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指出：
斗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order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order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林徽因在为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1934年）一书所作的“绪论”中进一步发挥了以上论断：
斗拱不惟是中国建筑独有的一个部分，而且在后来还成为中国建筑独有的一种制度。就我们所知，至迟自宋始，斗拱就有了一定的大小权衡；以斗拱之一部为全部建筑物权衡的基本单位，如宋式之“材”“契”与清式之“斗口”。这制度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以希腊罗马旧物作则所制定的order，以柱径之倍数或分数定建筑物各部一定的权衡（proportion），及相类似。所以这用斗拱的构架，实是中国建筑真髓所在。
可见斗拱是预制的木柱与梁枋间重要的连接节点。也就是构件装配的重要“接口”。这个接口按一定的模数规则设计，是可变的。一方面是时间维度的变化：唐、宋、元、明、清均有不同的款式和做法，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和建筑形制的演变。另一方面是不同地域的变化，我国的南北东西，不同地方都有其不同的形式，甚至影响到东亚的朝鲜、韩国和日本，东南亚的越南，也发展出其特有的新形式。当然，也包括几何维度的变化，不同的规模决定了“材分”的不同，斗拱的形式也有变化，如图1-6～图1-8所示。这些变化，也充分证明了标准化不是僵化的，而是多样化、可以发展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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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大木作制度图样——斗拱组合示意图（引自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
图1-7 大木作制度图样——柱、梁、斗拱、屋顶组合示意图 （引自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
图1-8 大木作制度图样——柱、梁组合示意图（引自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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