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后海船的发展较之前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形制区分更加明显。
明代后期，在东南沿海的船舶形制是不同的，明显地分为广船、福船、浙船和直船四种不同的形制。四种船的不同既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船形不同。广船下窄上阔，状若两翼；福船底尖上阔，首昂尾耸；浙船、叭喇唬船底尖面阔，首尾一样；直船、沙船底平，能耐滚涂浪。
行使方式略有不同。虽广、福、浙、沙船都有风使帆，但“广东船制两旁设架，便于摇橹；福建船制其旁如垣，其篷用捲，便于使风；浙、直船制平底布帆，便于荡桨”。
大小坚致程度不同。广船用铁力木制造，最为坚致耐用，也最大。大者可载三四千石，中等的可载一二千石。福船为松杉木制造，不如广船坚致，也没有广船大，大者可载二三千石，中等的可载一千石，但比浙、直船大。浙、直船在三种船型中是最小的，其大的可载七八百石，小的可载三四百石。
所以这四种船形制有明显的区别。还有苍山船，俞大猷说它是浙江船，邓钟则把它分在浙、直船类，王圻似乎又把它列入福船内。现在看来，它的形制特点不明显，到底应归入哪一类，难说。最为明显的是明代后期海船有广、福、直这三种船，但有一种观点认为东南沿海的船型只有广船和福船两种，这恐怕值得商榷。
之所以形成这样四种船的形制是由不同海区的海况不同所决定的。广东沿海岛屿较多，行船多在沿海岛屿间，“风气和柔”，便于摇橹。福建沿海海水最深，出海就是外洋，一望无际，有风时多，无风时少，利于使帆。浙直沿海海水深处固多，浅处时有，近岸平沙或数十里，潮涨水深寻丈，潮退仅可尺许，故利于平底的沙船。人们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为了适应不同的海况，造出了这不同形制的海船。应该说这些海船开始都属民船，只是功用不一，有的是渔船，有的是商船，有的是盐船，用于作战则是后来的事，甚至有的用于作战以后也还是民船，如广船大体就是如此。
2.载重量有所增加。
嘉靖以前沿海卫所的战船，按载重量分有八百料、七百料、五百料、四百料、三百料、二百料、一百五十料、一百料、五十料等型号；按形制分，有快船（风快）、铜头、哨船、八橹、十桨、高把稍、大青、风光等名称的船。[167]与这些舰船相比，嘉靖至万历年间的战船，载重量要大于明初以来的战船。嘉靖至万历年间的战船载重量未见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以大体计算出其载重量。俞大猷所造的一号大福船宽3丈（15米），水线长9.7丈（28.5米），吃水我们按一般的说法1.2丈（3.6米）。这些船均为木质船，其载重量当在150吨以上，大大超过800料。另外《大明会典》载400料浅船，身长比俞大猷所造大福船短1.6丈（4.8米）；《南船纪》载，400料战座船阔只有1.7丈（5.1米），比俞大猷所造三号冬仔船还窄1尺（0.33米），而同一号福船比则窄1.3丈（3.9米），短1.01丈（3.03米）。从这些数据对比来看，我们可以说嘉靖至万历年间的战船载重量超过其以前的近海战船，甚至比郑和下西洋时某些战船还大。
3.船型众多，更适于作战。(www.xing528.com)
以上我们叙述了几种船形，但实际上明代后期船的型号纷繁复杂，种类众多。范涞在《两浙海防类考续编》中，列出浙江的战船有21种。这些船型各有长处，也各有不足。但这些船只相互配合，就能充分发挥其长处，而克服其不足。因此就整体来说，这些船只大中小齐备，最大的可载三四千石，最小的只载三五个人；适于在各种海区航行、作战，广、闽、浙、直，远洋近海，无所不宜。作战时，既有专事侦察船，更有作战船；既能单船作战，也能群船围敌；既能撞沉敌船，也能击碎敌船；既能消灭敌人，也能捞取首级等，清扫战场。
正是因为有这些齐全完备的战船，明军在海上与敌相较具有明显优势。这也是民族英雄、军事家俞大猷提出要御敌于海，要建立强大的水军，要使水军在海防军中占七成的原因之一。当然御敌于海的最大好处是使内地免受敌人的烧杀劫掠。在实战中，明军总是把各种船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使用，如戚继光的船队，他的一哨船队由五艘战船组成，其中福船二只，海沧船一只，艟 二只。船队既不是单纯用福船，也不是单纯用海沧和艟 。为什么要这样配备呢？一句话是为了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有效地打击敌人。福船高大既能犁沉敌船，也能用火器击沉敌船，它在深海作战颇具优势，但在水浅的近海和无风时则失去了这些优势，而且因为其高大而不能捞取首级。为了弥补大福船这些不足，则在船队中配置了海沧船、艟 等。海沧船比福船略小，无风也可以行驶，一般情况下也可以犁沉敌船，但同样不能捞取首级。为此又在船队中配置了艟 。艟 比海苍船略小，比敌船略大，也能犁沉敌船。因其吃水浅，故在近海当福船、海沧船不能行驶时，靠它击敌。同样，也只能靠它捞取被击毙的敌人的首级。由此可见，这大中小三种船配合在一起，即发挥了各船的长处，又克服了各船的不足，能更有效地打击敌人，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当然在作战时，还要有各种侦察船的配合。总之，海上作战要多种战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同敌船作战，并取得胜利。在实战当中，人们逐渐找到了更适合于东南沿海作战的船型，这就是福船。所以无论是戚继光在浙江，还是俞大猷在两广，他们所造的战船大都或全部是福船。船的形制的变化是嘉靖至万历年间舰船制造的一大进步。
4.战船数量大增。
嘉靖中期之后，战船数量大增。譬如浙江沿海有四十一卫所，按每百户所造一只船的规定，浙江四十一卫所当共有战船800余只，但实际没有那么多。《明史·朱纨传》载：“浙江卫所四十一，战船四百三十九，尺籍尽耗。”[168]这当是嘉靖年间的数字。《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二《原考》载：“查得浙江沿海玖卫叁拾贰所，先年原有战船伍百肆拾捌只。”《明英宗实录》载：“洪武初，浙江沿海卫所备倭海舟七百三十艘。”[169]而万历年间《全浙兵制》载：“全浙福、苍、沙唬等船通共一千八只（除小划船不计）。”[170]该书中各单位战船合计1 117只，这是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船的数量。而到嘉靖三十年，“两浙江洋河道沿海各区战舰、哨船，通共壹千贰百伍拾贰只”[171]，这比洪武初年战船数增加71.5%。
5.更多地使用火器。
嘉靖至万历年间的战船较以往另一突出的进步是大量使用火器。嘉靖以前的战船也使用火器，但只有碗口铳、手把铳等几种，且数量少，并不占主导地位。嘉靖之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早在嘉靖四十年（1561），戚继光福船上使用火器的人员已占战斗人员的50%，而到万历年间有的竟高达70%多。火器的使用，增强了舰船的战斗力，改变了海战战术；使用火器的人员占战斗人员70%多，表明海战已由使用冷兵器为主转变为使用火器为主。这些是有时代意义的。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就总体而言，嘉靖至万历年间的战船与以往相较是有进步、发展的。但也需要指出，万历后战船出现了变小的趋势，以浙江（表2-1）为例，隆庆四年（1570）有各种战船723只，到万历三十年（1602）增至1 252只，即增加529只，但大型船只如福船等数量减少，而中小型战船如叭唬船、沙船的数量则增加。
表2-1 隆庆四年至万历三年浙江各类主要战船数量增减变化表 （单位：只）
表2-1根据《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二编制。从表中数据变化可以明显看出，在浙江沿海战船总数增加73.2%的情况下，大型船舶占比却下降40%以上，而中小型的叭唬船、沙船占比却增加3倍以上。这反映出当时海上防御越来越靠近内陆，如此也致使在援朝战争期间，京津地区征调浙、直战船时只有沙船、叭唬船等，而大型战船只有现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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