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玉清 吴义兵
（宜昌市博物馆）
摘要：近年来最新考古材料表明，楚公族源于中原，商末周初熊丽建立楚国，早期楚都共有9处，都与丹阳无关，后石家河文化是楚文化重要源泉，楚文化可以分为楚先、楚公、楚王、楚汉四个阶段。宜昌是楚文化研究的重要区域，在早期楚文化、楚文化西渐、巴楚文化、楚夔（越）关系等方面地位突出，一些重要文化遗存将成为今后楚文化研究的突破口。第一次提出当阳季家湖城址出土的“秦王卑命钟”不是编钟，而是一件独立的纪功钟，推测“秦王”即楚昭王。宜昌万福垴遗址出土的长江下游文化因素的遗物，为研究芈姓夔（越）与楚的关系提供了新材料。
关键词：宜昌楚文化；考古发现；文化分期；秦王卑命钟新解
俞伟超先生对楚文化曾有这样的论述：“考古学上的楚文化，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古代楚人所创造的一种有自身特征的文化遗存，这种文化遗存有一定的时间范围、一定的空间范围、一定的族属范围、一定的文化特征内涵。在这四个方面，一定的文化特征内涵是最重要的……所谓楚文化的空间、国别、族属等范畴，至少有大、小两种：狭义的就是指楚人在楚国领土上的遗存（当然也可以包括少量的楚人在他国领土上的遗存）；广义的则包括其他一些族属和国别的遗存，只要文化面貌的特征基本一致，就应归之于广义的范畴。”[1]本文就从俞先生这一论述入手，对宜昌几十年来楚文化考古研究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一、楚之族属
对楚人族属的探讨，大体有东来说、西来说、南来说、北来说四种[2]，分别代表了东夷、氐羌、南蛮、华夏古代四个大族系。东来说认为最早出现在商代，出现的地域位于河南东部、山东南部[3]；西来说认为楚最早出现在颛顼时期，出现的区域为西部的羌族居住区或米地亚[4]；南来说认为楚最早出现在传说时代的三苗亦即江汉土著民族，出现的区域为南方[5]；北来说认为楚族最早出现在传说时代的祝融时期，出现的区域在北方，经过三代迁徙到南方[6]。造成说法不一的原因主要是对楚族认定标准和依据的材料存在分歧，其中族源认定标准至关重要。舒之梅先生指出：“我们要研究的楚族源，应是楚王室和楚国的上层统治者的族源，而不是包括全体楚人在内的族源。”因为出现国家以后，地缘统治代替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统治，在国家范围内，再不限于同姓的单一氏族或部落，而是融入了更多的异姓氏族或部落，国家内部的族群更加庞杂，但作为王族和上层统治者仍是以宗法制为纽带来保持其族群的纯洁性，作为统治者对于国家来说更具有代表性，研究其族源才更有意义。
从传世文献来看，楚人祖先有颛顼、称、卷章（老僮）、祝融（重黎、吴回、陆终）、季连、穴熊。[7]从出土楚简来看，1965年江陵望山M1随葬楚简[8]与1987年出土的包山楚简[9]中祭祀祖先有老僮、祝融、鬻熊，1994年河南新蔡葛店楚简[10]中祭祀祖先有三先、颛顼、老僮、祝融、穴熊、鬻熊。李学勤[11]说：在古文字里过去已找到祝融、陆终，加上宋代在今湖北嘉鱼出土的楚公逆镈铭有“吴雷”即吴回，现在又从包山简发现老僮、鬻熊，进一步证实古书所载楚先祖世系的可据。李零[12]也指出：楚的族源传说源于楚人自己的祭祀系统，而并非后人杜撰。沈建华[13]依据出土文献探讨了祝融传说的起源，认为祝融传说发源于楚地，商代时已形成。何浩[14]对楚先祖祝融的职司作了详细的考证，指出祝融所担任的火正，非水火之火，而是火星之火，火正的职司是“主辰”，掌观象授时，是天文官。孙重恩[15]对鬻熊的身世和功业进行了考证。李家浩[16]对望山楚简、包山楚简和新蔡葛陵楚简中出现“三楚先”进行了分析，论证简文中的“穴酓”“流酓”、文献中的“穴熊”“鬻熊”均为同一人。尹弘兵[17]考辨了鬻熊史事，认为鬻熊为周文王之师当无疑问，其地位尊崇，鬻熊为周师，鬻熊的子孙则为火师。
清华简《楚居》备载历代楚君的名称及其居地，对楚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基本认同楚人芈姓王族源于中原黄河中游，季连是楚人直系祖先。2015年11月，安徽大学藏楚简中有440多枚关于楚史的文字，目前正在整理之中，但据新闻发布会公布的“老僮”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因出生时面呈老者貌而得名，还有季连、穴熊、鬻熊为同一人的重大发现为楚源研究注入了强大兴奋剂，学界对安徽大学简后续成果的期待可想而知。
通过以上族属分析，似可将楚王族祭祀祖先排一个序：颛顼（华夏共祖）—老僮（与老童、卷章为同一人）—祝融（与重黎、吴回、陆终为同一人）—鬻熊（与季连、穴熊为同一人），实际核心就是“三楚先（三先）”。
楚族源研究中另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荆与楚的关系问题。段渝认为荆楚本为泛称，用指荆棘楚木之地，熊绎建国之后演化为专称国名[18]。王瑞明释荆楚为南方的强国[19]。曾湘军认为楚人将荆、棘之类的植物当作神物崇拜，楚族族称的起源受此影响[20]。王廷洽认为楚非指楚木，而是指竹，荆可指竹、亦可指荆棘，荆、楚通用时，则专指竹，楚有优美之意，荆则无此意，故楚人以竹来名国[21]。尹弘兵则认为“楚”在商代特指楚蛮，西周时期始有楚国，直到楚国之“楚”流行开来后方兼指楚国与楚蛮，周昭王南征时为区分二者，用“荆”字来指代楚蛮，楚蛮遂称为荆蛮，西周晚期，“荆”又用来指楚国，楚人自称曰楚，到战国时期“荆”也被楚人用作了自称[22]。
宜昌对于楚族源来说，目前能反证的就是作为古夔国的灭亡之文献记载，楚成王二十九年（公元前643年），楚国因其附属小国芈姓夔（越）国“不祀祝融与鬻熊，让之”，并最终将其灭亡，可见楚人对祭祀祖先的重视程度。此外，宜昌尤其是东部地区在夏商时期属于楚蛮分布区域，是后续楚文化形成、发展的沃土也是不争的事实。
二、楚国建立
楚立国时间，主要有殷商说、西周之初说、春秋早期说三种判断。殷商说代表人物有黄盛璋、钮仲勋、段渝、陈旭、张君等[23]，西周之初说代表人物有杨宽、夏鼐、王光镐、罗运环、张正明等[24]，春秋早期说代表人物有罗尔纲、王廷洽、蔡靖泉、叶文宪、刘玉堂等[25]。清华简《楚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楚”无论是作为族名还是国名，都不早于鬻熊时期。《楚居》载：“穴酓迟徙于京宗，爰得妣列，逆流哉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溃自胁出，妣列宾于天，巫
赅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26]
简文的意思是鬻熊的妻子妣列生丽季（熊丽）时难产而死，丽季从妣列胁部生出，巫
用名为“楚”的植物将妣列胁部进行包裹，从此丽季及后人开始称为“楚人”。
对于圻剖而生的古代传说，世界各地都有此记载，如“修己……胸圻而生禹于石纽”[27]建立夏、“简狄……胸剖而生契”[28]建立商，“陆终生子六人……圻剖而产焉，六曰季连”[29]产生芈姓部族。以此类推，熊丽（丽季）“溃自胁出”产生熊姓楚族的逻辑也是合理的。《楚居》将楚人世系追到季连这一芈姓部族，而熊丽的熊姓楚人出自芈姓部族，显然，熊姓楚人已经不是楚族的纯血缘概念了，而是具有楚国王室的地缘概念了，亦即楚国已经产生了，熊丽就是楚国的开国之君。
熊丽是鬻熊之子、熊绎的祖父，鬻熊为周文王之师，熊绎受封于周成王之时。也就是说，楚国实际建国时间上为商末、下为周成王，建国者是熊丽，受封者是熊绎。西周时期，其实有许多异姓方国在商代就存在，周人为了便于统治、笼络人心，采取珍重现实，追封已经存在的方国，便于控制。楚国作为西周初年南土诸方国之一，战略地位重要，周成王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鬻熊为文王师，有功于周（尽管对周灭商是否真正有功目前学界还有争议），通过给予“楚子”封号对楚国既成事实予以确认，所以熊丽建国和熊绎封国并不矛盾。
三、楚国都城
长期以来，楚国早期都城也是困扰学术界的难点问题，从而产生了著名的“丹阳四说”[30]，《楚居》简文显示从“穴酓迟徙于京宗”至楚武王“众不容于大，乃渭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郢”之间，楚国经历了京宗、夷坉、发渐、旁屽、乔多、鄀、焚、宵、大9处地名，都是楚国早期都城。这9处地名与丹阳究竟是什么关系，学界也展开了广泛辩论。
有的认为，这9处地名都与丹阳有关系，丹阳只是一个大的地域概念[31]，只是对丹阳具体区域范围有不同见解；笪浩波则认为，这几处地名与丹阳无关，而是与荆山和沮、漳二水有关[32]。那么，楚人早期都城究竟与丹阳有没有关系呢？
传世文献中，对于楚人早期活动区域，提的最多的就是荆山和沮、漳二水，《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而清华简《楚居》载：“至酓狂亦居京宗，至酓绎与屈
，使若嗌卜徙于夷坉”，二者结合起来看，熊丽、熊狂所居“京宗”不一定在“荆山”，但熊绎所迁徙的“夷坉”应该位于“荆山”；新蔡简甲三11、甲三24：“昔我先出自颛顼，宅兹沮章（漳），以徙迁处”，另有《左传·哀公六年》所载的楚昭王语：“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沮、漳，楚之望也”，几者比较，早期楚都先在荆山，而后沮、漳，而后江汉，这一迁徙路线应该是可以成立的。而宜昌地域范围除了汉江外，荆山、沮（睢）水、漳水、长江都有涉及，而且，宜昌古称“夷陵”，“夷坉”被释读为“夷陵”学界无异议，看来研究楚国早期都城，宜昌是绕不过去的。
关于楚郢都的地望，主要是围绕江陵纪南城说和宜城楚皇城说而展开争论。黄盛璋和曲英杰都主张楚郢都应在今湖北江陵境内[33]。孙华论述了丹阳、郢都和寿春三处楚都的地望等问题，认为最早的楚都丹阳当在陕西商县的丹江北岸，郢都当在纪南城，寿春在今安徽寿县城关，但其范围仅比今寿县旧城略大[34]。石泉据其多年来的考证，认为楚郢都在今湖北宜城境内[35]。郭德维则认为最初的郢都在宜城楚皇城，春秋晚期吴师所破之郢在当阳季家湖古城，战国郢都在江陵纪南城[36]。贾海燕认为楚文王始都郢在今宜城楚皇城，而楚成王二十四年郢已在江陵纪南城，楚成王二年到楚成王二十三年为迁都时间范围[37]。王红星认为纪南城为战国中晚期的郢都，但非楚始都之郢，宜城楚皇城遗址群仍是目前已知探索楚始都郢所在最重要的聚落群[38]。尹弘兵认为纪南城为战国早中之际到白起拔郢时的楚郢都，有可能即楚肃王所徙之
郢[39]。黄锡全考辨了新蔡楚简中所记楚王驻跸之地“
郢”，推测楚之“
郢”或有可能就在秦时“寻平”一带，地处龙湾[40]。
尽管大家看法不一，但有一点是取得共识了的，即大家都认为郢都可能不止一处，这就大大突破了以前的传统观念，是一大进步。早年出土的楚简也印证了今人的一些观点，但大家始终把一些新出现的郢都名称解释为宫殿或别都，并没有解释为楚国不同时期的都城，如包山简中出现的栽郢、蓝郢、朋郢，新蔡葛陵楚简出现的
郢，《楚居》则进一步明确了楚王不同时期所迁徙的居住地达36处，除去相同名称的居住地，至少说明从楚武王开始至战国中期，楚王的居住地可能有23个之多，分别是疆郢、湫郢、樊郢、为郢、免郢（改名之曰福丘）、鄀郢、睽郢、蓝郢、同宫之北、承之野、秦溪之上（以为处于章华之台）、媺郢、鄂郢、美郢、涤郢（改为之，焉曰肥遗）、酉澫、鄢郢、司吁、蓝郢、朋郢、
、
郢、
郢。战国中期之后，楚郢都就是现在的江陵纪南城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所证实。
结合宜昌所处地理位置、传世文物、考古发现等分析，当阳西周晚期磨盘山遗址、春秋时期季家湖城址、商周时期的糜城遗址，枝江的几处面积较大的楚文化遗址，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早段的宜昌万福垴遗址都有可能是这23个楚王居住地之一。
四、楚文化
楚文化的起源是楚文化考古中的热点问题，也是楚文化研究的难点，学者对之作了较多的讨论，但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悬而未决。
俞伟超[41]将考古学研究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将楚文化分为渊源阶段和本身阶段，系统讨论了楚文化的渊源问题。郭德维[42]讨论了典型楚器及其典型组合，并从此角度探讨了楚文化的形成。郭伟民[43]讨论了早期楚文化的相关问题。王力之[44]认为早期楚文化应限于西周时期，只有鄂西北地区楚文化出现最早，且分布普遍。何晓琳、高崇文[45]认为过风楼类型文化就是西周时期的早期楚文化。袁艳玲[46]从青铜纹饰的角度来探讨早期楚文化。张昌平[47]从春秋中晚期流行于楚国的金文辞例“择其吉金”探讨了楚文化的形成与传播，认为“择其吉金”与另一辞例“用其吉金”关系密切，它们最初可能都是起源于周文化中心区域，而后在豫南鄂北地区流行，并同时为楚国青铜器铭文所采用，这说明早期楚文化因素的形成并非只是通过楚国一个国家而是经由一个区域来完成的，此区域应当在豫南鄂北。何晓琳[48]认为双联钻卜甲卜骨属于典型的楚文化遗物，其使用年代在两周之际到春秋早期前后。张硕[49]认为夏商时期的早期楚文化是古三苗的后裔在改宗中原文化后所创造出来的，西周时期的早期楚文化则是由周代的南土诸侯和楚蛮等江汉土著蛮族共同创造的，楚国仅是其中很小的一支。
在考古学上，楚文化的典型特征形成于春秋中期前后，尚未见到早于春秋中期的楚式青铜器，但与楚式青铜器并存的一批具有楚文化特征的陶器，则可以上溯到西周，甚至夏商或新石器晚期，这些与典型楚文化有直接渊源的陶器遗存，目前学术界一般称之为早期楚文化。这些陶器遗存一般以鬲为核心，以盂（簋、盆）、豆、罐为基本组合。鬲很有特点，器型上是北方的鬲与南方的鼎结合而成，似鼎非鼎、似鬲非鬲，又被称为“鼎式鬲”或“鬲式鼎”，与商式的分裆鬲和周式的瘪裆鬲区别很明显，一般为联裆或弧裆，空足很浅，甚至略有略无，高柱足，足根与器身分开制作，俗称二次包制，学界称之为“楚式鬲”。二次包制目前被许多学者质疑，认为这些特点是鬲这种器物形制制作方式决定的，而不是一种文化的典型特征。
联裆鬲[50]起源于鄂东地区，在武汉盘龙城遗址的王家嘴下层，相当于夏代的文化遗存中，出土有目前最早的联裆鬲，已初具楚式鬲的特征。鄂东和鄂东北西周时期，周文化的锥足瘪裆鬲出现并演变成柱足鬲，最后在西周晚期出现楚式鬲，这一区域的西周遗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较为明显的来自北方的姬周文化与江汉土著文化融合的趋势；丹江流域亦有较为广泛的早期楚文化的分布，时代大抵始于西周中期；襄宜地区西周早期遗物与关中近似度较高，西周中期以后则明显具有楚文化特征；西陵峡地区，庙坪遗址、上磨垴遗址、柳林溪遗址等均出有早期楚文化的遗物，时代基本为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在长江北岸，江陵荆南寺遗址、梅槐桥遗址、宜昌万福垴遗址、当阳磨盘山遗址及湖南澧县、岳阳的西周遗址时代上限也为西周中晚期。由此可见，早期楚文化主体就是西周时期，分布区域东至鄂东和鄂东北，北至丹江流域，西至西陵峡，南至长江沿岸，基本涵盖了整个江汉地区。
江汉地区在新石器晚期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都是具有很高水平的考古学文化，但到了石家河文化后期，由于中原文化的大量涌入，文化性质发生了质变，其陶器群除少量传统因子外，已裂变成后石家河文化（三房湾文化或者肖家屋脊文化）。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是三苗创造的，后石家河文化是三苗衰微后南下的中原文化与江汉地区的原石家河文化融合的产物，但后石家河文化在夏商时期并没有得到持续发展，整个夏商时期江汉地区相当荒凉，只是在原来江汉文化区边缘地带，则保持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但文化性质发生了变化，不是原有新石器文化的继续发展，而是夏商文化的地方变体。
宜昌地区位于江汉文化区边缘地带，最早的城背溪文化源于彭头山文化，进而产生柳林溪文化和大溪文化关庙山类型与中堡岛类型，这三种文化核心区都位于宜昌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宜昌峡江地区出现了清水滩类型，石家河文化时期有季家湖类型和庙坪类型，后石家河文化时期有石板巷子类型和白庙类型，夏商时期受到中原夏商文化和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影响，产生了朝天嘴文化和路家河文化，但从城背溪文化至两周时期，土著文化一直存在，这被文化学界一般释读为早期巴文化的源头。
通过上述楚族、楚国、楚都研究成果的梳理，笔者将楚文化分为四个阶段：先楚文化、早期楚文化、典型楚文化、后楚文化。
先楚文化：从颛顼生老童开始至鬻熊为周文王师“蚤卒”结束，笔者将其称为“楚先阶段”。这一时期，楚族源于华夏共主颛顼，产生老童部族，主要在中原地区活动、迁徙，并分裂出多支不同族群，产生“祝融八姓”，楚人先祖季连（鬻熊）与商的关系密切，尽管与周文王有交集，但似乎并不赞成周武王伐纣灭商，没有参加周人灭商的行动，而是继续南迁，避开了周、商相争的核心区域，与江汉楚蛮等土著民族和南土诸侯混居，成为先楚文化创造者之一。此阶段时间跨度很长，楚族经多次迁徙、裂变，山地民族性质未变，但形成了敬畏山川自然，祭祀祖先的习俗，“楚三先”——老童、祝融、鬻熊的祭祀是其核心。
早期楚文化：从鬻熊去世后熊丽建国至楚武王称王之前，笔者将其称为“楚公阶段”，此阶段主体文化是周代南土诸侯、楚族部落、土著蛮族，经过广泛交流、碰撞、融合时期，楚国经历了熊丽建国，熊绎被封“楚子”，熊渠自称“蛮夷”“甚得江汉民间和”至西周晚期形成以楚式鬲为核心的鬲、盂（盆、甗、簋）、豆、罐的器物组合，为典型楚文化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宜昌西周晚期的磨盘山遗址、庙坪遗址、官庄坪遗址、上磨垴遗址、万福垴遗址都是早期楚文化。
典型楚文化：从楚武王熊通称王至秦灭楚，笔者将其称为“楚王阶段”。此阶段在春秋中期前后形成的楚文化最为鼎盛，楚国通过不断开疆扩土分别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是东周时期第一大诸侯国。宜昌在这一时期，首先发现的楚文化遗址以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为大多数，相比其他区域，时代明显偏早，如当阳的赵家湖墓群、赵巷墓群、曹家岗墓群、季家湖城址，枝江的青山墓群、泰山庙墓群、姚家港墓群；其次作为楚文化西渐的前沿征地，三峡考古发现的树坪墓群、卜庄河墓群，长阳的香炉山遗址等，为楚文化西渐提供了新材料，也为巴楚关系的研究引向深入起到了促进作用。
后楚文化：从秦灭楚至汉武帝继位，笔者将其称为“楚汉阶段”。秦将白起拔郢、火烧夷陵后，宜昌地区出土了具有秦文化因素的大量遗物，如宜昌的前后坪墓群、葛洲坝墓群，当阳的岱家山墓群，尤其是宜都的中笔一号墓，尽管是西汉早期的墓葬，但仍具有浓郁的楚墓风格。楚文化对于汉文化的产生，做出了突出贡献。
五、宜昌重要的楚文化考古遗存
当阳赵家湖楚墓：1973年至1979年，北京大学联合宜昌地区博物馆对当阳河溶镇赵家湖山岗地带楚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墓葬297座，编写出版《当阳赵家湖楚墓》[51]一书，书中将墓葬时代划分为七期十二段，许多器物也因此成为楚文化分期断代的标尺性器型，基本确立了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器物年代谱系及发展演变序列，成为日后楚文化研究的标杆性著作，其中郑家洼子墓地在书中部分时代可早到西周晚期。1973年发掘的曹家岗M5出土的有铭铜器“王孙飙作蔡姬食簠”[52]，为研究楚蔡关系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此外，春秋晚期赵巷墓群[53]、唐家巷墓群[54]，战国中期乌龟包一号墓都位于赵家湖墓群附近，周边还有大量高大封土堆的楚墓及楚文化遗址，由于其中磨盘山遗址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北京大学发掘出土有西周晚期遗物，被认为是沮漳河流域探索早期楚文化的重要遗存，2006年，这些楚文化遗存以磨盘山遗址的名称一起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阳季家湖楚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考古系与宜昌地区文物工作队对当阳草埠湖农场季家湖周边进行了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考古调查与试掘[55]，在当地发现了季家湖城址，对城址年代、范围及城内遗址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由于此城址地处沮漳河下游西岸，它的发现为楚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也对早期楚文化和楚都探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该地在发掘之前的1973年曾发现“秦王卑命”钟，学界一般认为该钟只是编钟中的一件，铭文不完整，铭文“秦王卑命”中的“秦王”不能连读，“秦”指秦国，此时还没有称王，只能称“公”；而“王”应为楚王。而“竟墉王之定救秦戎”的含义，以前学者释读不一，莫衷一是，近期有两件考古发现可以帮助释读。2007年，崇源国际（澳门）拍卖公司征集到的28件青铜器中的簋、鬲、豆计有11件铜器铸为“競之定”之铭文，也出现了“救秦戎”“大有功于洛之戎”的铭文。2015年12月，洛阳市伊川县鸣皋镇徐阳村发现陆浑戎贵族墓的消息刊发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学界目前多认为该钟取名为“競之定”钟或者“救秦戎”钟更合适。笔者个人认为仍应称作“秦王卑命”钟，秦王可能指楚昭王，之所以称楚昭王为秦王，理由有五：一是楚昭王母亲伯嬴为秦人；二者楚昭王复国时秦国有再造之功；三是《楚居》载“至昭王自秦溪之上徙居美郢，美郢徙居鄂郢，鄂郢徙袭为郢。阖庐入郢，焉复徙居秦溪之上”的楚昭王复国后“徙居秦溪之上”；四是该钟甬部没有斡旋，只是在甬部顶端两侧设钮，形制似乎不属编钟，而是独立的一件宣功钟；五是“秦王卑命”铭于钟体钲部正中，具有标示功能。
枝江青山古墓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枝江市问安镇，由若干楚文化遗址和有高大封土堆的楚墓组成。2015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谢家冢子进行了详细的考古勘探，发现上百座陪葬墓和三座车马坑，该墓与东面当阳季家湖城址相聚不足5千米，有学者推测为楚昭王墓。此外，20世纪80年代出自于枝江关庙山春秋墓[56]的“徐太子辰”鼎，鼎铭文为：“佳五月初吉辛酉徐太子辰作为其妻□□□□槖迎永保用之”，亦应归入该墓群出土遗物。铭文内容解释为：徐国的太子伯辰客居楚地时，为其妻室铸造了鼎。该鼎属于春秋早期器物，这时徐国较强大，并称雄群舒地区，鼎为何在楚地出现，或因当时楚、徐关系密切，徐太子辰“或客居于或流亡于楚地槖迎”。
长阳香炉石遗址：位于渔峡口镇东南0.5千米的清江北岸。该遗址于1983年发现，面积3万多平方米，遗址年代最早为距今4000余年。因修建隔河岩水库，考古队于1988年、1989年和1995年分三次对香炉石进行抢救性发掘[57]，在遗址中心地区获得夏、商、周时期的石器、陶器、骨器和铜器等文化遗物近万件及一批早商时期的墓葬，还发现大批商、周时期的甲骨和两枚商末周初时期的陶印章，成为研究早期巴人的重要实物资料。其中第三层为东周文化层，有学者认为该层与楚文化西渐、设“扞关”抗巴蜀有关[58]，为巴蔓子的历史事件的实物反映。
秭归庙坪遗址与宜昌上磨垴遗址：这两处遗址的发掘都是为配合三峡工程建设，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调查和发掘的，这些遗址的周代遗存，报告认为最早可以是西周中晚期，但许多学者指出，其时代到不了西周中期，包含有以鬲、盂、豆、罐为代表的具有楚文化风格的器物和土著文化因素，这些遗存及其所表现的特征或对探索早期楚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秭归官庄坪遗址：1981年，为配合葛洲坝工程建设，官庄坪遗址进行了第一次试掘，之后配合三峡大坝建设进行了8次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13000平方米，基本将遗址的中心部位及主要堆积揭露出来。通过发掘，发现此遗址包含有6个时期的遗存，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明清时期，通过分期与陶器的文化因素分析，发掘者认为楚文化遗存始于春秋中期，战国中期楚人完全控制了这一地区，但战国晚期楚人基本退出，这从考古学上为楚文化西渐提供了资料。
宜昌万福垴遗址：2012年，宜昌白洋工业园出土一批楚国宫室青铜重器，经过调查、勘探，发现了面积达56万平方米的万福垴遗址。2012年至2015年、201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万福垴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遗址时代基本已经明晰，万福垴遗址年代从西周晚期延续至春秋中期，填补了楚文化发展序列的空白，最近在编钟出土地点又发现了七座小型土坑墓葬，出土有完整的鬲、簋、豆、罐陶器组合，加上去年一些出土遗迹、遗物和C14测年数据，为早期楚都、楚夔关系研究增添了越来越令人兴奋的材料，该遗址目前仍在考古发掘之中。
其他一些项目：1984年发掘的当阳曹家岗5号墓、三次（1986年、1988年和1996年）发掘的赵巷墓群、1994年发掘的唐家巷墓群、1985年发掘的枝江高山庙墓群、三次（1982年、1986年、1992年）发掘的枝江肖家山墓群、1980年发掘的枝江姚家港墓群、百里洲铜器群时代都为春秋晚期；1972年发掘的当阳陈家坡墓群、1995年发掘的当阳乌龟包1号墓，1988年发掘的当阳何家山墓群、1972年至1994年五次发掘的宜昌前后坪墓群、2003年发掘的岱家山墓群、2008年发掘的宜都中笔一号墓，时代都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
六、楚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楚与巴蜀文化的关系。林奇[59]和徐中舒、唐嘉弘[60]分别对楚巴、楚蜀关系进行了探讨。黄尚明[61]讨论了楚文化对晚期蜀文化的影响，其中以楚式青铜器为主，漆器次之，陶器的影响则十分微弱，秦灭蜀以前，楚文化对晚期蜀文化的影响最大。段渝[62]一文认为，巴文化在战国以前包含着巴国文化和巴地文化两部分或层次，两者有明显差异，战国时巴国南移长江流域，巴文化才从地域和形态上充分整合起来；所谓巴楚文化，主要是指在原为巴地后为楚地的地域范围内，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共生与互融，表现为一种半巴半楚或亦巴亦楚的民族和地域文化。黄尚明[63]认为在楚占巴地，楚文化占绝对优势，同时楚文化吸收了巴文化的釜、鼎及花边口沿装饰等因素，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楚文化峡区类型，战国中期，楚文化对巴文化的影响处于鼎盛时期，战国晚期楚人退出峡江地区，楚文化的影响日趋减弱。彭万廷[64]对峡江地区的巴楚文化关系作了探讨，指出巴楚文化关系起初是错杂型，后转为混融型。吴义兵[65]认为楚对巴的战略定位不同于向北争霸和向东扩张，而是具有安抚性质，以便谋求更加稳固的后方或同盟军。赵炳清[66]结合峡江地区的楚文化遗存与文献资料，探讨了东周时期的巴楚关系。邢敏建[67]对酉水流域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文化进行了探索，认为“濮”是该地区的土著民族，讨论了楚、巴文化在该地区的存在及楚、巴、濮民族文化融合。朱萍从考古学角度观察楚国经营西部，于2010年出版有专著《楚文化的西渐》，系统梳理了楚文化西渐的各种观点，认为蜀地楚文化因素在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增加，是秦国大举迁移故楚之民入川的结果，这与传统的“文化滞后”观点大不一样。
楚夔（越）关系的探讨亦为学者所关注，本来“越”似乎与宜昌关系不大，但由于万福垴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出土遗物有许多长江下游文化风格，使笔者对楚国与芈姓夔、越的关系更加重视，所以尽管三者之间目前研究文章不多，这里还是将楚夔（越）关系的部分研究成果列出，希望引起学界对楚、夔、越关系的高度重视。吴铭生[68]、童恩正[69]均是从考古资料来探讨越楚关系。刘玉堂《楚越文化关系论略》[70]从语言、文学、艺术、风俗的角度，对楚越关系作了探索。庄为玑[71]和杨善群[72]，则分别对“楚越同源”和“楚灭越国”的说法予以了否定。吴永章[73]探讨了楚文化与南方民族之间的关系。陈伟[74]对楚越战争作了考辨。杨权喜[75]通过对绍兴306号墓文化性质的分析，探讨了越、楚、徐文化以及这些文化之间、这些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关系。曲英杰[76]从都城形制的角度探讨了楚、吴、越文化之间的关系。周书灿[77]认为楚怀王灭越置江东郡之说难以成立。后德俊[78]从矿冶科技的角度分析了楚越文化交流。丁兰[79]认为，战国时期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器主要见于吴越文化分布区，而战国中期楚国的鄂东地区随葬这类器物的墓葬陡增，鄂东地区此类器物在器形和纹饰等方面与典型吴越地区的同类器物特征一致，其墓葬葬制的多元考古学文化特征反映了楚文化的开放性和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多元性，同时也从一个方面展现了民族文化融合的层级性特征。笔者个人认为，楚与芈姓夔、越有血缘关系，其中夔、越关系更近，或者本来就是一家，但因熊挚自窜夔地建立夔国成为楚附属国，后灭于楚，甚至“秭归”的得名可能是“子夔”之故；而芈姓越逐渐成为后世所称的百越。当然，目前此仅为假说。
七、楚文化的西渐
由于三峡考古的进展，依据三峡考古的成果来讨论楚文化西渐的文章也较多。黄尚明[80]根据三峡考古资料，对峡区楚文化的分期、特征与分布进行探讨，认为春秋早期楚文化才进入今宜昌西陵峡地区、秭归一带，春秋中期在空间上没有什么进展，春秋晚期楚势力急剧向西扩张至奉节、云阳一带，战国早期的遗存也比较少。战国中期是楚人西进的又一高潮，最西可达今忠县一带，战国晚期退出。楚文化西渐以后，与土著文化融合形成了楚文化的“峡区类型”。白九江[81]考察了楚文化的西进过程：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楚文化控制了瞿塘峡以东，并对奉节等地产生影响，战国中晚期深入到忠县地区，楚文化的几次西进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基本可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契合。余静[82]依据近年来三峡考古的资料，整理出了楚文化在峡江地区的分布及其向西发展的历程。赵炳清[83]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认为峡江地区考古发掘出的大量楚墓说明了云阳、忠县等区域曾为楚国的西境，战国中期楚国西进占领该地区，战国晚期丧失。
【注释】
[1]俞伟超：《关于当前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问题》，载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舒之梅：《五十年来楚族群研究综述》，《江汉论坛》1983年第3期。
[3]郭沫若在20世纪20年代认为“楚本蛮夷，亦即淮夷”（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篇》，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2页），后来又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等书中认为楚出自“熊盈族”，“先世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胡厚宣认为：“惟据吾所考，则楚民族之疆土，自后世观之，虽在江汉流域，而最初之来源，当自东方，盖与殷商夷、徐本为同族者也”（胡厚宣：《楚民族源于东方考》，《史学论丛》1934年第1期）。徐俊则认为楚人源于东夷集团（徐俊：《试论立国江汉地区的楚人来自东方》，《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
[4]此说又有两种意见。姜亮夫认为高阳氏来自西方的新疆、青海、甘肃一带，即是来自昆仑山的民族（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岑仲勉在批评楚民族东夷说的基础上，提出楚先民是来自西亚拜火教的米地亚人的观点（岑仲勉：《楚为东方民族辨》）。
[5]最早提出此说的是林惠祥，他认为“荆人所立之国为楚，其族春秋时尚自居于蛮夷，自别于诸夏和中国，诸夏亦称之为荆蛮或蛮荆”“大抵荆楚原为南方民族，至少自殷中叶即奠居于江汉之荆山一代”（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4、98页）。范文澜则认为“从传说中看来，居住在南方的统被称为蛮族”“被称为蛮族的黎族和苗族，先进入中原地区，苗族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据战国时人说，三苗曾在长江中游建立起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其中较大的是荆楚”（范文澜：《中国通史（一）》，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116页）。此外徐旭生、俞伟超、王劲都有类似表述。
[6]傅斯年认为“楚之先世，景员淮河，实中原之四族，经三代而南迁”“楚仍可包括在夏民族中”（傅斯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载《安阳发掘报告》1930年第2期，第349～386页）。张荫麟认为，楚王族“不是土著，而是从北方迁来的”，因“与本土隔绝，渐为当地蛮族所同化”（张荫麟：《中国史纲（上古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5页）。顾铁符、何光岳、张正明、李学勤、唐嘉弘都有类似表述。
[7]（西汉）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99年版；（春秋）左丘明：《国语·郑语》，中华书局2009年版；（战国）屈原：《楚辞·天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8]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页。
[9]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34、36页。
[10]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店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191、194、202、204、205、206、216、217、218、221、225页。
[11]李学勤：《论包山简中一楚先祖名》，《文物》1988年第8期。
[12]李零：《楚国族源、世系的文字学证明》，《文物》1991年第2期。
[13]沈建华：《从出土文献看祝融传说之起源》，《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
[14]何浩：《祝融、火正与火师》，《求索》1992年第3期。
[15]孙重恩：《楚始受封者——鬻熊》，《江汉论坛》1981年第4期。
[16]李家浩：《楚简所记楚人祖先“鬻熊”“穴熊”为一人说》，《文史》2010年第3辑。
[17]尹弘兵：《鬻熊史事解析》，《江汉考古》2008年第5期。(www.xing528.com)
[18]段渝：《荆楚国名问题》，《江汉论坛》1984年第8期。
[19]王瑞明：《荆楚释名》，《江汉论坛》1980年第1期。
[20]曾湘军：《楚族族称起源新说》，《民族论坛》1994年第4期。
[21]王廷洽：《荆楚国名考释》，《民族论坛》1995年第1期。
[22]尹弘兵：《荆楚关系问题新探》，《江汉论坛》2010年第3期。
[23]黄盛璋、钮仲勋：《楚的起源和疆域的发展》，《地理知识》1979年第1期；段渝：《楚为殷代男服说》，《江汉论坛》1982年第9期；段渝：《荆楚国名问题》，《江汉论坛》1982年第8期；陈旭：《商、楚文化关系的讨论》，载《楚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张君：《商代无楚析》，《江汉论坛》1984年第8期。
[24]杨宽：《西周时代的楚国》，《江汉论坛》1981年第5期；夏鼐：《楚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王光镐：《论楚族的始称国年代——兼评“成王封楚”》，《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以上三人认为楚国建立于西周初年鬻熊时期。罗运环认为楚国建立于熊丽时期（罗运环：《论楚国家的形成》，《江汉论坛》1986年第7期）；张正明认为楚国诸侯国地位的确立为熊绎时期（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25]罗尔纲：《楚建国考》，《益世报》1935年12月24日；王廷洽：《楚民族层次分析》，《民族论坛》1988年第2期。以上二人认为楚建国于西周末年春秋初年。蔡靖泉认为楚在若敖、蚡蝐之际已有国家雏形（蔡靖泉：《楚国的“莫敖”之官与“屈氏”之族》，《江汉论坛》1991年第2期）。叶文宪、刘玉堂则认为楚建国于楚武王时期（叶文宪：《楚、秦、吴、越国家形成之路》，《长沙铁路师范学报》1991年第4期；刘玉堂：《论楚国家的形成和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社会经济形态》，《江汉考古》1994年第4期）。
[26]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81页。
[27]（北宋）李昉、李穆等：《太平御览》卷八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80页。
[28]（南朝）沈约：《竹书纪年集解》，文益书局1936年版，第47页。
[29]（西汉）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90页。
[30]即秭归说、枝江说、当涂说、丹淅说。各说纷争详情参见尹弘兵：《楚国都城与核心区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112页。
[31]高崇文：《清华简《楚居》所载楚早期居地辨析》，《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周宏伟：《楚人源于关中平原新证——以清华简〈楚居〉相关地名的考释为中心》，《江汉考古》2012年第2期；尹弘兵、吴义兵：《“京宗”地望辨析》，《江汉考古》2013年第1期；牛鹏涛：《清华简〈楚居〉与楚都丹阳》，《文史知识》2013年第5期；杜勇：《清华简〈楚居〉所见楚人早期居邑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1期。
[32]笪浩波：《从近年出土文献看楚国早期中心区域》，《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从清华简〈楚居〉看楚史若干问题》，《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
[33]黄盛璋：《战国“江陵”玺与江陵之兴起因沿考》，《江汉考古》1986年第1期；曲英杰：《楚都纪南城研究》，载《楚学论丛》，《江汉论坛》1990年增刊；曲英杰：《说郢》一文从音韵的角度，认为“栽”应该解释为“兹”，即“此、今”的意思，“栽郢”即是兹郢，即纪南城（《湖南考古辑刊》第六辑）。
[34]孙华：《楚国国都地望三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35]石泉：《齐梁以前古沮（睢）漳源流新探》，《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1、2期；《宜城县建制沿革考》，《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36]郭德维：《楚郢都辨疑》，《江汉考古》1997年第4期。
[37]贾海燕：《楚国始都郢及其初迁时地的探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38]王红星：《楚都探索的考古学观察》，《文物》2006年第8期。
[39]尹弘兵：《纪南城与楚郢都》，《考古》2010年第9期。
[40]黄锡全：《楚都“
郢”新探》，《江汉考古》2009年第2期。
[41]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第10期；俞伟超：《寻找“楚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
[42]郭德维：《试论典型楚器——兼论楚文化的形成》，《中原文物》1992年第2期。
[43]郭伟民：《关于早期楚文化和楚人入湘问题的再探讨》，《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
[44]王力之：《早期楚文化探索》，《江汉考古》2003年第3期。
[45]何晓琳、高崇文：《试论“过风楼”类型考古学文化》，《江汉考古》2011年第1期。
[46]袁艳玲：《楚公舜钟与早期楚文化》，《文物》2007年第3期。
[47]张昌平：《“择其吉金”金文辞例与楚文化因素的形成与传播》，《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
[48]何晓琳：《双联钻卜甲卜骨与春秋早期楚文化面貌问题》，《江汉考古》2010年第1期。
[49]张硕：《早期楚文化的民族环境》，《江汉论坛》2010年第12期。
[50]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153页。
[51]湖北省宜昌市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52]高仲达：《湖北当阳赵家塝楚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湖北省宜昌市博物馆：“当阳曹家岗五号楚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53]湖北省宜昌市博物馆：《湖北当阳赵巷4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0期；宜昌市博物馆：《当阳赵巷楚墓第二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1年第1期；宜昌市博物馆：《湖北当阳发现春秋时期人殉楚墓》，《江汉考古》1997年第3期。
[54]宜昌市博物馆：《湖北当阳唐家巷三号楚墓》，《文物》1995年第10期。
[55]杨权喜：《当阳季家湖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宜昌市博物馆：《当阳季家湖楚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1年第1期；杨权喜：《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文物》1980年第10期；谭宗菊：《湖北当阳县出土的战国青铜器》，《考古》1990年第2期。
[56]枝江市博物馆：《湖北枝江关庙山一号春秋墓》，《江汉考古》1990年第1期。
[57]张典维：《湖北长阳清江沿岸遗址调查》，《考古》1988年第6期；王善才、张典维：《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的发掘》，《文物》1995年第9期。
[58]赵炳清：《略论巴蔓子》，载《三峡考古与多学科研究》，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329页。
[59]林奇：《巴楚关系初探》，《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
[60]徐中舒、唐嘉弘：《古代楚蜀的关系》，《文物》1981年第6期。
[61]黄尚明：《试论楚文化对晚期蜀文化的影响》，《江汉考古》2006年第2期。
[62]段渝：《先秦巴文化与巴楚文化的形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63]黄尚明：《论楚文化对巴文化的影响》，《江汉考古》2008年第2期。
[64]彭万廷：《巴楚文化的研究和开发》，《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
[65]吴义兵：《试论楚文化西渐战略的怀柔性》，《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集，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518页。
[66]赵炳清：《从峡江地区楚文化遗存看东周时期巴楚关系的变化》，《华夏考古》2009年第6期。赵炳清：《从峡江地区楚文化遗存看东周时期的巴楚关系》，《考古》2010年第4期。
[67]邢敏建：《从酉水流域考古发掘看楚文化与诸民族的关系》，《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
[68]吴铭生：《资兴旧市战国墓反映的楚越文化关系探讨》，《湖南考古辑刊》第1辑。
[69]童恩正：《从出土文物看楚文化与南方诸民族的关系》，《湖南考古辑刊》第3辑。
[70]刘玉堂：《楚越文化关系论略》，《湖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71]庄为玑：《楚越两族并非同源》，《江汉论坛》1981年第4期。
[72]杨善群：《楚未灭越考辨》，《史林》1986年第1期。
[73]吴永章：《论楚文化与南方民族文化的关系》，《民族研究》1992年第6期。
[74]陈伟：《关于楚越战争的几个问题》，《江汉论坛》1993年第5期。
[75]杨权喜：《绍兴306号墓文化性质的分析——兼述楚文化对吴越地区的影响》，《东南文化》1992年第6期。
[76]曲英杰：《楚、吴、越三都城综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6期。
[77]周书灿：《楚怀王灭越置江东郡质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3期。
[78]后德俊：《越人矿冶技术的起源与成就及其对楚国科学技术的贡献》，《东南文化》1996年第3期。
[79]丁兰：《鄂东楚墓出土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器现象与民族文化融合》，《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80]黄尚明：《楚文化的西渐历程——兼论楚文化的“峡区类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81]白九江：《从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看楚文化的西进》，《江汉考古》2006年第1期。
[82]余静：《从近年来三峡考古新发现看楚文化的西渐》，《江汉考古》2005年第1期。
[83]赵炳清：《从峡江地区的楚墓看楚国的西境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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