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船和江河船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形制上。海上风大，波涛汹涌，为了抗拒这种波涛，所造之船要坚固，船上建筑不能太高，而江河之船则可以有较高的上层建筑，船的舱室也可略大。因此乘坐海船没有江河船舒适。明代有哪些海船和江河船很难说得清楚。就《明会典》所列之船倒是可以把海船同江河船区分开来。《明会典》列有黄船、马船、快船、海运船、鲜船、备倭船、战船和粮船等八种，这是按其用途分的。如果按江海船来分，则黄船、马船、鲜船、战船都应算作江船，而粮船中的遮洋船是海船，浅船则是江船；快船有的为海船，有的则为江船。因此《明会典》所列的诸船中只有海运船、备倭船、粮船中的遮洋船和某些快船是海船。到了明代江海船已经区分得比较清楚了。正因为如此，罗懋登在《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所讲的郑和下西洋所用的船有马船、粮船、战船，其名称均来自《明会典》，另一座船其名称则来自《南船纪》战座船和巡座船，而所有这些船都是江船，不是海船，也不是郑和下西洋所用之船。罗懋登用这些名称称郑和下西洋之船，足见其没有把江船和海船区分开来，也足见这些船名是由其杜撰的，而并不是郑和出使西洋所乘驾的船舶。因此他所讲的这些船的情况恐没有历史根据，不可信。
从《明会典》所载的海船来看，按用途分只有两种，即海运船和备倭船。海运船中包括粮船中的遮洋船，备倭船中包括海上的快船。民间当也有渔船和运货的商船，但这是很少的且是非法的。因为明初太祖朱元璋三令五申禁止下海捕鱼和经商。海运船除了运粮的遮洋船外，另一重要的用途是用作朝廷派出访问各国的使节所乘之船。但不论是哪种船，当时都是武装船，都同备倭船一样有着保卫海防的作用。从一些事例中明显能看出这一点。永乐四年（1406）十月，平江伯陈瑄督海运至辽东，返回时遇到倭寇侵犯沙门岛（今山东长岛县西北大黑山岛）。陈瑄即率船队与之交战，追倭寇至朝鲜境上，焚其舟殆尽，斩获甚多。永乐十五年（1417），出使西洋诸国的内官张谦，回来时于浙江金乡卫海上遇入侵的倭寇，当即与之大战20回合，杀敌无算，敌遁去。可见明初的海船都是武装船，都负有保卫海疆的任务。(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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