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起源地的新发现：三峡文化研究的突破

谷　斌

（湖北省恩施州电视台）

摘要：世界上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巴文化也不例外，从空间轴看，巴人源于古称“巴地”的武陵山区，他们因地域而得名，不是来自西北的“外来户”；从时间轴看，巴人是夏商周时期生活在巴域的所有土著族群的总称，秦汉以后，巴人逐渐被各种以地域命名的“蛮”族所替代，宋元以后，逐渐分化成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从巴人与周边族群的关系看，先秦巴族是濮人的先民，与百越等南方民族同属于一个大的南蛮文化系统，他们都是“蛇种”。

关键词：巴人起源地；蛇种；五步蛇

一、巴人起源地研究的回顾和梳理

巴人是中国先秦时期的一个南方民族，其主要分布区域在今湘西北、鄂西南、黔东北、渝东南、川东北和陕南等地，这在学术界少有异议，目前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是“巴人起源地”在哪里？笔者梳理了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巴人起源“土著说”和“外来说”。

最早提出巴人起源“外来说”的学者是潘光旦先生，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考察土家族族源时明确指出：“巴人起源于甘肃天水地区，朝东南方向流徙，其中一支到武落钟离山所在的清江流域定居了。”^[1]其依据来自历史文献《山海经》记载的一段文字，“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皞即伏羲氏，相传其出生地在今甘肃省天水一带，因此，巴人当是来自西北的“外来户”。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潘光旦的观点开始受到其他学者的质疑，童恩正先生认为，“他（伏羲）的故事原来是朴素的口头传说，到了战国时代被整理成谱系齐全的历史，因此我们不能以此作为解释巴人历史的依据”。^[2]童氏随后提出了巴人起源“土著说”，他认为根据《后汉书》等史籍对“廪君种”的记载，将巴人的发源地定在湖北西南部的清江流域，可能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因为这段文献记载是巴人自己对古代历史的一段追忆。

20世纪末，随着长江三峡和清江中游地区考古发掘工作陆续展开，巴人起源“土著说”开始得到一些考古学家的支持。主持鄂西清江流域考古发掘的王善才先生就认为：“香炉石遗址出土的遗物，主要为早期巴文化遗物，时限为夏时期至西周时期。”^[3]宋治民先生也认为“早期巴文化分期以湖北长阳香炉石遗址的分期为代表，考古学所反映出的这些情况和根据传说整理的文献记载，即巴族起源的廪君说，是基本一致的”。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认为，早期巴文化是鄂西地区新石器时代土著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就在巴人起源“本土说”似乎成为学界主流时，21世纪初，有学者提出质疑：“鄂西峡江地区夏商时期以釜为典型器物的文化遗存应是濮人文化，不是早期巴文化。”^[4]还有学者认为“清江流域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可分为两两间存在时间缺环的三类遗存，无法支持将清江流域的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推定为早期巴文化这一说法”。^[5]张正明先生更是从语言学、民俗学、民族学等方面综合论证了“早期巴人是西部民族，起源于汉水上游与嘉陵江上游，并于春秋中期以后推进至峡江地区，于春秋、战国之际到达清江流域”。^[6]

显然，在持“外来说”的学者看来，清江流域已发现的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不能称为“早期巴文化”。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样的文化遗存才是“早期巴文化”？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标准去衡量，这场各说各理的纷争就很难平息。但遗憾的是，无论是持“土著说”的学者，还是持“外来说”的学者，对“早期巴文化”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他们各自的依据均离不开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正因如此，有学者提出：“若没有十足的文献证据而靠一些记载的传说，将某些考古学文化命名为族群文化，是十分危险的。”^[7]巴人起源地研究似乎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前人的研究经验告诉我们，要破解“巴人起源”这一学术难题，仅仅依据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这两重证据进行研究是不够的。因此，张正明先生运用民俗学、民族学材料进行三重证据考证，从研究方法上看是可取的，但张先生根据西部民族与南方民族某些相似的文化特征，就推断早期巴人是西部民族的结论，同样令人难以信服。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后汉书·西羌传》开篇就是“西羌之本，出自三苗”，而三苗又是一个南方民族，西部民族的民俗为什么就不是受南方民族的影响呢？

其实，我们对“早期巴文化”做一个简单的界定并不难，“早期巴文化”就是夏商时期的巴人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但是如何界定“巴人”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只有了解了巴人和巴文化的基本特征，我们再沿时间轴去厘清“晚期巴文化”和“早期巴文化”的关系，沿空间轴去探寻巴文化与周边其他文化的关系，然后才能在这个时空坐标上给“巴人发源地”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位。

那么，对于“巴人、巴文化”等基本概念，我们能否找到一个简单合理的解释呢？本文拟首先用古文字学释出“巴”字的本义，然后以此为突破口，再从考古学、民族学等方面对巴人、巴文化以及巴人起源问题做跨学科、多角度的考察。

二、巴人、巴域与巴文化之关系

作为一个族称，巴人的存续时间主要是夏商周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汉字走完了自甲骨文到金文再到小篆的发展历程，这就为我们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解析“巴”字的演变轨迹，进而探索巴文化的内涵提供了可能。

（一）巴人因何而得名

欲考巴史，先识“巴”字。凡是研究过巴文化的学者，几乎都对“巴”字做过一番考证，徐中舒认为巴之本义为“坝”；童恩正认为巴作“石”解；张文将巴释为“蚕”；杨铭认为巴人得名与“虎”有关；张勋燎认为巴就是“鱼”等不一而足。从以上巴义解释不难看出，个人揣测的成分居多，而少见有学者（包括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从古文字学的角度阐释“巴”字的本义。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在甲骨文中识出“巴”字以后，也没有阐述释“巴”的理由，2011年底，中国社科院的古文字学家曹定云先生发表《甲骨文“巴”字补释》一文，对“巴”字自甲骨文、金文、小篆的演变轨迹进行了探究，认为甲骨文“巴”字是“妇女怀孕”之状。^[8]虽然笔者对其观点并不认同，但是曹先生的研究方法还是给笔者很大的启发。次年9月，笔者发表《释“巴”——兼与曹定云先生商榷》一文，认为“巴字自甲骨文到金文再到小篆，字形一直在不断地简化，但始终保持蛇形的特点，只有识出甲骨文（巴）字中的两根竖线为毒牙，才能使巴之本义浮出水面，也使‘巴’字的演变有了合理的解释。”^[9]具体地说，甲骨文“巴”字是由人形、蛇头及毒牙组成的合体象形字。

巴人是否因毒蛇而得名，还可以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中得到印证。《说文》释“巴”：“巴，虫也，或曰食象它，象形。”^[10]许慎的解释很明确，巴之本义为虫。在古汉语中，虫属一字多音字，读chónɡ，作“昆虫”或“动物的总称”解释；另外一种鲜为人知的读音为huǐ，作一种毒蛇解释，又写作“虺”。这两种解释，哪一种与巴字的本义有关呢？

唐兰先生说：“凡文字都有本义，就是最初写这个字的时候所表示的意义。”因此，我们还是要追溯到甲骨文，甲骨文中的（虫）显然就是蛇形，金文时期的（虫）字形几乎没有变化；而到了小篆时期，“”（虫）字形变得复杂起来，不仅如此，《说文》里的虫还衍变为三型：、、，字义也发生了变化，的解释为：“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11]郭璞的注释为：“此自一种蛇，人自名为蝮虺，今蝮蛇。”而、的字义则开始与蛇分离，所谓“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后来“虫”演变成“动物的总称”，但从虫字的演变轨迹可以看出，虫的本义不仅是“蛇”，而且是一种毒蛇，这与甲骨文字结构恰好吻合。

从古文字学的角度分析，“巴”字本义显然与毒蛇有关，殷商甲骨文中出现的“巴”字指代的是一个崇蛇的族群，但这毕竟是旁人的视角，因为创造、使用这种文字的是华夏族而不是巴人，那巴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族称呢？由于巴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此要揭开这个谜底，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助考古材料进行分析，看其能否与古文字学的解释对上号。

（二）“巴”字本义与晚期巴文化的关系

目前能确认且没有争议的巴文化遗存当属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巴式青铜器和巴蜀印章（也称晚期巴文化遗存），这些出土器物上铸刻有大量原始、古朴的神秘符号（学界又称之为巴蜀符号），其中“心形纹”是最常见的图形之一。

图1　五步蛇蛇头与巴式青铜器中的蛇头纹

目前学界对“心形纹”符号的解释主要有“心、花蒂、白海螺、蛇”四种，有学者认为“心形纹”即“蛇头纹”，笔者认为这是有道理的，但这是一种什么蛇的头型却无人提及，对蛇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蛇头呈三角形（或称烙铁头）的蛇一般为毒蛇，这与《说文》释“巴”为“毒蛇”的观点是一致的。有学者统计，在已发现的巴人印章中，“单蛇头纹和双蛇头纹两型相加达52%，即巴蜀符号印章中半数以上皆有此纹，可见此纹运用之普遍”。^[12]

要找到这种长着“烙铁头”的毒蛇并非难事，资料显示，在长江以南各省，有蛇类174种，但陆地常见的毒蛇只有10种，从“蛇头纹”三角形的形状分析，它所对应的极有可能是中国南方山区特有的五步蛇，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推测，除了前面所提到的蛇头形状外，还与巴蜀符号中大量存在的几何形图案有关，比如在巴蜀符号印章中仅次于“蛇头纹”的“菱形”雷纹（又称三角勾连雷纹，在印章符号中占比达22%），^[13]就与五步蛇的蛇身斑纹类似，因为五步蛇就是菱形、三角形和V字形的斑纹组合（见图2），在所有毒蛇中，只有五步蛇是这种规则的几何纹组合。

图2　五步蛇蛇身斑纹三视图

“蛇头纹”及其所代表的五步蛇是巴人的“图腾”吗？我们必须谨慎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图腾滥用”的情况非常普遍。按照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观点，“仅在古代器物上发现动物图像是不够的，个别的图腾一定要与个别的社会群相结合”。^[14]换言之，我们必须将五步蛇与巴人的密切关系建立起来，才能说“蛇头纹”可能是巴人的图腾。那么，依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我们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观察已知的巴蜀符号，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的巴蜀符号是以组合的形式出现的。在管维良先生收录的171个组合符号中，有两种与人相关的组合符号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一种是巴蜀符号中常见的核心纹饰——手心纹，直观地看，“手心纹”其实就是人的手臂纹与蛇头纹的组合，前文已介绍，“蛇头纹”代表五步蛇，“手臂纹”指代人或族群，这个组合图形在巴式青铜兵器（如柳叶剑）、乐器（如虎钮于）以及生活用具上很普遍，蛇头与人组合在一起，意味蛇与族群具有某种特殊的亲缘关系，所以说“手心纹”极可能是巴人的族徽、巴人的护身符或是巴人的图腾标识。

图3　“手心纹”拓片图

另一种与人有关的组合图形是獠牙与人的组合，有学者认为这是虎牙，“虎牙对人”与巴人崇拜白虎有关，其实这种观点是缺乏依据的，从发型看，图形中都是椎髻装扮的巴人，^[15]有的还带着武器，根本就不像是杀人祭虎的场景。其实，“獠牙人像”组合与“手心纹”组合一样，表现的都是人与蛇的亲密关系，只不过手臂被人头或人像代替，蛇头被蛇的两根毒牙代替。我们解析甲骨文“巴”字，其构成元素就是人、蛇头以及两根毒牙，而我们在巴蜀符号中，同样能看到这些表现元素，只不过“手心纹”的结构比较松散，没有甲骨文“巴”字结构紧凑。

张正明先生说过：“辨识巴式器物，与其从石器时代往下推，不如从铜器时代往上推，前者容易劈空，后者却是脚踏实地。”找到“巴”字本义与晚期巴文化之间的联系非常重要，这为我们由此上溯到早期巴文化或者是向下探寻晚期巴文化与土家族文化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支点。

（三）晚期巴文化与早期巴文化以及土家族文化的关系

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白虎是巴人的图腾，但这在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心中有一个巨大的问号，因为晚期巴文化遗存中常见的虎纹，在早期巴文化遗存中却不见踪迹。不仅如此，在后续的土家族文化中，也找不到所谓“白虎崇拜”的证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很简单，白虎不是巴人的图腾。

前文已经介绍，巴人崇拜的是五步蛇，那么晚期巴文化中常见的蛇纹，能否在早期巴文化以及后续的土家族文化中找到证据呢？

要厘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巴人与巴域的关系。笔者认为，“巴”最初为一种动物名（五步蛇），后来演变为地名（有五步蛇的地域）和族称（在巴域生活的族群）。换言之，先有巴域，后有巴人，照此理解，巴人发源地应该在古称“巴”（地名）同时又恰好是五步蛇栖息地的区域。资料显示，五步蛇分布在中国北纬25°至31°之间的山区河谷地带，这一区间的巴域有邻近江汉平原的清江流域（后详），邻近洞庭湖平原的澧水、酉水流域，出入四川盆地的长江三峡地区以及晚期巴文化的中心川东地区，如果将上述分散的巴人聚集区连接起来，河谷纵横的武陵山区正好覆盖了这一区域。如今这一地区不仅仍然是五步蛇的主要栖息地，而且还发掘出了大量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从年代、地域以及史料记载分析，这些遗存均可称为巴人遗存，即早期巴文化。

巴人并非单一民族，其民族成分非常复杂，《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其属有濮、、苴、共、奴、獽、夷、蜒之蛮”，^[16]至少在巴域生活的这八个族群应该全是巴人，其中濮人还曾参与武王伐纣。秦汉以后，巴人的称呼又逐渐被各种“蛮”替代，如廪君蛮、武陵蛮、板楯蛮等。《水经注·夷水》载：“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悍关而王巴。”句中的“巴”作地名，清江（古称夷水）流域曾是巴域的一部分。“巴”又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廪君就是巴氏之子。《后汉书》注引《世本》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巫诞，一般解释为“巫地之诞”，巫为地名，清江中上游地区曾是七国时楚国巫郡之地，也是汉巫县地。诞为族称，“廪君种”属《华阳国志》记载的“蜒蛮”，巫诞就是生活在清江流域的一支巴人。

图4　香炉石遗址出土的陶尖底杯

从巴域出土的夏商时期文化遗存分析，这些遗存大多分布在南方山区的水边台地上，发展农耕经济的条件并不好，这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的诸蛮“好入山壑，不乐平旷”的特点是相吻合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鱼骨、兽骨等动物骨骼，说明渔猎经济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巴人在战国时期已大量使用青铜器，但其生活方式仍然比较原始，正因如此，其图腾遗风才一直保存到秦汉时期。

以往我们研究巴人遗存，大多关注器型，而对陶器纹饰关注较少，认为陶器上的绳纹是自新石器时期以来的惯例，目的只是为了增加陶器的强度。但是应该注意到，夏商时期的陶器绳纹已经由杂乱无章变得规整有序，比如在清江香炉石遗址二龙戏猪崖墓出土的早商时期的一件陶尖底杯，其颈部和肩部分别饰有一圈S纹（见图4），这显然是陶器主人有意“拍印”的纹饰。除此之外，在香炉石遗址陶器纹饰拓片系列图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量规整的菱形、三角形、V字形、漩涡形等几何纹，^[17]这些几何纹透出了浓浓的蛇崇拜意味。笔者认为，S纹和漩涡纹可以看成是“蛇身盘曲形状”的简化体，而菱形、三角形和V字形纹样则是典型的五步蛇斑纹组合。类似的几何纹在三峡地区路家河遗址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中也很常见。

几何纹之于巴人，并非毫无意义的装饰。在距离宜昌路家河遗址不远的巴东县龙船河，考古工作者新近从巴人悬棺里出土了两枚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骨质印章，印文均为规整的菱形、三角形和V形纹组合（见图5），巴人为何对几何纹情有独钟，以至于生前要将其刻进印章，死后还要带着它们一起下葬呢？原因就在于巴人是“蛇种”，^[18]是信奉五步蛇的民族。

图5　巴东县龙船河悬棺新近出土的巴人印章（向勇摄）

图6　五步蛇菱形斑纹与“四十八勾”纹样对比图

秦汉以后，随着民族融合加剧，巴人的称呼开始发生变化，族群逐渐分化，其图腾崇拜意识也渐渐淡化。不过，我们在武陵山区少数民族文化遗存中，还是能够找到巴人崇拜五步蛇的蛛丝马迹。

东汉至六朝时期，清江流域的墓葬开始流行内饰菱形纹的墓砖，特别是在长阳州衙坪发掘的10座墓葬中，有7座墓葬的墓砖均为单一的菱形纹，^[19]这表明在清江流域，巴人及其后裔崇拜五步蛇的观念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www.xing528.com)

在现存的传统文化中，最能反映土家先民的蛇崇拜意识的当属土家织锦，早期巴文化和晚期巴文化中常见的几何纹都可以在织锦中找到相似图形，比如说S纹，织锦里叫“秤钩花”，由小三角形和菱形图案组成的“大蛇花”，显然模仿的是五步蛇斑纹，而土家织锦中最具代表性的“四十八勾”，框架也是连续的菱形纹，中间密集的“卍”字纹、勾纹也是蛇形纹变化而成（见图6），^[20]且可以在巴文化遗存中找到同样或类似的图形符号。

几何纹饰是我们探明巴文化与其后续文化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同时也是研究巴文化的学者最容易忽略的一种文化特征。

三、巴文化与南蛮文化的关系

前文介绍几何纹与蛇崇拜的关系时，也许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在先秦时期，南方大部分地区的陶器上都有几何纹，学界称之为印纹陶，这些是否都与蛇有关呢？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使用印纹陶的主人古越族是南蛮的一支，《说文》释蛮：“南蛮，它种。”《说文》释“它”为“虫”，与蛇同义。《说文》释闽：“东南越，它种。”^[21]《吴越春秋》载：“越在东南，放立蛇门。”史料记载证明古越人与蛇关系密切。

古越人的崇蛇习俗最早可以追溯到东南沿海的史前岩画，“浙江台州仙居县西塘村就有多处蛇形象岩刻画，其中最大的一幅2米多长的蛇画，蛇眼圆睁，蛇信外吐，蛇身三角花纹雕刻很深、清晰，活力显现”。^[22]三角花纹是五步蛇的典型斑纹，这说明五步蛇很早就在东南沿海土著居民心中占据重要位置。

迟至商代晚期，五步蛇成为古越人的文身图案，依据来自洞庭湖东北部地区出土的2件著名的商末青铜器——虎食人卣，卣身造型为虎抱持一人作欲吞食状，从青铜器的人身纹饰及装扮来看，它清楚反映了古越人“披发文身”的习俗，首先从发型看，头发剪得很短，向脑后披散。再看人身臀部至大腿处，刻有两条蛇，蛇身上是五步蛇特有的三角菱形纹，这说明五步蛇此时已成为古越人的身份标识，“人入虎口”反映了青铜器持有者对古越人的敌意和憎恨。

南蛮的分布范围很广，前文已介绍，诞蛮是巴人的一个分支，他们是水居民族，流动性极强，明清时已从内地江河发展到东南沿海地区。清代《溪峒纤志》记载：“蛋人以舟为宅，滨海而居，其人皆蛇种，故祭祀皆祀蛇神。”^[23]诞与蛋相通，与蛋人一样，五步蛇也是一种喜水动物，现在人工养殖五步蛇的人都知道，蛇园内必须建有大型水池，这并非五步蛇的饮水池，而是五步蛇的游泳池，因为它在夏季喜欢长时间在水中游动，这可能与五步蛇属“外源热动物”的特性有关。

南蛮及其后裔崇蛇的习俗还可以在独龙族的纹面图案中得到印证。据调查，至2006年，还有55名独龙族妇女保持纹面习俗，纹面图案大同小异，一般由菱形纹、曲折纹和圆点纹等元素组成。“从眉心到鼻子尖，再从鼻翼向两侧都是连续菱形纹，延伸到颧骨处后折向下方，经嘴角外侧斜通下颌处会合，形成以嘴为中心、近似半圆形的边框（见图7）。”^[24]我们知道，菱形纹是五步蛇的典型斑纹，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菱形纹沿鼻梁和嘴唇形成的图形就会发现，独龙族妇女脸上竟然隐藏着一个蛇头图案，这和巴蜀符号中的蛇头纹非常相似。从中可以看出，独龙族的纹面习俗是和他们的原始宗教信仰有关联的。

图7　独龙族妇女的纹面图案（摘自刘军《独龙族文面新探》）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学者陈文华先生便提出南方地区盛行的印纹陶源于陶器主人（古越族）对蛇图腾的崇拜。但遗憾的是，陈文华先生在论述了几何形印纹陶主要花纹与五步蛇之间的密切关系后，在做结论时却变得保守起来，认为“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图案纹样都直接归结于某种蛇的斑纹”。^[25]这使得陈先生的观点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自从有了人类，便有了文化交流，与北方民族相比，巴人显然与东方民族交往更为频繁，这可能与南方有交通便利的长江水道有关，正因如此，西南的百濮与东南的百越在葬俗、文身、发式、凿齿、占卜等方面有着相同的习俗，尽管他们族群众多，互不统属，但他们却有着相同的蛇崇拜。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巴人源于古称巴域的武陵山区，他们因地域而得名，不是来自西北的“外来户”。

第二，巴人不是单一民族，其后裔不仅有现在的土家族，还应包括苗族、侗族和独龙族等南方少数民族。

第三，巴人是濮人的先民，与百越等南方民族同属于一个大的南蛮文化系统，他们都是“蛇种”。

世界上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巴文化也不例外，从空间轴看，巴人源于古称巴域的武陵山区，他们因地域而得名，不是来自西北的“外来户”；从时间轴看，巴人是夏商周时期生活在巴域的所有土著族群的总称，秦汉以后，巴人逐渐被各种以地域命名的“蛮”族所替代，宋元以后，逐渐分化成苗族、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从巴人与周边族群的关系看，先秦巴族是濮人的先民，与百越等南方民族同属于一个大的南蛮文化系统，他们都是“蛇种”。我们不难想象，先秦时期，已跨入文明门槛的农耕民族（华夏族）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遥远的北方，而是南方未开化的野蛮人，史料记载的尧舜禹频繁讨伐“三苗”，“羿屠巴蛇于洞庭”以及甲骨文记载的商王武丁讨伐“巴方”等，无不反映出农耕民族与南方未开化民族间长期征战的史实。

【注释】

[1]潘光旦：《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2]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王善才：《香炉石遗址和香炉石文化》，《四川文物》2001年第2期。

[4]黄尚明：《从考古学看先秦时期濮人的迁徙》，《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社版）》2008年第1期。

[5]于孟洲：《湖北清江流域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东南文化》2009年第6期。

[6]张正明：《巴人起源地综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社版）》2004年第6期。

[7]赵炳清：《“巴人起源”问题的检讨》，《江汉考古》2012年第4期。

[8]曹定云：《甲骨文“巴”字补释——兼论“巴”字的原始意义及相关问题》，《殷都学刊》2011年第1期。

[9]谷斌、刘雁：《释“巴”——兼与曹定云先生商榷》，《殷都学刊》2012年第3期。

[10]（东汉）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41页。

[11]（东汉）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63页。

[12]管维良：《巴蜀符号》，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278页。

[13]管维良：《巴蜀符号》，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279页。

[14]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18页。

[15]管维良：《巴蜀符号》，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228页。

[16]（东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17]王善才：《清江考古》，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305页。

[18]谷斌：《“西兰卡普”的纹样与土家先民的“蛇崇拜”》，《三峡论坛》2015年第1期。

[19]王善才：《清江考古》，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3～428页。

[20]谷斌：《“西兰卡普”的纹样与土家先民的“蛇崇拜”》，《三峡论坛》2015年第1期。

[21]（东汉）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73页。

[22]周琦：《东瓯文化源流考》，《台州文化学刊》2007年第3期。

[23]（清）陆次云：《溪峒纤志上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第9页。

[24]刘军：《独龙族文面新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6期。

[25]陈文华：《几何印纹陶与古越族的蛇图腾崇拜——试论几何印纹陶纹饰的起源》，《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