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海船的形制没有明确记载，现在能看到的相关的绘图有《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应经》（简称“《天妃经》”）插图，《筹海图编》所载的高把稍船、两头船、八桨船图，《武备志》所载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即《郑和航海图》）的四幅图。从这些图来看，有的似后来的福船，有的则似浙直船。如《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应经》插图和《郑和航海图》的四幅图明显具有福船的特征，而高把稍船和八桨船则属于浙直的船型。郑和下西洋船队的船只大体也是这两种船型。做出如此判断基于几点：①广、福、浙直这几类船型中福船最适合于在大洋中航行，七下西洋的船舶不能不采用这种船，《太上说老君天妃救苦灵应经》的插图和《郑和航海图》的四幅图证明了这一点；②八橹风快是明初浙江沿海卫所所使用的战船，郑和下西洋的大八橹、二八橹类，当是浙江沿海的八橹风快，这种帆橹兼用的船，风顺则扬帆，风息则荡橹，同样有利于在大洋上航行；③郑和的船队每次都是从南直隶出发，但到福建后往往停留较长时间，以进一步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和等候季风。
是不是还有其他形制的船舶呢？当然不排除。但有的人大概是根据《登坛必究》和《武备志》二书列有宋《武经总要》的船图，就认为明初战船的形制就是《武备志》等所载的宋《武经总要》所列的战船。这恐怕值得商榷。
《武经总要》载有六种船：游艇、楼船、艨艟、走舸、斗舰、海鹘。
《武经总要》所列舰船，特别是游艇、楼船（图1-12），上层建筑都比较高，有的达五层，这是不适合于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的，他们只适用航行江河湖泊之中。他们也确实是为江河作战而设计的，《武经总要》中这些船“利顺流以击之”，也可见其是在江河之中。因此如果说明初江河之战船沿袭宋代船的形制是可能的，但说海中战船还沿袭宋代船的形制（海鹘船除外）恐怕就很难说是准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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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游艇及楼船
（见《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一）
明初的舰船无疑是沿袭元代战船形制的，而元代战船是沿袭宋代的。宋代的战船除了上述《武经总要》讲的主要用于江河作战用的战船外，当也有海上用的战船。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两浙西路军副总管李宝率领一支水军远程奔袭在唐岛[191]的金水军。在奔袭过程中，连续三天海风大作，浪涛如山，李宝的船被打得七零八落，但当风停之后，又聚集在一起。这说明李宝的船只是经得住风浪的拍打的。这样的船只就不可能是《武经总要》所载的游艇、楼船之类。史载，忽必烈征日本时所用的战船“实际上就是南宋水军经常用的‘艨艟战舰’”[192]。如果真如此，就难怪其在日本平户等地遇到飓风时，船坏殆尽了。但这并不是说，元代的船只都不适于航海。元代也应有适于海上运输和作战的船型。从至元二十年（1283）至天历（1328—1330）、至顺（1330—1333）年间，元由海道运东南粟给京师（北京），由四万石以上增至三百万石以上[193]。运这么大量的粮食没有适于海上航行的船舶显然不可能的。元末占据东南沿海的张士诚、方国珍和陈友定都曾为元漕运东南粟，都拥有大量适于海上航行的船舶，而这些船舶后来均落入朱元璋之手，仅迫降方国珍，朱元璋就得“海舟四百余艘”[194]。洪武元年（1368）二月，朱元璋命汤和在明州（今浙江宁波）造船，运粮输直沽[195]。这是明朝自己最早造的海船，从其造船地点判断，其形制当属浙直型。
总之，我们认为明前期海船的形制主要是浙直和福船型，而不都是宋《武经总要》所载的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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