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西洋的船也就是宝船，这是从广义上来讲的。从狭义上来说郑和下西洋的船可分为四种：宝船（最大的船）、料船（包括五千料、二千料和一千五百料船）、八橹船（大八橹、二八橹）和水船。这里对其中几种船作一考查。
宝船
宝船是指郑和下西洋船队中最大的船。学者对郑和下西洋船队中有五千料海船、二千料海船、一千五料海船以及八橹船和水船没有什么异议，但对是不是有比五千料、二千料海船还大的大宝船的存在，则有严重的分歧：一种认为根本不存在；一种认为不仅有而且就是史料上所载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的船；还有的认为存在，但不是在下西洋的船队中，而是只为皇帝、皇室、高官参加开航典礼之用。我们认为比五千料、二千料海船还大的宝船是存在的。说其存在有四点根据。
1.从明钞说集本《瀛涯胜览·卷首》到《明史》共有七种文献有大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的记载，恐怕不能轻易否定。
有一种否定其存在的理由是认为《瀛涯胜览》记载宝船尺度来源于《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因为明刻本《瀛涯胜览》最早的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纪录汇编》本，而该书中没有宝船尺度的记载。有宝船记载的《瀛涯胜览》只有明钞说集本和明抄本《三宝征彝集》的卷首，而这两个抄本不会早于《纪录汇编》；有的还将记载有宝船尺度的七种书均列出，而在这七种书中只有《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成书最早，为1597年。这样记载宝船尺度最早的是《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其他书的记载都是晚出，均来源于《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196]，而《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关于宝船的尺度基本是虚构的。我们认为上述这个论据不够充分，结论值得商榷。实际上，福建省图书馆珍存有马欢的景泰辛未（1451）的《瀛涯胜览》，已有宝船记载，此去最后一次下西洋只有18年。
第一，说明钞说集本的《瀛涯胜览》和明抄本《三宝征彝集》关于宝船尺度的记载晚于《纪录汇编》还没有充足的证据。万明在《马欢〈瀛涯胜览〉源流考》中指出，“可以说在说本（即明钞说集本——引者）、淡本和三宝本（即《三宝征夷记》——引者）这些明后期出现的定稿本的钞本中，才出现了宝船和人员这段文字。那么，是否马欢的定稿本已有了这段文字呢？应该说不能确定。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根据定稿本刊刻的《纪录汇编》本，也没有这一内容的文字。可以推测，这段文字在初稿本系统传本中未见，在定稿本中也没有，只是在定稿本中的传抄本中才出现，《纪录汇编》刊刻者完全有可能认为出自说部不可信而不取”[197]。由此可见，不能说因为《纪录汇编》没有关于宝船尺度的记载，就说这之前的钞本就没有这段文字的记载。
第二，说顾起元《客座赘语》所载的宝船尺度来源于《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没有证据。顾起元（1565—1628），字太初，一作璘初、邻初，号遁园居士，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人。他在《客座赘语》卷一《宝船厂》条中写下了宝船的尺度是南京人写南京事，说其资料来源于本地恐怕比说其资料来源于陕西人罗懋登写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更为可信。
第三，《国榷》关于宝船尺度的叙述不可能来自《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国榷》为谈迁所撰。吴晗说：“谈迁对史实的真实性态度很严肃。”又说：“谈迁对明代史实虽然十分重视，用一辈子功夫钻研搜集，但对小说戏曲却非常轻视。”[198]说“对史实的真实性态度很严肃”而“对小说戏曲却非常轻视”的谈迁，在他的历史著作《国榷》中采用小说的材料，确实使人难以置信。
第四，从内容来看，《瀛涯胜览》所载宝船的尺度和人员，也不是来自《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我们把《瀛涯胜览》所载的宝船尺度和人员同《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上所载的船只尺度和人员比较一下就会发现，除了宝船的大号和中号的尺度能在《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找到外，六十三号宝船、宝船上的各类人员及其数字等均找不到。这怎能说宝船的尺度和人员等的数据采自《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呢？
第五，《瀛涯胜览》的宝船尺度不是来源于《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恰恰相反，《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宝船”和“马船”尺度来源于《瀛涯胜览》。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其《前言》的作者陆树崙、竺少华说：“《明史》所载郑和奉使西洋，历涉的三十余国，《西洋记》里都有所述及。至于《西洋记》里有关各国之天时地理、风俗人情的描写，也有所本。历史上郑和奉使西洋，有关各国之情况，其随员马欢和费信分别在《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中，有过直笔记载。西洋记里的各国情况，便是根据这两部《胜览》的记载敷演而成。赵景深教授在《三宝太监西洋记》一文里，曾把西洋记引用《瀛涯胜览》《星槎胜览》之处，列举了几十条。”[199]因此结论应是，罗懋登看过明钞说集本《瀛涯胜览》等载有宝船尺度的书，将其加以演义，写入自己的书中，而不是相反的情况。
2.说大号宝船和中号宝船是为皇帝等参加开航典礼特别建造的，而不是航行在大洋上的下西洋船只，也不能令人信服。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在下西洋的船队中确有“张十二帆”“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的大船。这是亲身经历下西洋的费信和巩珍讲述的，是不能否定的。这样的大船就是大宝船。(www.xing528.com)
3.大宝船大于二千料海船。亲身经历下西洋的费信和巩珍所记的海上航行时“张十二帆”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无疑是可信的。而这种张十二帆要二三百人驾驶的大船，不是现在人们所复原的二千料海船。唐志拔、辛元欧、郑明等在《二千料郑和木质宝船的初步考证与复原研究》一文中指出：“二千料郑和宝船的主要尺度估算为：总长61.2米（19.12丈）身长即水线长53米（16.56丈），船宽13.8米（4.31丈）水线宽13.0米，舱深（上甲板外缘到基线）4.89米（1.57丈），设计吃水3.9米，估计排水量约1 170余吨……”首先此处估算的船的尺度不准，二千料海船没有那么大。60多米的船与嘉靖年间出使琉球的封舟相比，要大一些，当时驾驶长十五丈、阔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的船需一百四十余人[200]，驾驶二千料船，当不需二三百人。说二千料海船航行时也张十二帆，未免有些牵强，不能使人信服。这里一是复原的二千料船实际远远超过二千料，一是大宝船就是比二千料船大得多。
4.如何理解宝船的尺度，值得考虑。明尺有多大，一般都认为一尺等于0.307 2米（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但这是指官尺。明代除官尺之外，还有民尺。夏子阳《使琉球录》载：“按《旧录》载船之尺寸，以官尺为定，盖民尺一尺，仅官尺八寸故也。”这民尺很可能指的是福建的民尺，其他地方官尺和民尺恐怕也不尽相同，这是值得进一步考查的。明初造这样大宝船是可能的。明后期，名臣海瑞的孙子海述祖，就造首尾长约二十八丈、桅高二十五丈的大船。这只比中号宝船短一丈多。所以应该进一步考查一下尺度的问题。下西洋是官方活动，官船建造，是工部或兵部负责，故应该为官尺，又据《龙江船厂志》载，兵部尺大，工部尺小，“但本部（工部）围尺，比之兵部每尺短少五分”。
总之，我们认为航行于大洋的四十四丈四尺的大宝船是存在的。
五千料、二千料和一千五百料海船
料是宋代以后出现的用来表示舟船大小的计量单位。如我们前列的明初舟船有五千料、二千料、一千五百料、一千料、七百料、五百料、四百料、二百料、一百五十料等。
八橹船
郑和下西洋所用的大八橹、二八橹是多大的船，什么船型，未见明确记载。但人们确有关于八橹船的记载。范涞《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二《各区战船·原考》载：“查得浙江沿海玖卫叁拾贰所，先年原有战船伍百肆拾捌只，内有肆百料、贰百料、捌橹、风快、铜头、高把梢、拾桨等项名色……每肆百料船壹只，用军壹百名；贰百料船壹只，用军柒拾伍名；捌橹等船用军伍拾名；风快船用军贰拾名，俱于卫所食粮旗军内选驾。”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下”也有同样的记载。这两条材料说明，八橹船为明初浙江沿海卫所使用的战船，其形制当属浙船型。
这两条材料也说明了八橹船的大小。四百料船一只用军一百名，二百料船一只用军七十五名，而八橹船只用军五十名。用军五十名的战船有多大？嘉靖四十年（1561），戚继光在台州造了四十四艘战船，其二号海沧船（后来称冬船）上，包括船长、舵工、缭手、椗手、扳招等在内共五十一名。该船吃水七八尺。隆庆二年（1568），俞大猷在福建造面宽二丈的冬仔船十五艘，每只船用兵五十名，舵工二名，共五十二名。该船面阔二丈，身长为七丈。两种船都是福船，虽有橹但主要用帆[201]。在浙江帆橹兼用的船是苍山船。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十三载：“苍山船首尾皆阔，帆橹兼用，顺风扬帆，风息则荡橹。其橹设于船之两艕腰半以后，每艕五枝，每枝二跳，每跳二人。方橹之未用也，以板闸于跳上，常露跳头于外。其制以板隔为二层，下层镇之以石，上一层为战场，中一层穴梯而下，卧榻在焉。其张帆下椗皆在战场之处。船之两艕俱饰以粉盖，卑隘于广、福船，而阔于沙船者也，用之冲敌颇便而捷。温州人呼为‘苍山铁’。”何汝宾《兵录》卷十载：“苍船首尾皆阔，帆橹相兼为用，风顺开帆，风逆摇橹。吃水五六尺，狭于福船而阔于沙船，俗呼为‘苍山铁’，言其冲贼便而坚也。其后改苍船为艟 ，视苍稍增。总之，皆苍山船之遗式，略与渔船相似……船身长七丈， 稍长八尺五寸，舱深七尺五寸，底板厚二寸五分。”
苍山船是帆橹兼用的船，郑和下西洋的八橹船也应是帆橹兼用的船。因为仅靠橹在茫茫的大洋上远程航行是根本不可能的。苍山船可能是八橹船的遗式，只是它比八橹船要小一些。戚继光改制的苍山船称作艟 ，比苍山船稍大，全船包括捕盗、舵工、椗手、缭手、甲长和士兵，共三十七名，显然比全船用军五十名的八橹船小。因此可以断定，八橹船长大于七丈，宽小于二丈，吃水大于五六尺，其形制为与渔船相似的苍山船，即“首尾皆阔，帆橹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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