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儒学教育的民间形态：王永彬文献研究

王洪强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儒家思想影响中国数千年，不仅长期成为传统学术的主流与王朝统治的基础，而且长久渗透于社会习俗及人们的心理习惯和思想言行之中。本文以《围炉夜话》《桥西馆诗钞》《劝世歌》《王氏宗谱》等与王永彬相关的文献为中心，尝试考察儒学教育的民间形态。笔者认为，在清代中晚期的特定历史背景下，面对士人风气败坏与社会统治失序，王永彬力主劝世训俗，从主张严于律己与宽以待人，兼营道德养成与文学修习，融汇人生经验与地方特色，统合儒家伦常与术数命理等四个方面展现了民间儒学教育的若干特点，这对于当代大众生活中新道德价值观的宣扬、培育和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儒学教育；民间形态；地方文献；王永彬

著名思想史家李泽厚认为，儒学之所以能塑造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除了历代王朝将其作为步入仕途的必修课本之外，还在于通过经传注本、蒙学读物，以及家规族训、乡约里范，使儒学基本观念在不同层次的解释下，成为整个社会的指引，从而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及人们的思想言行中，通过所谓“民俗文化”“小传统”来发挥影响。^[1]清人王永彬的著述及相关文献无疑代表了其中的民间或地方性解释，这种解释以宣扬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要，对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永彬以《围炉夜话》见称于世，这部书是我国古代一部优秀的传世箴言，与明人洪应明的《菜根谭》、陈继儒的《小窗幽记》一起并称为“处世三大奇书”。该书与王永彬所著的《音义辨略》《六书辨略》《禊帖集字楹联》《朱子治家格言注》《先正格言集句》《历代帝统年表》《孝经衬解》等，合为“桥西山馆杂著八种”。^[2]此外，相关文献还有后人辑录的王永彬《桥西馆诗钞》等书，^[3]经王永彬重新编订而流行于今湖北松滋、枝江和宜都等地的民间唱本《劝世歌》，王永彬为包括其本族《王氏宗谱》在内的多部家谱撰写的文章，以及存世的题画诗等散见文字。^[4]这些文献蕴含着较强的儒家伦理观念，散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

一、劝世训俗，源于风气败坏与统治失序

王永彬在晚清荆州、宜昌一带地方社会中积极开展劝世训俗活动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方面是士人风气的败坏，另一方面是政治统治的失序。

关于士人风气的败坏，王柏心在为王永彬撰写的《宜山公七十寿序》中说：“夫今世，士稍稍异于古矣，屈首于揣摩声病之技，一旦得志，则气盈志溢，睥睨一切。甚者饰舆马，笼田宅，厚为封殖计，其于济时经国之猷，概乎未有闻也。次则奔走形势之徒，趋事机，连心计，以刀笔筐箧为才，以榷算筦库为功，沾沾邀物，色滥荐牍，彯缨绾绶，骈肩相望，彼且目耿介邱园之士以为鄙儒，不识时变，悠悠寡识者，又从而艳称之谓，此真贤豪长者，即岩穴栖遁之侣，亦自视万万不逮也。”当时的士人或虚浮、或营私、或趋势、或自满，世风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嘉庆年间著名的白莲教起义即爆发于宜都、枝江等地，王永彬在《卓菴公讳盛才言行述略》中记载道：“嘉庆丙辰，白莲教滋事，先是传教者私相劝引亲友，辄以‘世将大变，必习教敬神，祈免灾阨’等语惑人，尝有以此劝公者，公曰：‘敬神亦大善事，官上知之无害耶。’其人曰：‘事虽善，亦不可令官知也。’公曰：‘百姓当守官法，既不可令其知，又何敢为也，吾子休矣。’其人惭而退。”起初，当地的文教大概也不甚发达，按《卓菴公言行述略（增补）》所载，王永彬少时，当地读书人尚少，后因其父重视读书，节缩开支以使其就读于私塾，且敬师有加，“由是城西一路读书游庠序者日益多矣”。由此可见，嘉庆年间的松枝宜地区民间宗教与地下组织十分活跃，基于儒家伦理的劝世训俗活动原本并不发达。

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波及当地，王永彬曾参与兴办地方团练，任邑西乡团总公训。值得一提的是，洪秀全的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实际上也具有很强的儒学化倾向。由此可见，具有儒家伦理教化意义的劝世作品对民间社会影响极大。正因为如此，劝世训俗才显得尤为迫切。

据家谱和方志文献记载，王永彬以严敬教子，务实学，敦善行，子孙肃肃雍雍，安以为常，遗泽流风于后世；门生品学端方，雅饬循循，有“胡安定弟子”之风识。从教子与授徒推而广之，王永彬还以更易民风为己任，他“于人见善必奖，过则反复规之，必期于力改而后快”。又“曾作俚语以训俗，偶日至他处，妇人孺子皆愿亲睹其人”。以作品为例，比如，《围炉夜话·序》云：“余识字农人也，岁晚务闲，家人聚处，相与烧煨山芋，心有所得，辄述诸口，命儿辈缮写存之，题曰《围炉夜话》。”据称，该书“特以课家人消永夜耳，不足为外人道也”，后得以付梓刊行，成为授业劝世之作。这部书不似道德说教，也不止于处世格言，而具有“终极关怀”的宗教品格或信仰价值，折射出王永彬对于人生意义的执着追求，以及有关现实生活中个体何以安身立命的思考。再如，《王氏宗谱》不仅载有王永彬家族的相关史实，还录有王永彬著述言论中“可为子孙法守者”，其旨趣与《围炉夜话》相一致。又如，《劝世歌·序》云：“近世善书之刻甚夥，而使人记诵者卒鲜。吾乡旧有徐君文开者，所作《劝世歌》二十则，于人情物理，体贴尽妙。又经王宜山夫子略为斟酌，梓行于世。凡孺子村妇皆能成诵在心，其引人以善也，莫此为甚。”总之，他的作品，无论以何种形式展现，在修身养性、劝世训俗的旨趣上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以和为贵，主张严于律己与宽以待人

在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中，尽管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尊卑与上下之分，却又非常强调道德上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即所谓“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对人伦秩序中的个体角色作了合乎身份的界定与描述，这一点在《劝世歌》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整部《劝世歌》分为二十则，依次为“劝孝父母、劝教子、劝丈夫、劝妇人、劝兄弟、劝妯娌、劝媳妇、劝公婆、劝女儿、劝当家人”；下编十则按社会中的身份和行为，依次为“劝读书、劝种田、劝富人、劝贫人、劝谨言、劝忍气、劝告状、劝不烂酒、劝不赌、劝不淫”。这些篇章之间，大部分都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诸如父子、夫妇、婆媳、贫富等一一相对的劝诫对象，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对等性原则。比如，一方面劝媳妇“公婆待你好，你当要尽孝。就是待你有不到，也要把本报”；另一方面劝公婆“自己也有女，从不骂一句。媳妇不是亲生的，打骂不儿戏”。从伦理道德上对具有贫、富两种角色的人加以约束，也体现了这种对等性，比如，“三劝富家郎，为人莫放狂，祖宗积德发祯祥，才把福来享”，又说“四劝贫穷人，定要安本分，挑肩压膊小营生，切莫做匪人”。

这种对等性原则的基础在于将心比心，正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要以恕道待人。笔者认为，孝道代表着下对上的伦理规范，而恕道更多地代表着上对下的伦理要求。如《劝丈夫》篇云：“她若性情傲，也要过细教。莫要粘动就乱吵，狠头又狠脑。……只要会支排，便足掌家才。针黹盤殽打得开，等她慢些来。……你若待她厚，虽刁也回头。人无埋怨心不忧，自然上前做。就是生得蠢，凡是也要忍。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必像仇人。”显然，尽管妻子要尽妇道，但丈夫对于妻子的角色转换应有充分的耐心，看重夫妻恩情。

三、品学兼优，兼营道德养成与文学修习

“三百千”是影响最广的传统蒙学读物，近代容闳捐赠给耶鲁大学的国学书籍中即包含有“三百千”之类的文献。“三百千”之所以成为经典，原因之一便在于文字教学中蕴含着儒家的处世伦理。旧时蒙学教育中使用描红纸教小孩练习写字，明代叶盛《水东日记》记述“描朱”时将“永字八笔”之说用“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等二十四字加以概括，以便记忆。无独有偶，今日湖北荆州、宜昌一带仍流行一种名为“花牌”的传统长牌类纸牌游戏，其口诀与之类似，翻译为白话文后的大意为“上古大人，孔丘一人而已；他教化弟子三千，其中有七十二位贤人；八九个得意门生，可知周公之礼”，融识字读经与娱乐生活为一体。

王永彬提倡“品概与词艺兼营并进”，善于将道德养成与文学修习融为一体，贯彻于教子授徒的实践中。比如，他在《围炉夜话》中经常从解释字义出发去阐述修身养性与为人处世的道理，比如“伐字从戈，矜字从矛，自伐自矜者，可为大戒；仁字从人，义字从我，讲仁讲义者，不必远求”，更将一些精要的道理凝练为几个字，以便习得，如“一‘信’字是立身之本，所以人不可无也；一‘恕’字是接物之要，所以终身可行也”，再“人品之不高，总为一利字看不破；学业之不进，总为一懒字丢不开”“人犯一苟字，便不能振。人犯一俗字，便不可医”，“为学不外静、敬二字；教人先去骄、惰二字”“为善之端无尽，只讲一让字，便人人可行；立身之道何穷，只得一敬字，便事事皆整”等，还善用比喻来明晓道理，如“古人比父子为桥梓，比兄弟为花萼，比朋友为芝兰。敦伦者，当即物穷理也。今人称诸生曰秀才，称贡生曰明经，称举人曰孝廉。为士者，当顾名思义也”。(www.xing528.com)

反言之，忽视德育，或者将德育与智育分开进行，都是偏颇的，不利于学生人格的健全发育，近代以来的有识之士对此有专门探讨。比如，著名民族学家和教育家潘光旦曾坚决反对国民政府在西南联大设立训导处。对于训教在当时的分离，潘氏认为原因有三：“一是理学和科举的流弊；二是由于近代学校的偏重智识教学；三是由于最近学校教育的政治化与青年思想的主义化以至于宗教化”。并主张取消训导处，恢复教务行政的统一，让凡是做教师的人负起对青年生活一般的指导的责任，而不仅仅以专门知识的传授为尽了教育的能事。

四、雅俗共赏，融汇人生经验和地方特色

长期以来，人们在谈论中华传统文化时，往往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强调大一统观念下的文化同一性，忽视或低估其内部复杂的差异性，作为传统文化精神核心的儒学也是如此。尽管自汉武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便以经学的形式长期作为王朝统治思想而存在，然而，儒学不仅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即便在同一时代，也因地域文化差异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精英层面，这种差异表现为不同的观点各异的地域性儒学学派；在民间层面，则更多地因“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而呈现出丰富的具有乡土风格的文学化的民间文献。

《劝世歌》通篇为五、五、七、五句式，末尾押韵，朗朗上口，尤其是其中包含不少“松枝宜地区”（今湖北松滋、枝江、宜都）方言表达，故此书在松枝宜地区传诵最甚。如《劝兄弟》篇云：“亲朋来解胶，话又不上条。说他瞒昧有多少，今日定不饶。吵得一包渣，一把乱头发。这样扯起那样骂，真真不成话”，其中的“解胶”意为劝架，“一包渣”意为一团糟，都是当地方言词汇，乡土气息十分浓厚。据了解，及至当世，仍有老人可以背诵王永彬编订的劝世作品，而现今丧事活动中仍有民间艺人以《劝世歌》为唱词，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不仅如此，王永彬于著述之外尤好吟咏，曾与好友周柳溪、罗梦生等人结诗社，又曾与县令朱锡绶等办诗会，收录其二百余首诗作的《桥西馆诗钞》“或流连风景，或寄托怀抱，或感慨别离”，诗中感物、写景、叙事、述怀、读书、咏史、唱和，句句温柔敦厚，泽润心田，诵读其诗仿佛目睹其人。诗中所见，多为楚地的山水、风物、民俗、古迹、人物和往事，有鸟、鱼、花、月、雪，有元日、端午、七夕、中秋、冬至，有庄子、屈原、宋玉、陶渊明、刘凝之，自在闲适、淡泊宁静的田园生活跃然纸上，表现出诗人的纯真节操与隐逸志趣。整体来看，这部带有较强地域文化色彩的诗集格正体严，气味静美，或悱恻缠绵，或酣畅淋漓，近乎天籁之作。这部诗集不仅抒发个人心境，也关注世道人心。诗人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诗中表彰节孝，谴责诛戮，颂扬清官，怜恤灾民，怀念亲人，追思故友，勉励后学，敦厚之音恰似春风化雨，处处呈现着劝世苦心与人文关怀。从修身养性到经邦济世，从性命之学到经世之务，王永彬的治学与处世，与《大学》的要求和传统士大夫的追求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王永彬对儒学的诠释、演绎及再造，融入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显得真切朴实、恬淡平和。

五、善恶有报，统合儒家伦常与术数命理

赵益先生认为，将术数之学赋予伦理道德含义是术数之学哲学化、义理化过程的重要表现之一。^[5]换言之，这也是儒家伦理思想术数化的重要表现，王永彬对此有所阐发。据《王氏宗谱》记载，王永彬还精于术数之学，曾著有命理之书《兴败先机》。虽然此书现已亡佚，但我们从王永彬的其他著述中可管窥一二，如《王氏宗谱》所收王永彬劝世著述《醒世歌》云：“君不见积善人家喜庆多，富贵荣华享受无穷快乐。”这与《围炉夜话》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可知积善以遗子孙，其谋甚远也。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可知积财以遗子孙，其害无穷也”一句正好互相印证，都源自于《周易·坤·文言》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一句。

郭齐勇先生认为，“民间儒学是儒学灵根再植、重返社会人间的文化思想形态。自汉代至民国，儒学本来就是活在民间社会，起着指导、凝聚人心作用的精神价值。历史上儒学的形态既有上层社会的经典注疏传统等研究性的层面，又有把经典中的精神与经验转化为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制度与管理方略的层面，更有将其中的精神信念与价值体系通过各种方式教化民众，转化成“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行为方式的层面，民间儒学是活生生地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起作用的儒学的精神价值”。^[6]王永彬相关文献所折射出的儒学形态正是以上论述中所谓的“民间儒学”，对于当代大众生活中核心价值观的宣扬、培育和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推而广之，葛兆光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汉字书写、家国同构、三教合一、阴阳五行、天下一统五大特点，^[7]从王永彬的相关文献来看，这些特点不仅表现在官方意识形态或精英们的文化创造中，也通过各种形式深深地蕴含于中国文化的地方或民间层面，植根于普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中，以至于社会的有序与失序，人伦的整饬与破坏，无不与之相关。

【注释】

[1]参见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页。

[2]今所见最早版本为清同治间桥西山馆刻本。

[3]今所见版本为清光绪十年独柱山房刻本。

[4]本文所引王永彬相关文献，除非特别注明，均为《王氏宗谱》中的篇目。

[5]参见赵益《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中华书局2005年版。

[6]郭齐勇：《民间儒学的新开展》，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7]葛兆光：《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载《决策探索》2015年第18期。注，此文为2015年作者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