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海派与三峡美术文化研究

蔡　敏

（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摘　要：晚清出现的海上画派，以其雅俗共赏的艺术魅力，不断渗透到全国画坛。三峡地区的画风也受其影响持续至今。据史料记载，抗战以前的三峡地区在外有影响的画家数量极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重庆作为战时陪都这一历史时期。抗战期间大批著名画家随着艺术社团、学校内迁，三峡地区一跃成为全国美术的中心。海派画家通过创作、举办展览及教学活动，为当地美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三峡地区的艺术风貌，战后留居三峡地区的海派画家成为该地区画坛的代表人物，对三峡美术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国美术史上值得回顾和深入研究的重要事件。

关键词：抗战时期；内迁“海派”；三峡；美术文化

晚清出现的海上画派，以其雅俗共赏的艺术魅力，不断渗透到全国画坛。三峡地区的画风也受其影响持续至今。据史料记载，抗战以前的三峡地区在外有影响的画家数量极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重庆作为战时陪都这一历史时期。抗战期间大批著名画家随着艺术社团、学校内迁，三峡地区一跃成为全国美术的中心。海派画家通过创作、举办展览及教学活动，为当地美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三峡地区的艺术风貌^[1]，战后留居三峡地区的海派画家成为该地区画坛的代表人物，对三峡美术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国美术史上值得回顾和深入研究的重要事件^[2]。

一、内迁进程

抗战前，三峡地区地势险要，环境闭塞，受新兴艺术浪潮的冲击较少，艺术家整体力量薄弱，艺术发展相对滞后^[3]。抗战期间，随着国土的沦陷，重庆成为陪都，国民政府和一些机构的迁入，三峡地区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影响，社会文化，包括美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校美术院系与画家的大批迁入以及频繁的艺术活动，沉寂的三峡地区开始活跃起来。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几所重要的高校美术院系先后迁往三峡地区^[4]，最早的是中央大学艺术系，这是当时国内的最高美术教育机构。南京沦陷前夕，中央大学艺术系随校迁往重庆沙坪坝，西迁教师中的海派画家有徐悲鸿、张书旂、吕凤子等。“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也在这一时期辗转至重庆，其中的海派画家有潘天寿、谢海燕、吴弗之等。另外一些高校美术院系也陆续来到重庆，如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先从武汉迁至宜都，再迁至重庆。另一时期还新办了不少艺术院校，最著名的是正则艺术专科学校，由吕凤子任校长。这些艺术院校是当时艺术教育与创作的核心，它们在三峡地区少则三四年，多则七八年，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5]。

随着美术院校的内迁，大批学院派画家来到三峡地区，不少学院外的画家也蜂拥而至。在战事的逼迫下，他们大多是举家内迁，寓居三峡地区，短则二三年，长则近十年，为三峡地区美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内迁的画家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绘画风格的画派，如岭南画派、长安画派等，但以徐悲鸿、潘天寿为首的海派画家群体处于主导地位。他们在三峡地区相对安宁的环境中，或流连三峡风光潜心创作，或以画笔为武器投入到抗战宣传的洪流中，或在艺术教育上锐意进取，培养了大批的优秀艺术人才。他们举办画展、卖画自给、结社互助，交往密切，以海派绘画独特的、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抗战保国。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家在这里写下了他们艺术生涯中难忘而独特的一页，写下了中国美术史上的辉煌篇章。

二、艺术影响

内迁海派在三峡地区于艺术创作、宣传与教育等方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为美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三峡地区影响深远。

第一，这一时期，海派绘画出现了一次艺术创作的高峰^[6]。海派画家将抗日救国的情怀化为艺术创作的动力，涌现了大量的画作，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远超前一时期。艺术成就较大的海派画家当推徐悲鸿、潘天寿、张书旂、吴弗之等。徐悲鸿这一时期的创作，继承了海派的笔墨，融入了时代特征，写实而富于文学韵味。在他笔下，海派绘画的吉祥寓意转变成了令人振奋的民族精神。如《负伤之狮》以东方睡狮来暗喻旧中国，并赋予丰富的内涵。雄狮回首翘望，饱含无限深意，表达了画家的爱国情怀。雄狮虽然负伤，但双目怒视，蕴藏着坚强的力量。在绘画艺术风格方面有很多的探索与创新。战争对柔美的、风雅的和个人主义伤感的抒情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斥的，一些一向清高的艺术家在民族危机时，社会意识有所改变，海派画家的审美心态与追求也随之转换。抗战时期的美术在形式语言上不太注意曲线美、也不推崇静态的表现，而是崇尚表现“力”“奋进”或者“抗争”的视觉语言和寓意硬朗的作品。在内容上，提倡的是反映战斗的、生活的题材。通过表现战斗和生活的作品，表现民族的抗争的意识和民族复兴的理想。这些特点很多一直延续下来。

第二，这一时期，相对安定的环境、美术机构和美术家的大聚合，为艺术交流和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画家或进行艺术展示、或鬻画谋生、或义卖赈灾等，美术展览很盛行，仅重庆一地，举行的画家个人展览就达一百三十多次。时人因而感慨：“雾季的山城，一切都活跃了起来，尤其是美术方面，今天东一个展览会，明天西一个展览会，简直弄得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7]海派画家是其中的主角，如徐悲鸿、丰子恺、陈之佛、潘天寿等，都在重庆举行过个人画展。1943年3月18日，“徐悲鸿画展”在中央图书馆开幕，共展出国画、油画、素描两百多幅，其中包括大量国画作品，如《灵鹫》《逆风》《奔马》《风雨鸡鸣》《晨曲》等具有海派绘画艺术风格且有浓郁的时代感和民族特色的绘画作品，每天的观众达万人之多。除个展外，美术社团的展览也很频繁，尤以中华美术会为多。该会积极筹备美术展览会，开办美术培训班，编辑美术刊物，编辑连环画和举办街头展览等。画展是展示和传播艺术的重要渠道，参加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艺术院校的学生和当地的美术爱好者，通过各种展览，他们认识和了解了海派。

第三，艺术院系是艺术传承的中枢，即使在动乱的年代里，这里依然是艺术教学和创作的主体。抗战期间，重庆主要的艺术院系是中央大学艺术系和国立艺专这两所公立艺术院校，潘天寿、张书旂、徐悲鸿、吕凤子、吴弗之、张振铎等大多都在这些学校主持工作或教学。他们结合实际，积极改进教学内容与方法，推行人物、山水、花鸟、书法的分科教学，强调国画教学的独立性，强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博采众家之长不拘一家。这些教育思想与方法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如李际科、苏葆桢、何方华、毕晋吉等先后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和国立艺专，受教于前述的大家。其中潘天寿对李际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书旂、徐悲鸿、吕凤子对苏葆桢等画家也有重要影响。

三、社会影响

通过抗战时期的努力，海派绘画已深深扎根于当地，对三峡地区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艺术风貌。同时，海派艺术自身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www.xing528.com)

第一，在当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美术人才，他们秉承海派风格，传道授业，为当地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抗战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来到大后方接受艺术教育，成为美术工作者，战后很多人选择留在当地，其中的佼佼者包括李际科、苏葆桢、何方华、毕晋吉等，如李际科原籍安徽休宁，抗战时期辗转来到重庆学艺，在潘天寿的指导下，以海派笔墨为基础，本着“师造化”的精神，对张书旂、吴昌硕等画家的作品进行了临摹学习。他的写意花鸟，有些作品学习了潘天寿的构图、气息和用色，浑厚大气。他深入生活，创作描绘农村场景的作品，富有生活气息。苏葆桢原籍江苏宿迁，1939年考入国民政府中央大学艺术系，师从徐悲鸿、张书旂、吴弗之、陈之佛、吴作人等。他的花鸟画深受海派绘画风格影响，取材广泛，从富丽的牡丹、月季到田间的胡豆花、油菜花都成为他描绘的对象，极富生活气息^[8]，何方华原籍山东菏泽，1939年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受教于徐悲鸿、吴作人、张书旂等。他继承海派传统，花鸟画取材广泛，清新自然，富有时代生活气息，简练中见丰富，充满生动活泼的感情和乐观健康的精神。他们一生致力于艺术教育事业，抗战胜利后，苏葆桢、李际科、何方华等留在三峡地区的画家先后进入当地高校美术系任教。苏葆桢在1948年担任健生艺术专科（职业）学校（1949年后改为“新中国艺专”）校长并从教，后成为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的赖深如就曾在“新中国艺专”学习。在他们的教学生涯中，一直坚持着抗战时期内迁三峡的老师教给他们的一切从生活中来的艺术精神和海派绘画的笔墨技巧，并影响了一大批新一代的三峡画家，他们的学生遍布三峡地区，通过他们的薪火相传，海派的血脉得以在三峡地区延续。

第二，通过移植与涵化，海派风格成功地占领了三峡地区的艺术领域，同时，当地的文化土壤与社会风貌也促使海派改变，在创作风格、形式、内涵诸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三峡地区独特的自然山川给予了艺术家们全新的感受，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激情。在题材和寓意方面更为贴近下层民众，更富生活气息。如农村的鸡舍、鹅群、丰收的果实、路边的野草、盛开的油菜花等成为绘画的主题。在表现技法方面，保留了海派的特征，同时大胆运用民间绘画的色彩与技法，这在战后至今的三峡地区画家的创作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在艺术风格方面重视雅俗共赏，吸收多种风格，富于鲜明的时代感。

另外，内迁期间，海派画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体验，这为他们的艺术创作及海派艺术的发展促成了巨大的转变。海派原本是生长于繁华富庶的现代都市，充满小资情调。而当国破家亡，民族危难之际，他们暂避西南后方，进入富于乡土气息与民族特色的三峡地区，生存土壤为之一变。个人的生命体验经历了革命式的转变后，艺术创作的动力与源泉也随之改变^[9]，因此，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海派画家在战前与这一时期绘画的风格、内容迥然不同。抗战期间，海派画家傅抱石、陆俨少、董寿平等画家纷纷走出画室，游三峡、青城山、峨眉山，无不为大自然的魅力所陶醉。傅抱石在渝八载，走遍长江三峡，也曾游青城山、峨眉山、都江堰等蜀中名胜，吸取三峡灵秀之气，饱餐巴山苍润之色，秀峰苍木，山石流泉，朝霞暮雨，烟岚云雾，神奇的自然山色陶冶着他的性情，激发着他的创作灵感。艾中信曾说：“抗战时期，傅抱石画的山水，开始出现个人的独特风貌，浑厚而不凝滞，徐悲鸿称赞这样的山水是作者身历其境所激发出来的胸中逸气，山水画的复兴有了希望。”陆俨少抗战期间在三峡地区生活多年，凭借乘木筏穿越长江水道的惊险经历创作了大量瑰丽、奇崛的峡江险水画，与他之前的江南画风迥然不同，三峡特殊的视觉奇观成为陆俨少一生挖掘不尽的题材，其他画家如潘天寿、黄宾虹等也是如此，在三峡地区生活的经历成为他们一生的财富。

抗战以前，三峡地区的美术默默无闻，本地画家大都是当地较有名气的民间画家，他们的绘画风格主要还是受清初正统画风和清中后期扬州画派的影响，“海派”画风对其影响相对较少。抗战以来，三峡地区的绘画艺术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获得飞跃发展，其成就远超以往。追根溯源，抗战时期海派画家走进封闭的世界，对于三峡地区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内迁后，海派画家自身及整体艺术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移植与涵化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类似事例并不是孤立的。因此，内迁海派与三峡美术的发展，无论模式与路径都具有典型性，这是这一个案的学术价值所在。

【注释】

[1]周积寅主编，李万才著：《中国画派研究丛书——海上画派》，吉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

[2]黄宗贤：《论抗战美术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意义》，《文艺研究》2005年第7期。

[3]黄宗贤：《大忧患时代的抉择》，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4]张根福：《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兼论对西部开发的影响》，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

[5]惠世如：《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页。

[6]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80页。

[7]钟树梁：《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页。

[8]廖科：《苏葆桢的绘画艺术》，《重庆文艺》2007年第1期。

[9]黄宗贤：《血与火的洗礼——抗战时期中国美术家审美态度的转捩》，《美术杂志》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