辈人动辄称宜昌为下河，巫山人是下河迁来的，巫山起阳乡刘氏称家传舞龙，黄氏演彩龙船和打莲湘是下河带来的，这些都说明宜昌府在移民中转站的地位。
明清时期，在整个鄂西，除了宜昌所属州县，沿着长江整个荆州、夷陵州、归州都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中转站。但在鄂西本身也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迁出地，故该地“调凡”传说，国家让当地人迁到四川，江西人迁到鄂西，鄂西本身是迁出地毋庸置疑，但鄂西也是迁入地，“调凡”传说是调走当地土著，外迁入外地“江西人”，鄂西也成为迁入地。下面看荆楚文化重地荆州作为移民中转站的情况。
长江顺流而下，归州而下为峡州，峡州而下为荆州，归州、峡州、荆州从交通上有长江联通，军事上为唇齿相依关系。彼此故宋人指出“江陵、襄阳尤为要害。……宜置重臣于江陵，以为江西之巨防，严守备于夷陵为荆楚之外护。”[45]守荆州必守夷陵和归州，这在三国时期尤为明显。如《三国志·陆逊传》记载三国吴凤凰三年夏大司马荆州牧陆抗疾病上疏吴主曰：
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汎（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46]
荆州在川江下游，从地利上处于劣势，故陆逊和陆抗均认为西陵峡段的归州和峡州是荆州西门，是关系整个吴国社稷安危之国门，是倾国争之地。
在诸葛亮眼里，荆州结合益州（巴蜀）则是获得天下的用武之地。故三国时期诸葛亮《隆中对》分析巴蜀与荆楚乃至全国之军事、政治、经济战略指出：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47]
荆州为用武之地，皆因交通四达，人口聚集之地，在历代长江流域人口迁徙中，荆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过归州的明清移民更多迁入四川，而宜昌和荆州两地则可能迁入武陵，也可能迁入四川。笔者2015年春节考察武陵北部利川、恩施等地，自荆州和宜昌尤其是荆州迁入武陵及鄂西南的移民特别多。利川档案馆藏1940年《王氏族谱》记载：
吾族之来历系湖广荆州府是予族之发源地，江宁县二四里吾族之梓郡也，致族谱牒一事，自始祖由洪武入川移失他处，预往荆竹坪落水孔，后之弥祖移于潘家湾。
在荆州迁入武陵的移民，世代居住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在荆州中转迁入武陵腹地，尤其鄂西南腹地。如《利川牟氏族谱·序》：
祖居山西平阳（今临汾），移处南京上元县五凤村，元初迁至安徽麒麟山。麒麟山红藤穴事变，兄弟罹难，逃至公安。
茂祖移湖北麻城孝感后回公安。元至正二年，茂祖从荆州下百里赤安反马乡过虎口渡，经柳州城（今恩施州府所在地）越石板岭至清江县（今为利川市）都亭高穴口（即李子坳）大木杠落业。[48]
此处是作为湖北移民中转地的麻城孝感乡中转到荆州，荆州中转到恩施的原州府所在“柳州城”，柳州城再中转利川，其中转迁徙路线非常清楚，经历多个中转站。
先看长阳县多为荆州籍的移民情况，如长阳地名大堰乡担子山：“公元1690年至1700年间，从公安县（属于荆州府）迁来龚王二户教民。”[49]如乾隆长阳彭淦《竹枝词十三首》其中一首描写：
草县民风最朴真，不将雀鼠构亲邻。年来教惯思贤术，多是江公石监人。
《竹枝词》作者彭淦按：
民淳讼简，长邑为最。四十年来，山田间，流寓众，而江陵、公安、石首、监利及松滋、枝江、湖南之澧州等处，狡黠游手阑入其中，日以刁健讦讼为利，宁乡诸境民化之，讼端日繁。惩刁诈，清讼源，还我淳风，望于民之父母也。[50]
这里主要讲的就是以荆州为中心，移民迁入长阳的情况。
又如恩施县白杨坪公社上义高山：“大约在明末清初时，由荆州等地来了八个姓氏的人到此落户，大家以义气、和气把驻地分为上、中、下三义村，此村居上方，故名。”白杨坪公社中义村：“大约在明末清初时由荆州等地来了八个姓氏的人到此落户，大家以讲义气、和气把驻地分为上、中、下三义村，此村居于中间，故名。”[51]恩施县大山顶：“相传，明朝末年，从湖南、荆州等地迁居而来的人，居住于大山之顶，而得名大山顶。”[52]恩施县沐抚集镇：“清嘉庆初年，由荆州、孝感迁来的客家吴、胡、陈、刘、徐五姓人氏初修街道，取名新龙场。”[53]恩施白杨坪集镇：“据传，在清朝雍正年间，有江西刘、王二姓和荆州革、程二姓人家来此垦荒落业时，见此坪上生长着很多粗大的白杨树，故取名白杨坪。”[54]
荆州在古代的政治、文化和军事地位十分重要，非宜昌所能相提并论，但在“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荆州留下的传说和地名则相比宜昌、秭归、巴东等地其影响反而小得多，何也。皆因荆州水患之故也。杨守敬《湖北江汉水利议》指出：
至宋时，有九穴、十三口之宣洩。其可考者，南有虎渡、调弦，北有郝穴、赤剥、杨林，今多湮塞，而夏、油水不复入江。无论江水泛涨时水高于堤内平地；即江水低落时亦高于堤内平地。此其因沙泥淤浅，无可疑者。今若不再设法浚深，年复一年，其冲决不堪设想。不第北之潜、沔，南之沅、湘，悉为泽国矣。夫大江绵历数千载，何以至今日江身淤浅若是？[55]
由此可见在宋至清末，长江中游的荆州水患已经十分严重，这里所说江水低落时亦高于堤内平地，这指的是荆江段，长江此段河流和黄河一样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上悬河，如人们头上顶着一大锅水，水随时有破堤害人的危险，如《荆州府志》记载有谚语：“水来打破万城堤，荆州便是养鱼池。”[56]故有“长江万里长，险段在荆江”“荆江之堤，要在万城”之说。而事实上荆州城给人的感受是“帆轮楼顶驶，江水屋上流”。[57]这数百年来，长江中下游，尤其是荆江的防洪形势一直十分严峻，历代统治都亲自过问荆江的防洪抗洪。清代水利学者总结是“昔人以治河比之治兵，守堤如守城也，防水如防寇也”。[58]至宋以来荆江，各地均以“江堤为命”“湖北政治之要，首在江防，而江防之要，尤在万城一堤”。[59]即使如此，荆江大堤也只能抵挡十年一遇，最多二十年一遇的洪水。民谣道：“荆江水啊长又长，提起荆江泪汪汪；三年两次发大水，拖儿带女去逃荒。”[60]民谣所唱“三年两次”发大洪水，确实反映了荆江洪水的危害。面对荆江洪水，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以及荆江两岸黎民百姓，都是力不从心，疲于应付。而荆州人口一遇洪水到外逃荒，当地留下的土著比较少，其虽为移民中转站，但如宜昌留下“调凡”的移民地名和传说却十分少，皆因水患之故也。当然还因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荆州相比归州、峡州，其更为靠东，离移民迁出地四川或武陵稍稍还有数日路程，故其在人口迁徙中，人口聚集可能十分密集，但其还是要通过宜昌市的宜都、枝江、长阳、五峰将人口扩散到武陵地区，或经过峡州、秭归让迁徙人口迁入四川，部分居留鄂西北或迁入鄂西南。
今天宜昌和荆州的彼此唇齿依赖关系更加密切，宜昌的葛洲坝和三峡工程保障了荆州的农田和城市，而三峡工程、荆江大堤和荆江分洪工程保障了整个江汉平原的安全。
李焘指出：“大抵吴蜀相应如左右手，苟与人斗，左手虽奋，而右无以应之，则不可望其能胜也。如有蜀则吴强，无蜀则吴弱，东晋以平李势，宋武必平谯纵，至于齐梁而无西顾之忧，其间惟陈氏无蜀。是以魏取西蜀，晋既代魏而因以平吴；周取萧，隋既代周而因之入陈。北方之能并南方者，晋与隋耳，则皆以无蜀而亡。然孙氏虽无蜀而荆州无恙，陈既无蜀又无荆州，故孙氏之祸迟，陈氏之祸速。”[61]巴蜀和荆楚是互为唇齿的战略关系，宜昌则为巴蜀和荆楚直接的结合部。
六、余论
三峡之宜昌为楚蜀之门，也是长江之门，如今因为川汉铁路打通，加上三峡枢纽工程，整个宜昌的战略地位更加提升。古人认为“西陵建平，国之藩表，处上游，敌泛舟顺下，不可恃援，他郡以解倒，然此乃社稷安危之机也”[62]在两千年前宜昌为国之“藩表”，是社稷安危之地，如今更是如此。故宜昌的地理和区位之重要是其地理位置决定的，也是国家发展大势决定的。
在历史上宜昌还是内地进入武陵地区的门户，故宜昌是“备蛮”之要地，宜昌还是整个历史时期“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中转站。
今天宜昌是整个中国西部开发、中部崛起的结合部，是西电东输、西气东输的发源地和中转站，现在和未来是高铁、水运、空运和高速路的结合部，未来如中部再新设省，或三峡设省，宜昌显然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经济和政治中心。
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东方杂志》做了一个民间文化人的“新年的梦想”专题，可谓20世纪30年代一批中国人的“中国梦”，其中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所梦想的中国：
未来的预期，曾诱惑我做过三次梦。(www.xing528.com)
第二次，似乎是在扬子江轮船上，这轮船仿佛是本国制造，在不久以前举行“下水礼”……由汉口溯江而上，约莫已过宜昌，那里有一个人口近30万的新工业中心。迫近江岸时，见陆上光辉灿烂的空中，有电光映出这样—个似算式非算式的洋字，其文为S+E=C，我看了莫名其妙。登陆后，看见路旁的大围墙上写有“新中华水电站世界第一”等字……
这三次梦痕，虽说半成陈迹，可是模糊的印象还留在脑海之中，特趁《东方杂志》求答案的机会笔录出来。在风雨如晦的时候，旧梦重温，亦含快意，但不知与我同梦者有多少人？[63]
民国钱啸秋梦想宜昌城市人口达到30万，三峡所建水坝电站为“新中华水电站世界第一”，如今宜昌城市人口（含流动）达到了200万（常住150多万），看来民国的“中国梦”对于宜昌而言，已经完全实现了，21世纪的宜昌似乎大大超过民国学人的梦想了。由此可见宜昌成为见证“中国梦”的一个重要城市，这与宜昌的地位和区位密不可分，而宜昌还将见证未来的“中国梦”。
总之，宜昌地处巴蜀、秦陇、荆楚武陵和中原交叉之地，是国家西气东输、西电东输、“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之地，是见证20世纪和21世纪的“中国梦”之地。三峡工程基本建设完工，经过重庆到宜昌的川汉铁路早已经建设完备，而沿江铁路也在建设之中，宜昌的发展必然会上一个新台阶，宜昌作为古之华夏国门之地，作为今天华夏发展腾飞见证之地，其未来必将更加美好。
【注释】
[1]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78，《湖广四》，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689页。
[2]（晋）陈寿著，（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卷58《陆逊传》，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版，第1346页。
[3]（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校正：《水经注校正》卷34《江水》，中华书局2007年7月版，第793页。
[4]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78，《湖广·夷陵州》，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679页。
[5]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78，《湖广·荆州》，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653页。
[6]阮荣华：《长江三峡军事地理位置及其战争评价》，《三峡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7]顾炎武撰，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校点：《肇域志》（五），《湖广·夷陵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第3101～3102页。
[8]明嘉靖《归州志》，地理卷1，《归州要隘考》，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1990年12月1版，第750页。
[9]顾炎武撰，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校点：《肇域志》（五），《湖广·归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第3106页。
[10]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78，《湖广四》，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695页。
[11]杨小华辑：《〈明实录〉鄂西史料辑注》，鹤峰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1993年10月，第9页。
[12]刘琳注：《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91页。
[13]刘昫：《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1554～1555页。
[14]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形势论》，《资治通鉴》卷70黄初六年，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版。
[15]黄权生、罗美洁：《东汉至隋朝三峡军事浮（索）桥及其攻防战》，《军事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
[16]明嘉靖《归州志》，地理卷1，《归州要隘考》，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1990年12月1版，第753～754页。
[17]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全九册），卷148《山南东道七·夔州·三钩镇》，中华书局2007年11月第1版，第2875页。
[18]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66《四川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123页。
[19]（明）王士性撰，周振鹤点较：《五岳游草·广志绎》，《广志绎》，卷5《西南诸省》，中华书局2006年7月第1版，2012年1月第2次印刷，第303页。
[20]（明）王士性撰，周振鹤点较：《五岳游草·广志绎》，《广志绎》，卷5《西南诸省》，中华书局2006年7月第1版，2012年1月第2次印刷，第303～304页。
[21]（明）王士性撰，周振鹤点较：《五岳游草·广志绎》，《广志绎》，卷5《西南诸省》，中华书局2006年7月第1版，2012年1月第2次印刷，第303页。
[22]转引自《“湖广填四川”电视拍摄脚本》，收录蓝勇、黄权生著：《“湖广填四川”与清代四川社会》，西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4页。
[23]湖北省秭归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湖北省秭归县地名志》，1982年9月编印（内部资料），第474页。
[24]清光绪八年刊本：《归州志》，卷3《义冢》，收录于《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三二八号》，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第143页。
[25]湖北省秭归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湖北省秭归县地名志》，1982年9月编印（内部资料），第467页。
[26]巫山县地名领导小组：《四川省巫山县地名录》1983年6月编印，第127页。
[27]蓝勇主编：《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点（上）》，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352页。
[28]高维岳总修，巫溪县志编纂委员会校点重印：光绪十一年《大宁县志》，卷8《艺文·诗》，1885年7月第1版，第579页。
[29]（明）王士性撰，周振鹤点校：《五岳游草·广志绎》，《广志绎》，卷5《西南诸省》，中华书局2006年7月第1版，2012年1月第2次印刷，第304页。
[30]蓝勇主编：《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点（上）》，《三省边防备览》，卷5《水道》，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314页。
[31]蓝勇主编：《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点（上）》，《三省边防备览》，卷5《水道》，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315页。
[32]房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湖北省房县地名志》，1984年6月编印（内部资料），第319页。
[33]房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湖北省房县地名志》，1984年6月编印（内部资料），第451页。
[34]当阳县地名领导小组：《湖北当阳县地名志》，1982年9月编印，第67～68页。
[35]宜昌县地名领导小组编：《湖北省宜昌县县地名志》1982年10月（内部资料）第267页。
[36]《巫山县志》编纂委员会重印：光绪《巫山县志》，卷3《疆域志》，1988年1月第1版，第12页。
[37]神农架林区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地名志》，1982年10月，第129页。
[38]杨小华辑：《〈明实录〉鄂西史料辑注》鹤峰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1993年10月，第14页。
[39]宜昌市夷陵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夷陵姓氏大观》，三峡电子音像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13页。
[40]转引张国雄著：《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105页。
[41]（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77，《志第五十三·食货一》，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1版，2012年重印，第1878页。
[42]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第一卷，《宋元明编》，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25页。
[43]民国二十四年江夏堂重修：《黄氏族谱·黄在存支谱》，《支谱源流·序》。
[44]转引自：《“湖广填四川”移民传说故事释读》，见蓝勇、黄权生著：《“湖广填四川”与清代四川社会》，西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7～298页。
[45]明嘉靖《归州志》，地理卷之一，《归州要隘考》，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1990年12月1版，第752页。
[46]（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卷58《吴书·陆逊（抗）传第十三》，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第1版，第1359页。
[47]（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卷35《蜀书五·诸葛亮传第五》，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第1版，第912～913页。
[48]湖北·利川牟氏族谱编修委员会：《利川牟氏族谱》，2013年，利川档案馆藏。在此感谢利川档案馆全体工作人员提供家谱以查阅。
[49]湖北长阳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编：《长阳县地名志》1982年10月（内部资料），第504页。
[50]徐明庭、张颖、杜宏英辑校：《湖北竹枝词》，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342页。
[51]恩施县地名办公室编：《湖北省恩施县地名志》，1984年6月（内部资料），第118页。
[52]恩施县地名办公室编：《湖北省恩施县地名志》，1984年6月（内部资料），第448页。
[53]恩施县地名办公室编：《湖北省恩施县地名志》，1984年6月（内部资料），第146页。
[54]恩施县地名办公室编：《湖北省恩施县地名志》，1984年6月（内部资料），第106页。
[55]谢承仁主编：《杨守敬文集》第五册，杨守敬：《湖北江汉水利议》，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第445页。
[56]（清）倪文蔚原著，毛振培、栾临滨、赵冕、李锋等点校：《荆州万城堤志》，卷三，《建置·大堤》，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57]《江陵堤防志》编写组编：《江陵堤防志》，1984年11月内部发行，第1页。
[58]（清）倪文蔚原著，毛振培、栾临滨、赵冕、李锋等点校：《荆州万城堤志》，卷五，《防护》，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版，第135页。
[59]倪文蔚原著，毛振培、栾临滨、赵冕、李锋等点校：《荆州万城堤志》，卷三，《建置·大堤》，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0]《江陵堤防志》编写组编：《江陵堤防志》，1984年11月内部发行，第174页
[61]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卷十，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2]吴守忠编辑：《三峡通志》，卷五，《守江集议》上，三峡大学长江三峡发展研究院资料室藏线装书。
[63]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30年代知识界对未来的展望》，西苑出版社1998年1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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