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浙江海防：沿海卫所与千户所共有79处

浙江的海防在洪武年间已形成水陆并防且有一定层次的防御体系。这一防御体系主要靠的是沿海建立的卫所。现根据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五《浙江兵防官考》所载沿海卫所情况列表（表4-1）^[43]。

表4-1　浙江沿海卫所情况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从表4-1可知浙江沿海卫所共42处，其中卫11处、所31处。但《明史·朱纨传》载“浙中卫所四十一”，《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二载“查得浙江沿海玖卫叁拾贰所”，即也是41卫所。《筹海图编》载42卫所，但《明史》和《两浙海防类考续编》说是41卫所，何者为是？恐怕后者是对的。因为后来浙江的沿海的防御体制是四参六总。六总，即定海总、昌国总、金盘总、临观总、海宁总、松海总。定海、昌国、海宁都是一卫立一总，而金盘、临观和松海则各是两卫立为一总，即金乡卫和盘石卫、临山卫和观海卫、松门卫和海门卫各合立为一总。这六总九卫就是浙江沿海的卫，《筹海图编》说十一卫恐不准确。《筹海图编》所多出的两卫一是绍兴卫，一是温州卫，严格来说此二卫驻地不在沿海，不能称作沿海卫所。所以笔者以《两浙海防类考续编》所说的9卫为是。但它所说的32所到底是哪些所呢？《筹海图编》载有31所，比《两浙海防类考续编》所讲少1所。查《明会典》，其中有一水军千户所，似为沿海卫所，但除《明史·兵志》列有此所外，《筹海图编》《武备志》等均未列有此所，其建置年代和驻地也未见记载，所以如果按《两浙海防类考续编》所讲有32所，那么水军所可能是其中之一，但还须进一步考证。

按《两浙海防类考续编》所载浙江有9卫32所计，浙江沿海当有多少战船呢？这9卫中只有1卫辖7所，其余各卫均辖5所，9卫共辖47所。加上32处独立的千户所，整个浙江沿海共有千户所79处。如按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1390）下令的沿海卫所每百户所造船2只，千户所造船10只计算的话，整个浙江沿海当有战船1　580只，如按《明会典》规定的每百户所造船1只，那么浙江沿海当有战船790只。《明英宗实录》载：“洪武间，浙江沿海卫所备倭海舟七百三十艘。”^[44]这大体和《明会典》规定的每百户所造船1只是相符的^[45]。但由于沿海自永乐十七年（1419）望海埚之战后，倭寇入侵有所收敛，天下承平日久，人们的海防观念淡薄，沿海的战船破的不修，坏的不补，数量逐渐减少。据《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二载：“查得浙江沿海玖卫叁拾贰所，先年原有战船伍百肆拾捌只。”^[46]这个548只战船最晚也是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前。这比洪武时减少182只，减少了24.9%。这548只船的分布是：定临观总145只，松海昌总158只，金盘总225只，海宁总20只。船型有四百料、二百料、八橹、风快、铜头、高把梢、十桨等。

正是由于浙江还有一些战船，所以嘉靖二十七年（1548）时任巡抚的朱纨，还能组织水军攻破葡萄牙人侵占的双屿，保卫了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保卫了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朱纨因严保甲，革渡船，实行海禁，歼灭海盗商人等而倍受攻讦，致使其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仰药而死。“自纨死，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浙中卫所四十一，战船四百三十九，尺籍尽耗。”^[47]这439艘战船当即为朱纨任巡抚时浙江所拥有的战船数，这比上述548艘又减少了109艘，减少了19.9%。但自朱纨死后，439艘战船“尺籍尽耗”。据《筹海图编》载，金盘总的黄华水寨原有战船40余只，江口水寨原有战船30余只，飞云水寨原有战船30余只，镇下门水寨原有战船20余只，白岩塘水寨原有战船20只，“岁久撤备”^[48]。“撤备弛禁，未几，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49]所谓的“海寇大作”即指嘉靖三十一年（1552）开始，倭寇猖狂地入侵东南沿海地区。这时朝廷命巡抚山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后改巡抚）兼管福兴漳泉地方，俞大猷为温台宁绍等处参将，汤克宽为福兴漳泉等处参将，抵御倭寇的入侵。俞大猷任职后，提出“善御海寇者，船只、器械无一不备”^[50]，要御敌于海上，要雇募船只。于是定海、昌国二总改募福、苍（沧）等船240只，临观改募苍山平底船102只，松海总改募福苍等船116只，金盘总改募福苍等船135只，海宁总改募福苍等船77只。6总共募福苍等船670只。这虽少于洪武年间的战船数，但比过去4总时的548只还增加122只，增加22.5%。当然，对于要御倭于海上仅靠这670只战船还是不够的。嘉靖三十五年（1556）又调广东乌尾、横江大船180只。这之后一些将领还造船，如戚继光所造的44只战船，嘉靖四十年（1561）春开始服役。这44只战船，有3种船形：福船、海沧和艟 。戚继光留4只作为中军，另40只分配给松门和海门各20只，即松海总有了自造的战船44只。由于抗倭战争的需要，浙江的战船有了明显的增加，但增加多少，笔者未见具体数字。水军战船在抗倭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点我们在卷二中已做了一些说明，这里再举一例。嘉靖四十年（1561）台州大捷的长沙之战，戚继光采取水陆联合作战来消灭倭寇。其海上的部署是，以百户陈濠率领水师在隘顽以东海面上邀击倭寇，胡大受等佐之；以指挥胡震率领水师在松门西南海面与陈濠部构成掎角之势，张元勋等佐之，歼灭从海上逃走之敌。同时，又命哨官赵记率领游兵往来梭巡督战。五月二十日鸡鸣，明军发起进攻，很快消灭了盘踞在陆上的敌人。战斗开始前，倭寇分兵300出外抢掠。得知群倭被歼，这300多人不敢回巢，趁夜驾船10艘出逃，结果先后被胡震率领的水军歼灭，还被活捉了五郎如郎、健如郎等倭寇的头目。正是有了水军的参战，这一仗才打得倭寇“只樯不返，而贼部中之枭雄悉绝”^[51]。

抗倭战争结束后，明军开始汰兵减饷，水军的战船也开始减少。到隆庆四年（1570）浙江有福船、草撇船、苍船、叭喇唬等船723只^[52]，和洪武年间的战船数所差无几。可喜的是隆庆后虽然海上没有大的战事，但战船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万历十八年（1590）时浙江沿海拥有战船921只^[53]。

万历二十年（1592），统一了日本的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欲侵略中国。在此之前，中国已获得了日本要侵略的消息。在面临日本从海上入侵威胁的情况下，明廷开始加强海防。其措施之一就是建造战船，加强水军建设。万历十九年（1591），浙江新增福船、沙船、唬船等97只，分配到各个防区。明廷万历二十一、二年的时候，浙江沿海已拥有战船1　018只，比隆庆四年增加了295只，增加了40.8%，战船分布情况列于表4-2。(www.xing528.com)

表4-2　明万历二十一、二年浙江沿海战船分布情况表　（单位：只）

这之后浙江的战船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浙江战船达到1　183只^[54]，比万历二十二年前后增加了165只，增加16.2%。其分配到各区船数情况列表4-3。

表4-3　明万历三十二年浙江战船分布情况表　（单位：只）

不仅不同时期战船数量有变化，而且战船的构成也发生变化。不同时期的战船构成情况列于表4-4。万历二十二年（1594）与隆庆四年（1570）的战船相比，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小型战船的数量大量增加，一个是沙船，一个是唬船。沙船由27只增加到120只，增加344.4%；唬船由128只增加到449只，增加了250.7%。而万历三十二年与万历二十二年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是大型战船减少，小型战船继续增加。大型战船福船由87只减少到49只，减少了43.6%；而小型战船唬船由449只增加到545只，增加了21.4%。由此看来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后浙江沿海战船的发展趋势是数量增加，船型变小。这也反映出当时的海防思想是趋于近海防御的。这种大变小，不仅体现在大型战船数量的减少，小型战船的数量增加，也体现大型战船本身也在变小。隆庆三年（1569），俞大猷在福建造的面宽三丈的福船，每只船兵120人，舵工2人。万历十二年（1584），戚继光在十四卷本《纪效新书》中，讲一号船每只船用兵88人，另有舵工2名，斗手2名，缭手2名，椗手2名，守舱门2名，掌号1名，神器4名，总之人员配置百名以上。而万历二十二年（1594），《全浙兵制》载“一号福船一只，捕舵兵七十名，军兵十名”，共80名，显然这一号福船小于俞大猷造的福船和戚继光讲的一号战船。与戚继光嘉靖四十年（1561）造的福船每只有捕舵兵60多人较并不小，但戚继光当时所造成的福船不一定是一号福船。

表4-4　明隆庆、万历年间各类战船数量变化情况表　（单位：只）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大量增加的唬船。“唬船”一词笔者最早见于成书于万历二十二年的侯继高《全浙兵制》，后在成书于万历三十二年的范涞《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十中载有唬船图及说明文字，并且注明是“新增”。这就是说万历三年（1575）刊刻的《两浙海防类考》没有唬船图说，但《两浙海防类考续编》中有叭喇唬船图说。成书于嘉靖四十年（1561）郑若曾的《筹海图编》未载叭喇唬船图说，笔者首见叭喇唬船图说是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邓钟的《筹海重编》。但叭喇唬船并不是万历年间才出现的，俞大猷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给总督胡宗宪的信中说：“职今督广、福兵船，径至岑港两头屯泊。防其遁走。实恐昏黑之夜，叭喇胡冲出，大船不能追及，日夜忧惶，未有良策。”^[55]这里的“叭喇胡”就是叭喇唬。可见早在嘉靖三十几年时已有叭喇唬船，只是当时明军似未装备此船，所以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未录此船。但看来明军很快就装备了此船，所以《两浙海防类考》载，到隆庆三年时，浙江已有叭喇唬船128只。但二十多年后这种船在浙江不见了，代之而有的是唬船。唬船是不是叭喇唬船，从《两浙海防类考续编》来看不是，因为它既有叭喇唬船图说也有唬船图说，且二图说不同。后来有的兵书录用《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唬船的图说，有的则继续用《筹海重编》叭喇唬船图说。前者如王在晋的《皇明海防纂要》，后者如谢杰的《虔台倭纂》、王鸣鹤的《登坛必究》、茅元仪的《武备志》。只是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何汝宾的《兵录》，船名是唬船，而说明则是叭喇唬船的说明，在该书看来唬船即叭喇唬船。笔者认为恐怕这是对的，唬船是叭喇唬船的简称，不然很难解释为什么隆庆三年（1569）时百余艘的叭喇唬船到万历二十二年（1594）都不见了，而唬船突然竟出现了400余艘。

唬船另一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它是浙江海防的主要战斗船型，万历二十二年（1594）其占整个浙江海防船的44.1%，而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则占到46%。实际它不仅是浙江的主要战船，也是万历年间整个北方海防的主要战船。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后，明廷为加强北方的防御，从浙江调沙、唬船80只，兵1　500多名，从应天调沙、唬船60只、兵950名到天津。万历二十六年（1598），明增派援朝的水军战船中就有唬船，中朝联军取得的露梁海战的胜利，船队中同样有唬船。唬船之所以在万历后受到如此重视是因为这种战船有风竖桅，无风荡桨。船每边十枝或八枝船桨，士兵坐向后棹桨，其疾如飞。“桨斜向后，准作偏柁，亦能破浪，甚便追逐、哨探，倭奴号曰‘软帆’，贼盖怕之。”^[56]这种船“尤惯走于远洋，体势低小，无冲犁之势，进退殊捷，可备追逐之需”^[57]。能破浪，能走远洋，速度快，追逐哨探甚为方便，敌人畏惧，正是这些优点使它成为主要的战船。

唬船是一种小型船，成书万历二十年（1592）的《筹海重编》载，该船“阔约一丈，长约四丈”^[58]。《两浙海防类考续编》载：“吃水惟止三尺。”^[59]《全浙兵制》载：“唬船一只捕舵兵十八名。”^[60]但何汝宾所讲之唬船似较大，“船身长六丈二尺，深五尺二寸”，双桅“大桅用杉木，二尺围，高五丈……前桅以大猫竹一株为之”^[61]。由此可见唬船似乎在万历后期有增大的趋势。

明代浙江战船的发展趋势明显呈现出马鞍形，即两头高中间低。明初增强海防，战船数量较多。明中期海防废弛，战船破损殆尽，不能扼制外敌入侵。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不得不加强海防，战船数量再增。这其中是含有经验教训的。

嘉靖之后浙江战船的变化可以概括为大改小，少变多。这体现了隆庆、万历时期浙江的海防没有削弱而是略有增强，但其防御思想则凸显为近海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