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学术概观：三峡文化研究第13辑

傅世金

（宜都市第一中学）

摘　要：为纪念杨守敬逝世100周年（1915—2015），历时十年纂著《〈杨守敬集〉概览》（以下简称《概览》）42万字，宜都市政协列之为《宜都文史》第24辑刊行。《概览》主体四大板块，即“历史地理·方志”“版本目录·藏书”“金石文字·书法”和“综合著述·年谱”，将《杨守敬集》著作逐一介绍，每个部分冠以“综述”，统领下属各篇叙录。本文系“综合著述·年谱”综述篇节选，实为《概览》全书大归结，试图总体观照《杨守敬集》，结合杨守敬人生进程，梳理杨守敬学术源流，概述杨守敬治学门类，追溯著述缘由，抽绎要点精义，抉发学术价值，彰显文化精神。

关键词：杨守敬；学术源流；治学门类

一、追踪乾嘉，成就鄂学灵光

有清一代，处中华传统文化大总结时期；在学术文化方面，对中国古代文献展开了大规模的考据与整理。清代学者坚持由小学通经明道的治学宗旨，运用科学的考证方法，在实事求是精神照耀下，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了梳理和研究，纠正了历代经学家对经典原意的误读和有意歪曲。同时，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许多久已散佚、面目全非的文献因此基本恢复了原貌，许多晦涩深奥、不能卒读的典籍大体可供阅读研究。清代考据学以小学通经明道，使传统学术中服务于经学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地理学、历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传注学及金石学等辅助学科得到空前发展，从而构建中国历史文献学体系，对近代以来的传统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经学远溯汉学，而以古文经学为主流。清初大家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学术立场兼采汉宋，其治学态度和方法堪称后世典范。顾炎武乃清代开国儒宗，他反对“以明心见性之空言”的理学，倡导根据经书和历史立论的“实学”，引古筹今，明道救世。时至乾隆嘉庆年间，学界尽弃宋学，独尊汉学，提倡质朴学风，而有“朴学”之盛。士大夫渐离经世致用之“实”，视考据学成就为学术水平唯一尺度，崇尚无征不信，论必有据。乾嘉朴学不仅涌现出一大批经学名家，而且还形成了吴学、皖学和扬州学派等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吴派源于惠周惕而成于惠栋，尤以钱大昕学术成就最高，主张搜集汉代经师注解并加以疏通，以阐明经书大义。皖派源于江永而成于戴震，以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重要成员，主张从音韵、训诂、天算、地理、音律、典章制度等方面，阐明经典中的大义和哲理。关于扬州学派，张舜徽先生指出：“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1]王氏父子承继戴震学术思想，领军扬州学派，汪中、焦循、阮元等不主门户之见，皆为通学之人。

《邻苏老人年谱》记，杨守敬十九岁从朱先生附读：“是年，长阳谭先生力臣（大勋）常往来馆中，与房东许滋生及朱先生论古。盖谭先生曾馆于江都汪孟慈家，得庸甫（中）先生绪论，守敬每侧听之而欣然，盖守敬得闻国朝诸儒之学自此始。”谭大勋早年客居江都，在汪喜孙（孟慈）家设馆教读，得以系统研讨扬州学派大师汪中（容甫）的学问著述。所谓“国朝诸儒之学”，汪喜孙撰《〈国朝汉学师承记〉跋》略有论述：“国朝汉学昌明，超轶前古。阎百诗（若璩）驳伪孔，梅定九（文鼎）定历算，胡朏明（渭）辨《易》图，惠定宇（栋）述汉《易》，戴东原（震）集诸儒之大成，裒然著述，显于当代，专门之学，于斯为盛。至若经史词章金石之学，贯穿勃穴，靡不通擅，则顾宁人（炎武）导之于前，钱晓征（大昕）及先君子继之于后，可谓千古一时也。”^[2]文中“先君子”，是作者对亡父汪中的尊称；“贯穿勃穴，靡不通擅”，概论顾、钱、汪三家治学之通博。

汪中少孤贫好学，十三四岁入书店做学徒，得阅经史百家书，遂博综典籍，深谙儒墨，卓然成家。三十四岁为拔贡，后即不再应试。作文宏丽渊雅，倾动士林；能诗，尤精史学。对诸子之学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多有除旧布新之论。作《墨子序》，对已成绝学的墨学推崇备至，力辩孟子辟墨为过枉；又作《荀卿子通论》，肯定“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博考先秦图书，研究古代学制兴废，其论著结集为《述学》内外篇。至于汪中对杨守敬的影响，《晚清学人杨守敬》一文（2008年语文高考江苏卷）开篇云：“杨守敬（1839—1915），湖北宜都人。少年时代聪明好学，刻苦用功。青年时代有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十九岁时，听谭大勋讲授汪中的《述学》，开始接触乾嘉考据之学；二十岁那年，偶然得见清人六严缩摹的《舆地图》，便借来临摹，这成为他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开端。”杨守敬入门国学，直接受到扬州学派的影响，专精为学，以至淹通宏博。

关于鄂学，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指出：湖北在春秋战国时期曾是孕育灿烂的楚文化的核心地段；秦汉以降，文化中心在黄河中下游；晋唐之后，南方渐有崛起之势，而领先的是江浙一带，湖北只是偏师；清代中叶，湖北的人文状况在全国的地位更有所下降；然而时至清末民初以来，湖北人文大有跃起之态，黄冈熊十力、李四光、王亚南，蕲春黄侃、胡风，浠水闻一多、徐复观，黄梅汤用彤，钟祥李济，黄陂谭鑫培、谭富英，罗田王葆心等，都是某文化门类领风骚的一代巨子；而杨守敬生当晚清民初，“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沐浴时代风尚，遂成一代鸿儒，享誉“鄂学灵光”。

二、设塾故里，起步四书经学

陈上岷、虞逸夫撰《重修杨守敬先生墓碑记》曰：“自清季同光以来，学林好古鸿博之士，莫不知有宜都杨守敬先生者，其故可得而言也。夫先生以一介寒微，奋发于阛阓琐屑之间，力跻于耆彦宿儒之堂；身不假科第而重，名不藉爵禄而显，巍然为东南大师，系海内人望数十年。”据史料记载，黄侃早年东渡日本，拜谒章太炎为弟子，章先生告诉他：你在国内要从师，只有孙诒让和杨守敬；在国外呢，那只有我了。孙诒让为晚清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秉承乾嘉遗风，总结前人旧说，专心著述四十年。章太炎讲演《国学概论》称：“孙诒让是一代大宗，《周礼正义》一书，颇为学者所重。”^[3]孙为同治举人，后官刑部主事。同治四年（1865），张之洞任翰林院编修，提倡风雅，大会天下名流于城南陶然亭，邀请杨守敬、孙诒让等十多人参会，此咸同以来朝官名宿第一次大会也。孙诒让主治《周礼》《尚书》，以古文经学家名世；杨守敬亦有经学著述，但并不引人注目。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和“六经”成为不可触犯的圣人和经典，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所以，还没有哪一门学科像经学一样，深刻影响两千多年封建时代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和社会意识。从汉代开始，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几乎皆以经学为基本内容和重要标准。封建时代的士子，不论他的学习兴趣和研究方向最终怎样，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读经，而不可能有其他选择。《邻苏老人年谱》记，杨守敬六岁发蒙，母教以识字读书；八岁从覃先生读，“四子书”成诵。从十四岁到十九岁，历经县试、府试、院试取秀才入学，继而参加三年一届的乡试。清代乡试分三场：首场“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二场经文五篇，题用《易》《书》《诗》《春秋》《礼记》；三场策问五道，题问经史、时务、政治。同治元年（1862），杨守敬第三次参加乡试，得中壬戌恩科并补行辛酉科举人。《杨守敬集》所收录《邻苏老人乡试朱卷》，仅有首场三篇“四书”文和一首五言八韵诗。这三篇“四书”文的题目，乃是取自《论语》《中庸》《孟子》的句段，要求考生代圣贤立言，并按“八股”程式作文，这无异于戴着镣铐跳舞，能写出有特色的文章实在不易。各位考官对杨守敬应试诗文评价甚高，分别加注“精深透辟”“落纸锦粲”“声情激越”“清新俊逸”等批语。

杨守敬中举后历任教职，或为景山官学教习，或被聘为学馆师资，或者在家设帐授徒，教学相长每有心得，即开始经学著述。《年谱》记其三十一岁，“是时除碑版之外，兼习经史。为《论语事实录》成，刻之；亦间有《小学记录》，今不存”。杨守敬所撰《四书识小录》不见于《年谱》，然其行楷墨书稿本尚存。该著为读书笔记体裁，是杨守敬早年任教期间所做的经学札记。历代“四书”传注不可胜数，朱熹集注登峰造极。杨守敬处于晚清时期，博学多识，既善于吸取先儒研究成果，又敢于藐视权威直陈己见，故能独树一帜，不落前人窠臼。《四书识小录》包括“学庸”和“孟子”两个部分，计68则6000余字，所引用历代著作，从先秦到清末，多达90余种。如此旁征博引，做到考证有据，具有乾嘉朴学的风范。

《论语事实录》为杨守敬经学考据专著，采用问答形式，就《论语》的作者、内容、成书时间，以及后世儒家学者研究该书的情况等，共列出21个专题，逐一加以细致探讨，发表了不少独特见解。如《论语》撰定成书时间，学术界普遍以为，《论语》的著笔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将《论语》编纂年代界定在孔子卒年（公元前479年）至孔子之孙子思卒年（公元前400年）之间。而杨守敬则论定“出于思、孟之后”，《论语》之成书晚于《中庸》，亦晚于《孟子》，当在战国后期。因为《孟子》书中引孔子语者二十九，唯有一处与《论语》同，另有七处与《论语》小异，而其余二十一处俱不见于《论语》；引诸弟子语者十二，亦大都与《论语》所记不合。若是孟子亲见《论语》，得以观照“文本”，就不会出现这些歧异。《论语事实录》是实事求是的典范，体现出杨守敬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以及不屑依傍陈说而独持新意的大胆求索精神。作者敢于对一千多年来儒家学者研究《论语》的成果予以重新检验和估价，这种气魄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三、会试京城，专心金石书法

杨守敬乡试中举后，十八年间六应会试。一入京城，处人文渊薮之中，颇有豁然开朗之感；结识潘孺初、邓铁香等良师益友，求学问道，其乐融融。杨守敬虽称“时文精能”，不同流俗，但最终名落孙山；好在他及早觉悟，不痴迷于科举“八股”，将主要精力用来做学问。杨守敬一生博学精通、著述等身，主要获益于这段岁月的多闻广识、“绩学有素”。其间涉猎数门学科，于经学之外，各有专著问世。后来杨守敬出使日本，与森立之笔谈自谦道：“仆以前专心金石文，于经史未用功，近日颇有察学之；然年四十有三，两鬓已白，恐终无成耳。”^[4]可见金石文字与书法研究，是这一时期的主题。杨撰《激素飞清阁碑目记》云：“乙丑再入都，晤文昌潘先生孺初，授以古人用笔之法，余深韪其言。先生精鉴赏，鲜收藏，余欲博览以证其说；继复阅王述庵《金石萃编》，乃知所关于史学者甚巨，遂心动不复能自主。”^[5]金石之学形成于北宋，而极盛于晚清；在清代它几乎一直都是显学，名家辈出著作林立。自顾炎武倡导考据之后，金石学作为证经订史的资料来源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乾嘉朴学兴起，许多学者对一切可以引证经籍、考辨历史、解说文字的资料都不放过，而金石作品在这些方面正好符合他们的追求。清代金石出土数倍于前，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广大学者热衷金石，无不以考经证史为能事。乾嘉时期，王昶（述庵）所著《金石萃编》，兼存目、录文、摹图、跋尾之长，叙录金石书法，堪称金石学之集大成者。这部著作引导杨守敬治学金石登堂入室，术业专攻广为撰述。就“存目”而言，有《三续寰宇访碑录》，它前承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后继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并参考好友罗振玉的“辑本”，而有“三续”之编著。与纵观寰宇记述方式不同，《湖北金石志》为方志类金石志，所采用的是“录文”体例，除少量碑铭原版摹刻外，绝大多数为文字著录。有的全文录入，并作详尽考据；有的仅具篇名，缀以简要说明。

杨守敬的金石学研究，意在书法普及与文化传承，他曾在《激素飞清阁评碑记》中表白初衷：“私意欲将汉晋篆隶及六代三唐书，无论石之存与不存，择其尤者，双钩镌木，使穷乡僻壤单寒之士，皆得集天下之大观，窥书法之正传；又使后之好古者易于重刻，不至有传写讹误之失，而古人之精神面目永传于不敝，岂非一大快事哉？”^[6]为此，杨守敬一生花大气力“摹图”著述，以双钩摹刻法刊印《望堂金石》初集、二集共50种碑目，并有《高句丽好太王碑》《荧阳郑氏碑》《泰山经石峪》《匡喆刻经颂》等单行本付梓；而《楷法溯源》则类似于今日书法字典，是一部反映楷书字体源流的文字学专著。杨守敬不仅将双钩摹刻法推向极致，而且还首开照相缩摹碑拓之先河，在日本影印碑版集《寰宇贞石图》。《杨守敬集》收书45种，其中金石摹图多达10种；除碑版书帖外，还有三部“小金石”图录。《古泉薮》与《飞青阁钱谱》是杨守敬光绪年间编纂的两部古钱币图谱，堪称鸿篇巨制。此前李佐贤、鲍康合撰《古泉汇》，共著录古币六千余品，蔚为古钱币学大观；杨守敬汇编《古泉薮》，乃是《古泉汇》的延续与拓展。《飞青阁钱谱》较《古泉薮》内容更为丰富，共著录古钱币9533品，其中不见于他著者达400多品。《元押》是一部元代盛行的花押印章的图录，其书法独具特色，为研究“八思巴文”提供了重要资料。另外，杨守敬还有《印林》《汉印集》《古印林》三部印谱，没有收入《杨集》之中。

杨守敬认为：“金石之学，以考证文字为上，玩其书法次之。”^[7]故其于金石，每有所得，必为之考证。杨守敬老年有《壬癸金石跋》专著，是为“跋尾”体例。该书收录跋记38篇，尚不足以体现杨守敬金石考证成就；而其孙先梅所辑《邻苏老人题跋》，大致弥补了这个缺憾。杨先梅曾在1916年影印出版《邻苏老人手书题跋》，惜仅选录杨氏题跋43篇；历经半个世纪的搜集整理，编定《邻苏老人题跋》稿本。全书收录各类题跋文字154篇，在《手书题跋》之外新增111篇，为全面研究杨守敬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提供了一份极为丰富十分难得的宝贵资料。此著以金石书法为主体，有关跋文多达91篇；后续部分较多书籍题跋，兼及经史子集“四部”。金石学的研究，包括考订、文章、艺术三个方面；艺术关系书、画、雕刻，而以书法鉴赏为重点。《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激素飞清阁评帖记》和《学书迩言》采用“叙录”体例，概述中国古代书法史，据以阐发杨氏书学理论。

四、访书日本，主攻版本目录

《晚清学人杨守敬》记述：“杨守敬曾经热衷科举，二十五岁起先后六次赴京参加会试。虽然名落孙山，但因此结识了许多名流学人，大大拓展了学术视野。四十二岁时，他作为清政府外交官的随员前往日本，这成为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在日本四年，他搜访阙佚，爬罗剔抉，收集到我国大量的古籍珍本，并将它们影印摹刻为《留真谱》。日本人森立之所撰的《清客笔话》，翔实记载了他在日本访书之事，杨守敬自己也写了《日本访书志》。清政府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也搜集了许多稀见珍本和国内久已绝迹的古籍残本，与杨守敬志趣相投。因此，当黎庶昌有了编纂《古逸丛书》的设想时，立即决定请他主持校勘。《古逸丛书》在日本刊印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擅长书法，对书法理论很有研究。在日本影响巨大，被尊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借助所携巨额碑版集帖，杨守敬在日本与日下部鸣鹤等众多书家朝夕过从，笔谈切磋，精研书道。在日期间，他是书法技艺的传道者；但就版本目录而言，他又是一位受业者。杨守敬抵日后不久即结识知名学者森立之，森立之长于版本目录及考证训诂之学，所撰《经籍访古志》著录大量中国流入日本的珍本古籍，是日本版本目录学的扛鼎之作。杨守敬与森立之多次笔谈，在版本目录学方面求教获益甚多。

杨守敬出使日本，其身份由普通学者一跃而为“文化使者”，他以高度的责任感，担负起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日本四年为杨守敬学术人生走向辉煌的起点，日本人感激他指导书法“为传灯之祖师”，中国人则更应看重他抢救汉学古籍的功绩和版本目录学的成就。杨撰《日本访书缘起条例》云：“余生僻陬，家鲜藏书，目录之学，素无渊源。”^[8]此乃先生自谦之辞，他与岩谷一六的笔谈颇为坦诚：“弟平生酷爱图籍，因之家道中落。若早好利不致有今日，以致勤勤恳恳数十年；而中土之老成者凋谢，后继无人。”继而与其论学曰：“弟于目录学亦颇留意。中土自丧乱后，经籍沦亡，使后生小子求书无路。”^[9]他不满于张之洞《书目答问》“罗列各本不分良莠”，欲另撰一书，列入各善本，并注明其佚存，及其版今在何家，对汉、宋部分亦各略注其概说。众所周知，晚清咸同以降，神州内忧外患，乾嘉朴学衰微，旧籍日渐散佚，而学人获书之难，未有甚于此时者。通过杨守敬的自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出使日本之前，鉴于当时学界状况，先生即有志于版本目录著述，一是为了抢救民族文化遗产，二是为了解决学者求书之难，三是为了弥补已有著述的缺陷。杨守敬治学著述于异邦，独辟蹊径别开生面，可谓乘天时、占地利、得人和，历史机遇千载难逢；然主观能动“有备而来”，才是成就事业的决定因素，既要“绩学有素”，更须“文化自觉”。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作为日本访书成果的集中体现，杨守敬校勘督刻《古逸丛书》，撰著刊行《日本访书志》，影摹刻印《留真谱》，从而奠定其版本目录学家的学术地位。

清代学者读书卓识，自辟蹊径，在群书辨伪、古籍存真、发明微学、广求遗说、驳正旧解、创通大义等各个方面，对历代文化典籍加以整理，超越前人，推陈出新。卢文弨堪称乾嘉学派一流校注大家，生平校著书籍颇丰，大都集中于《抱经堂汇刻书》中；凡所校勘皆据善本，精确无误，且都撰有校记。后又著述《群书拾补》，涉猎经史子集“四部”，其中有校正，亦有注疏。杨撰《〈竹友集〉跋》（《日本访书志》卷十四）云：“得金山钱氏小万卷楼所刊谢本，其误脱不下数百事。……乃别为《札记》入《续群书拾补》中。”杨守敬仰慕前贤，欲为《群书拾补》之后续，将读书札记辑为《续群书拾补》。这一计划虽未实现，但其校阅群书所作札记保留至今为数不少。《杨集》整理者将部分内容汇编成书，仍名《续群书拾补》；其篇章以“考异”“补正”“补校”“校补”“札记”和“校勘札记”名目，可见杨氏所做的是版本目录、辨伪辑佚、考据校勘、传注训诂等一系列“拾补”工作。《晦明轩稿》载群书序跋20余篇，有对古籍版本的介绍，有对近人著述的评荐，还有杨著自序和跋记。先生之孙杨先梅所辑《邻苏老人题跋》收录书籍跋记亦有20多篇，展现杨守敬版本目录学的功夫和著作家的风采。而《历代经籍存佚考》《汉书二十三家注抄》《古诗存目录》及《增订丛书举要》，是可与《日本访书志》相提并论的版本目录学巨著。

为学之道，莫先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孔子圣人，其学亦始于观书。杨守敬治学以书籍为载体，藏书读书校勘书，著书编书刻印书。回顾生平藏书经历，《年谱》自述云：“世之藏书者，大抵席丰履厚，以不甚爱惜之钱财，或值故家零落，以贱值捆载而入。守敬则自少壮入都，日游市上，节衣啬食而得；其在日本，则以所携古碑、古钱、古印之属交易之，无幸获者；归国后复以卖字增其缺，故有一册竭数日之力始能入厨者。”先生售字以聚书，因书而广学，书法艺术对学问的作用不可小视；因而终其一生，积累资料篑土成山，搜藏天下奇书以为学问参考。杨守敬自称“余藏书数十万卷，海内孤本亦逾万卷”；《和州杨氏三修家谱》谓“所藏书籍四十万卷，内有宋元精本五千卷，并有海内孤本及四库未收之书甚夥”。现存《邻苏园藏书目录》及《观海堂书目》等八种藏书清册，前者近年经湖北省博物馆整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杨守敬深知学术必须借助书籍流传光大，故每有著述告成皆设法使之刊行。自而立之年直至谢世，一生刻书多达数十种，堪为近代湖北之冠，在学术界甚有声誉。作为集学问家与藏书家于一身的刻书家，既高度重视刻书事业，又十分精通刻书技术。他认为“唯刻书事必常与工人相见”，便于及时交流切磋，取长补短精益求精。杨氏刻书多以其藏书楼为出处，有“飞青阁”“邻苏园”“观海堂”等书坊名号。

五、任教武昌，注重历史地理

1899年新春，湖广总督张之洞选调杨守敬任两湖书院地理教习。两湖书院是洋务运动后期首领张之洞兴办的具有近代性质的高等学府，为湖北乃至全国学兼中西的新式书院。1890年初创时，所开设的课程有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和经济学六科。1896年，改设经学、史学、舆地、时务四门，将图学附属算学。1898年增天文、地图；次年又改地图为兵法，分兵法史略学、测绘学、制造学三科；其后再增格致、体操。为了富国强兵，强调经世致用，两湖书院实用学科的地位，远高于传统经史词章。其分教师资均为著名专家学者，如舆地一门，邹代钧讲新学地理，杨守敬讲传统舆地。张之洞尝以此傲人：“吾分教皆海内绝学也。”晚清湖北先行改革教育体制，1902年自上而下改书院为学堂。武昌经心书院改立为勤成学堂，以杨守敬为总教长；五年后勤成学堂再改为存古学堂，仍以杨守敬为总教长。关于存古学堂的“回归”，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云：“本国最为精美擅长之学术、技能、礼教、风尚，则尤为宝爱护持，名曰国粹，专以保存为主。凡此皆所以养其爱国之心思、乐群之情性。……盖必知爱其土物，乃能爱其乡土、爱其本国，如此则为存心良善，方能听受祖考之教训，是知必爱国敬祖，其心乃为善。”^[10]基于这一认识，存古学堂开设了经学、史学、词章、博览四门主要课程。杨守敬所教习沿革地理，属于“史学”科目。1908年，杨守敬以七十高龄辞去教职，张之洞批示：“杨君系湖北人望，不可令其赋闲，当仍旧奉薪。”

张之洞重用杨守敬，可谓知人善任成人之美。同治四年（1865），张初任翰林提倡风雅，大会天下名流于京城陶然亭，特邀杨守敬等十多人与会。不久他来湖北任学政三年，对杨守敬亦有所关注。自光绪十五年（1889）起，张之洞履任湖广总督十七载，劝学兴教，举贤任能。1891年，张在黄州府视察时，前往邻苏园拜访杨守敬，作诗尊称“杨夫子”，相与引为知己。黄冈教谕十五年，杨守敬以为“株守一官”“自送考外，绝无同志者”。《年谱》对这段经历的记述，文字简略语气平淡，似在情理之中。两湖书院教习地理，杨守敬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代大学教授；勤成、存古学堂连任总教，更突出了他在湖北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学政蒋式芬称道先生：“学术淹博，后进师资，研精考古，至老不衰，为湖北师儒宿学之冠。”在此期间，选授安徽霍山县知县，“自以年老，不耐簿书，并辞之”。^[11]他一如既往潜心治学，专注舆图《水经》，由此登临学术人生的巅峰。《清史稿》评价杨守敬“为鄂学灵光者垂二十年”，主要缘于这段经历；被《辞海》列为条目的四部专著——《历代舆地图》《水经注疏》《水经注图》及《丛书举要》——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另据《年谱》所载，杨守敬晚年在省城刻印图书达37种，如《汉书地理志补校》《晦明轩稿》《日本访书志》《水经注图》《水经注疏要删》《禹贡本义》《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三国郡县表补正》《寰宇贞石图》《望堂金石二集》等，而以舆地沿革著述为多。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端午桥评价杨氏：“老成硕望，博览群书，致力舆地学数十年，于列朝沿革险要洽熟精详，著书满家，卓然可传于世。”^[12]

熊会贞续述《年谱》称“先生常以名山之业为念”，“晚年专注重《水经注疏》”。郦道元《水经注》乃“宇宙未有之奇书”，千百年来为历代学者文人所瞩目，至明清更有郦学之兴盛；然其书精奥之处，前人多未窥见，故杨守敬发愤而作《水经注疏》。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综述清代学者郦学总成绩，其卒章之辞云：“最后有杨惺吾，为《水经注疏》八十卷，以无力全刻，乃即为《要删》若干卷。其书颇为朱谋圬讼直，而不肖作赵、戴舆台，谓‘此书为郦氏原误者十之一二，为传刻之误者十之四五，为赵、戴改订反误者亦十之二三’。此亦乾嘉以来一反动也。”^[13]经过两千余年发展，传统舆地学在清乾嘉时期达到高峰。杨守敬著《水经注疏》，可谓“太岁头上动土”。因为明末清初以来郦学成果丰硕，而乾嘉学派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家更是成效卓著；尤其是戴震被召入京参与官校，书出之后成为定本。杨守敬凭借通博的学识，发现了他们的谬误，讲真理不讲面子，学术批判不遗余力。对于梁论“反动”的理解，吴林伯的评述可供参考：“杨守敬依《注》作‘疏’，实兼揽众家所长又师段玉裁注《说文》，大凡旧籍、前论，决不雷同、苟异，敢于辨是与非。”

关于《水经注疏》的学术价值，陈上岷、虞逸夫撰《重修杨守敬先生墓碑记》论定曰：“竭四十余年之精思，成《水经注疏》八十卷，此其众作之尤美者也，订愆匡谬，度越乾嘉诸老；博学多识如潘存罗振玉辈，共推为千载绝业，岂偶然哉？”何以“度越”，还是林伯先生所论精辟：“众所周知，《水经注》从宋明开始，便无善本。清初顾炎武、顾祖禹、阎若璩、胡渭及乾隆中的全祖望、戴震等治《水经注》，主要校刊文字，视野不大，直到杨守敬，则扩而充之。……不可否认，杨守敬的《水经注疏》，是历史、地理、水利、农业、考古、文艺诸学的宝库。”^[14]《水经注》是一部具有经世致用价值的古代地理名著，特别是在河川水利方面拥有丰富的资料。所以，经过明清两代的酝酿，继考据、词章两个学派之后，终于出现了郦学研究地理学派；这个学派由清末郦学家杨守敬所开创，熊会贞作为继承人发展了这个学派。杨、熊作“疏”，对《水经注》所记载的1389条水道进行了详尽的考证，既体现了坚实的考据学功夫，又融入了近代地理学新知识，在前人基础上大有突破，多有创造。《水经注疏》对山川地理形势的细致分析，当时甚至超过了现代的某些地理学家；并对郡县城邑沿革变迁详加考辨，据此可以逐城逐县推究今地所在。

杨守敬治学舆地“图文并茂”，大致形成两相关联的著述系统：一是山川地理，《水经注疏》与《水经注图》，“疏”“图”互证互补；二是沿革地理，正史地理志与《历代舆地图》，“志”“图”相辅相成。山川地理撰著，包括《禹贡本义》《三亳考》《湖北江汉水利议》与《荆州府志》《晦明轩稿》部分篇章，而以《水经注疏》系列著作为主干。《水经注图》是配合《水经注疏》所编绘的一部以水道为纲的历史地图集，它与《水经注疏》互为经纬，“疏”“图”照应，相得益彰。杨守敬在《年谱》中自述：“故余为此图，皆循郦氏步趋，必一一证合，以书考图，以图覆书，无不吻合；而流移变动，如指诸掌，乃知郦书细针密缕若蛛网，丝毫不乱。”沿革地理著作，包括《汉书地理志补校》《三国郡县表补正》《隋书地理志考证》和其余正史地理志札记，以及《荆州府志》《晦明轩稿》部分篇章，多以正史地理志为立足点。杨守敬在广泛研究正史地理志和历代方舆地志的基础上，悉心编绘《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后在熊会贞的大力协助下，从光绪三十年（1904）到宣统三年（1911），陆续完成并刊行从春秋、战国、秦以至宋、元、明历代地图，总名冠以《历代舆地图》，堪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完整而翔实的历史地图集。

清代以前，我国地图绘制一直受着“天圆地方”传统地理观的制约，以“制图六体”理论为指导，不可能越过地球的地平线，真实客观地描述地表图形，因而所绘地图很难达到合乎科学的完善地步。清康熙年间，开始系统地大规模地实施全国性的地图三角测量，绘制出《皇舆全览图》，吸收了欧洲制图理论中考虑大地是球面的优点，采取经纬度制图法，还运用了地图投影法。乾隆时期，再一次在全国开展经纬度测量，补测西藏、新疆两地版图，订正康熙制图时的错误，然后绘制出《乾隆内府舆图》。后来乾嘉学者李兆洛等据以绘制《皇朝一统舆图》，继而李氏偕六承如等弟子编绘《历代地理沿革图》。后者经厉伯符补充、马征麟订正，计自《禹贡》九州至《明地理志》共22幅地图；原图失之简略且多疏误，虽经增订仍未详备。《年谱》记杨守敬二十岁时“得见六严《舆地图》”，当是李著《历代地理沿革图》。此书有赖六承如等襄修，故或题为六承如撰，亦在情理之中；六严为承如之侄且同为兆洛弟子，似应参与其事，所以杨氏记为“六严《舆地图》”。杨守敬见郑先生晒书发现《历代地理沿革图》，“假之而与孙君各影绘，无间昕夕”，从而入门舆地之学。(www.xing528.com)

《邻苏老人年谱》记，光绪二年（1876），“东湖饶季音（敦秩）招余至其家，同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又东湖饶氏刊本有饶敦秩光绪五年五月“后记”一篇，称光绪四年（1878）邀请杨守敬至其家编绘此书。饶氏“后记”更道出著述缘由：“去岁与杨君惺吾论及此，出旧稿一帙，云系十年前与归善邓君承修所同撰者，其中自正史而外，有历代割据及十六国等图，较江阴六氏《沿革图》为翔实，而梁陈周齐四代仍缺焉。余以为此不可不补也，乃延惺吾至余家，与之钩稽排比而成之。”此图集光绪五年（1879）出版后，湖北、上海、四川等地以至日本都曾加以翻印，其翻版“讹谬滋多”，于是杨守敬“嘱门人熊会贞重校之，亦间补其缺略”。熊氏重校《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付梓，较原版更为准确扼要，图幅更加清晰美观。此书一经面世，即受到广泛赞誉，至今仍有学者将其与《水经注疏》等量齐观，谓为“旷世绝学独有千古”。其实，这还得助于同治二年（1863）刊行的《大清一统舆图》。该图集由湖北巡抚胡林翼（谥文忠）聘请邹世诒、晏顾镇两位学者，以《乾隆内府舆图》为底图绘制而成，故又称“胡文忠图”或“胡图”。它是我国第一部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绘制的流行民间影响最大的新式地图集，自清代后期至民国初年，一直是中外学者绘制中国地图的依据。杨著《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还有后出的《水经注图》与《历代舆地图》，皆以《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加以绘制。

《历代舆地图》包括《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全书载图1928幅，共计358卷，合为45个图组，装订成34册。这部图集的完成，在我国地理学史上是空前的；因为它较过去的历史地图更为详细、系统、精确，可谓中国传统地图学中运用经纬度制图法的集大成之作。20世纪50年代国家立项改绘“杨图”，经过近三十载共同努力，《中国历史地图集》于1982年正式出版。该书由谭其骧先生主编，集中了诸如考古、测绘、制图、民族学等有关方面专家，以杨著《历代舆地图》为基础，根据大量历史地理文献资料，并吸收考古、地理、地质、地貌、民族学等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以历代疆域政区为主体，以山川城邑为重点，按政区或地区分幅，包括历朝各少数民族边疆政权的辖区，科学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至今的生活区域和控制范围，从学术水准到制图技术都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是目前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与地图绘制最重要而又系统的成果。全集均采用现代精确地图作为底图，分层设色古今对照，从先秦到清代分装八大册，共20个图组304幅地图。饮水思源知所由来，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中指出：“清代集舆地之学大成的杨守敬，于本世纪初编绘刊行《历代舆地图》线装本三十四册，这是历史地图绘制史上的里程碑。”

六、立足现实，务求经世致用

当今历史地理学界将《历代舆地图》与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相提并论，认为这一书一图代表着中国沿革地理的最高成就；尤其是《历代舆地图》，促成了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转化，终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顾祖禹身经明亡变故，隐居不仕，历三十余年，参考二十一史和百多种方志撰成《读史方舆纪要》，130卷280万字。该书熔铸史地，贯通古今，按照明末行政区划，详细叙述和考辨了各省、府、州、县的疆域沿革、山川道里、关隘古迹等地理事物，其中重点论述和考证了郡县变迁、山川险要与战守利害，体现了作者经世致用的军事战略思想。杨守敬生当清末板荡多事之秋，发愤著述历史舆图，既重“沿革”更重“险要”，与顾氏《纪要》立意一脉相承。饶敦秩《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后记”云：“其于关塞险要，尤兢兢致意。虽地无常险，今古情殊，鉴往事之得失，知将来之利弊。此区区与惺吾辑录之意，不第以考古为读史助也。”当然，舆地沿革之学注重考据，参考舆图可助读史之效；但最终目的还是借古鉴今有资治道，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此，杨守敬曾向有识之士呼吁，希望“学以致用”，将学术成果转化为教育资源，以加强学校历史地理教学。民国二年致信司法总长梁启超，称“《历代舆地详图》雕镌方成”，建议“饬下各省学堂，以为研究险夷之变迁，因应随时之方略”。他还致信国务院参议饶汉祥，言辞更为恳切：“守敬钻研故纸，绝少新知，唯于地学抗心孤往，别寻蹊径，独寻堂奥，不为尘封。创为历史地图，沿革灿然，关塞险要，间亦附之，补苴罅漏，亦有微劳。窃不自量，欲为各学堂地学阶梯，较之侈谈六合之外，而冒昧门闼之前者，似为有用。”^[15]

同为清末民初宜都乡贤，杨守敬与曹廷杰并称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周积明主编《湖北文化史》列出专节加以介绍，篇首引言称：“历史地理学旧称舆地之学，在中国一向是较为发达的学科。到了近代，由于外敌入侵，中国的疆土不断被蚕食瓜分，中外交涉时边界纠纷层出不穷，不少地理学者或钩稽史籍，或做实际调查，编写出一大批有价值的历史地理著作。清末的杨守敬和曹廷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不过前者以古代地理为主，后者以现实疆界为主。”^[16]曹廷杰（1850—1916）字彝卿，祖籍宜都市王家畈乡老屋棚村。曹氏早年在陆城读书教学十数载，与杨守敬结交以为师友；其学专长金石舆地，缘于杨守敬的传道授业解惑。曹于同治九年（1870）中秀才，四年后考取国史馆誊录。光绪九年（1883）以候选州判在吉林任职，次年督办边务，十一年四月奉命在伯力一带探察边情，历尽艰辛往返一万六千余里，以亲身见闻并征引群书，阐明黑龙江北岸、乌苏里江东岸地，历代均为中国领土。著有《东三省舆地图说》《西伯利亚东偏纪要》《东北边防辑要》《伯利探路记》等。义理精审，向为研究东北历史地理学者所重。

杨守敬作为历史地理学家，其奠基之作乃是《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同治四年（1865）杨守敬再次入都应试，留京任教景山官学三年，住好友邓承修（铁香）家，其间二人同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初稿。邓承修在朝为官，曾任鸿胪寺卿、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职。光绪中叶，中法两国议和，邓为“定界使”前往谈判，凭借深厚的舆地学识，争执中越边界，不作丝毫让步，终以所得争地而还。鉴于晚清时局，邓承修与潘孺初极力“怂恿”杨守敬治学舆地，完成一系列历史地理著述。潘孺初讲学“盛推”顾炎武学术之“博大”“时以为知言”；杨守敬聆听教诲铭记师训，见贤而思齐。顾炎武开清代郦学研究之先路，称赞明代朱谋圬《水经注笺》为“三百年来一部书”，杨守敬十分认同此说，遂以“朱笺”作为研究著述的基础。顾炎武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实学”，在杨守敬、熊会贞的郦学研究中得以体现；《水经注疏》超越考据学派、词章学派，而成为地理学派的鸿篇巨制。

谢承仁先生在《杨守敬与〈水经注疏〉》一文^[17]中指出，杨、熊师生之合作精神与研究精神，均为后世留下了学习的榜样。其研究精神，分而言之，约略有三：一是执着、负责精神，二是勇于求实态度，三是明确学以致用目标。谢先生认为，自古真正学问，莫不来源于实际，而又莫不服务于实际。《禹贡》《水经》以及历代史书之《河渠志》《沟洫志》莫不如是。《水经注疏》之写成，得力于古代文献实际、考古实际，以及亲身调查实际，当然亦应服务于当代之实际。《水经注疏》撰著目的，表面上是为郦《注》作“疏”，为后世积累资料，实质上则是为当世提供有益经验教训，向有心治理河道水利者献计献策。或问：何以见得？曰：此点可从杨氏所写《湖北江汉水利议》一文中，得到肯定回答。《水利议》所献之策，诸如浚沙、清淤、筑闸、开渠、排涝等项，今天看来虽很平常，但在百多年前科学技术还很落后，河伯、龙王作祟等迷信思想尚很普遍之当时，能提出这些实事求是可行措施，真可谓难能可贵。尤其值得大书特书者，杨守敬在策议中明确指出：破坏森林，水土流失，是造成水患恶果最根本原因。仅此一点，即可说明所提建议，绝非泛泛之论。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和居住的环境，若不加保护，反而无知地加以破坏，其结局只能是自食其果。杨守敬一生埋头学问，但从未脱离实际，也从未回避现实环境。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杨守敬作为思想敏锐的学者，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不断深入。早年乡试朱卷不乏真知灼见，如“《孟子》文”中语段云：“夫以朝政之日非也，一旦使果敢者断，宏通者谋，博洽者辩，则老成之恂谨，似不若年少之英奇；然以末流之积弊，势必刚愎者残，权术者诈，涉猎者浮，则能吏之偏长，终不若纯臣之翕受。”借古讽今，有的放矢，不可以书生之论等闲视之。在杨守敬心目中，好友邓铁香（承修）即是“纯臣”。《清史稿·邓承修传》称：“与张佩纶主持清议，多弹击，号曰‘铁汉’。”杨撰《〈邓鸿胪奏稿〉跋》记：“守敬屡以公车入都，常寓鸿胪家，相视莫逆。其时文昌潘先生孺初以硕学隐户曹，鸿胪每有奏稿，必就正潘先生笔削。然先生每持稿趑趄不敢决，谓一上恐遭谴责，方拟留稿，再为笔削，而鸿胪则瞠目直视，夺稿而去，翼日则旨下矣，其勇决不顾祸害如此。”^[18]邓承修作为“定界使”不辱使命而回，然其复命之后即告病归乡，以忌之者众也。以邓之忠贞有为，竟至难以立足，“朝政之日非”可见一般！杨守敬出使日本，不仅有学问访书的收获，还有思想观念的洗礼。他与黄公度（遵宪）在使馆共事，一同见证日本明治维新盛况，可谓“睁眼看世界”，故一致主张革新变法。

民国三年（1914）春，杨被大总统敦聘为顾问，“端赖硕彦名儒，润色鸿业”；勉为赴京，复以参政相属，先生谓政治学非所长，力辞不获。任职期间，尝提议编辑《正气集》，发明忠孝节义，使国人有所观感，识者叹为扼要之论。是年七月，杨守敬撰《〈黄公度手札〉跋》，自称“婆娑老人，饱经世变，感念故人，如同隔世”。他在文中痛陈国家盛衰之道：“当是时，新学始萌芽，若使得竟其施，当必有自强之术，融和中外，必不至演为大剧，使贫弱至此。”^[19]晚清局面被动挨打，乃因守旧势力阻碍新学之途，痛失类似日本明治维新的大好时机，导致中国走向积贫积弱困境。忧国伤时，惋惜不已，然杨守敬仍寄望于融通中西，新学自强。1915年1月9日，杨守敬在北京逝世，许多知名人士、生前好友纷纷以挽联表示悼念，寄托哀思。严复挽联云：“博古四十年，名满寰区，为旧学诸贤后劲；弃尘六阅月，邦犹杌陧，问先生何地埋忧。”严复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尤以翻译赫胥黎《天演论》著名，积极宣传进化论思想，警醒国人影响至今。严复所撰挽联，上联称杨守敬四十年如一日，潜心博学考古，硕果累累，为后来者楷模。“弃尘六阅月”，说明此挽联是在杨去世六个月以后才写的。这年五月，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遭到全国人民反对。“邦犹杌陧”，语出《尚书·秦誓》，谓国家仍然倾危不安。下联言杨守敬在国家危难之时带着忧患离开人世，足见他一生爱国爱民之情深。

从鸦片战争爆发到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七十多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术文化也随之转变和发展，学术内容向现实贴近，学术形式向现代转型。杨守敬一生恰逢其时，“虽在困厄颠沛之中，铅椠翼翼其在抱，著述累累而日富”。^[20]他的学术研究大都是在乾嘉学派之后“接着讲”，贵在集成创新臻善尽美，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与杨守敬同时代的俞樾（1821—1906）、孙诒让（1848—1908）、王先谦（1842—1917）等考据学者，“为正统派死守最后壁垒”，执着于乾嘉学术标本，维护传统经学的主体地位。杨守敬治学从经学起步，却是“浅尝辄止”，随即转至原本附属于经学的“边沿”学科，热衷于“地舆目录金石辞”。这是个人学术价值观的倾斜，其实也体现着社会文化价值观的转向。杨守敬如此华丽转身，成就了他学术人生的永久辉煌。叶昌炽称颂杨氏“目录之学绝顶”，谭献盛赞其版本目录学“闻见之博，南北交旧，无与抗手”。陈衍综而论之曰：“熟目录版本之学者，有相城萧穆、江阴缪荃孙；精金石考订之学者，荃孙、葆恂、守敬兼之；至地理之学，其所独擅尔。”朱士嘉评价杨守敬：“迄于清末，杨惺吾先生崛起楚北，竭数十年精力于此，集诸家之大成，盖近百年来治历史地理者无能出其右焉。”

【注释】

[1]张舜徽：《清儒学记》，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378页。

[2]汪喜孙：《国朝汉学师承记跋》，中华书局1983年版。

[3]章太炎：《国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4]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十三册《清客笔话》，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5页。

[5]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八册《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7页。

[6]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八册《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2页。

[7]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八册《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9页。

[8]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八册《日本访书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9]陈上岷主编：《杨守敬研究学术论文选集》载《杨守敬与岩谷一六之笔谈》，崇文书局2003年版，第286页。

[10]《张文襄公全集》卷六八，奏议六八载《创立存古学堂折》。

[11]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一册《邻苏老人年谱》，第24页。

[12]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一册《邻苏老人年谱》，第22页。

[1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14]傅世金：《杨守敬文化读本》，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15]杨世灿：《杨守敬学术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页。

[16]周积明主编：《湖北文化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15页。

[17]陈上岷主编：《杨守敬研究学术论文选集》，崇文书局2003年版，第4页。

[18]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八册《邻苏老人题跋》，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2页。

[19]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八册《邻苏老人题跋》，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3页。

[20]傅世金：《杨守敬文化读本新编》载《重修杨守敬先生墓碑记》，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