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海岛的开发由来已久，至清代形成了农业、渔业与海上贸易三种海岛开发模式。[217]清前期，政府已有意识对舟山、海南、台湾等岛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开发，设立行政机构、移民开垦、兴修水利和修建学校等。晚清，在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犯我国主权，攫取大量利权的时代背景下，不少有识之士高呼加强海疆开发和管理，以捍卫领土主权，设置郡县，将岛民纳入规范管理，筑就坚固的海上长城，江苏士人吴曾英（1828—1875年）曾建议在沿海岛屿设郡县以建立海上长城。他说：
沿海之沙洲岛屿极多，而悬海之府厅州县极少，长此听其荒废，弃而不守，或永为逋逃渊薮，或如澳门、香港被外夷垂涎占据，可虑亦可惜，如就幅员广狭，悉设郡邑，大者分治数县，小者合治一县，俾小民开垦升科，立子孙长久之业，茧丝保障亦足兵足食良图也。古人云：治险以狭。又云：一寸山河一寸金，诚不可忽。况今大海诸山皆饶鱼盐，财用足以供赋税、裕度支，即使建置之初，不无耗费钱粮，断不至如西域新疆，岁需协济，且彼悬海，人多强悍，抚而用之，悉洋防劲卒也。沿海地皆回抱，环以扼之，即海国长城也。此其为利于国家，岂浅鲜哉！[218]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工业革命成果被不断引入，这一时期的海岛开发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以张之洞、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封疆大吏，积极投入到海南、台湾等开发中，主要从开山招垦、开采矿产资源、敷设铁路电缆，发展近代工业等方面着手，有力推动了当地社会的变迁。
沈葆桢采取“开山抚番”的开发台湾政策，主张募民随往垦殖。清廷令“沈葆祯等将后山地面设法开辟，旷土亟须招垦，一切规制自宜因时变通。所有从前不准内地民人渡台各例禁，着悉与开除。其贩买铁、竹两项，并着一律驰禁，以广招来”。[219]沈葆桢随即派人赴厦门、汕头、香港等处设立招垦局，并规定应募者的优待条件，仅汕头一局“招募潮民二千余名，用官轮船载赴台湾”。[220]福建巡抚丁日昌沿袭沈氏政策，鼓励栽种经济作物，甚至建议开矿，“大抵台利自米糖外，以煤茶为大宗，而硫磺、磺油、樟脑，或为军火之用，或为民间所需，货物既产之于天，货即不可弃之于地。近者异类无厌之求日益以肆，及今不取，彼又生心”。[221]在他们的推动下，台湾的开发从西部转向东部，由平原进入山区，全岛三分之二的山地与丘陵得到开发，茶叶、糖、米、樟脑等作物产量大为提高。[222]
沈葆桢与丁日昌还在开发煤矿、敷设电线方面推动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沈葆祯提出，发展台湾经济应“以煤矿为始基”，认为在台“垦田之利微，不若煤矿之利巨，垦田之利缓，不若煤矿之利速”。[223]光绪二年（1876年）创立了基隆煤矿，这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座采用机器采煤的新式煤矿。光绪三年（1877年），打出了首批质地较为优良之煤，随后经过不断建设配套设施，改进生产技术，该矿的煤产量由1878年的14029吨增加到1881年的54000吨。[224]
同治十三年（1874年），沈葆桢深感安设电线以通军情的紧迫性，与闽浙总督李鹤年、将军文煌联名奏请敷设从福建至台湾的电线，“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225]但这一计划没有得到落实。光绪三年（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委派福州船政学堂学生苏汝灼、陈平国主持兴建从旗后（即今高雄）至台湾府城的电线，整个过程没有雇佣外国人指导安设，遇有碍难之处，即翻译泰西电报全书以求了解，必要时或暂时雇佣洋匠一二人，以资考核。这项工程从勘察到完竣，历时5个多月，电线全长95公里，[226]是我国第一条自行设置、自主管理的陆上电报线。
为进一步加强对台湾的管理，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政府正式设台湾省，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在他主政期间，台湾“开山抚番”基本结束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促进了台湾的社会整合与发展。至1887年，“所有后山各路生番二百十八社，番丁五万余人，一律归化。前山各路续抚生番至二百六十余社，番丁剃发者三万八千余人。水尾、花莲港、云林、东势角等处，可垦水旱田数十万亩”。[227]刘铭传制订了以“兴造铁路为网纽，辅之以电线邮政”的建设方针。光绪十三年（1887年），他上奏指出，台湾“现在贸易未开，内山物货难以出运，非造铁路，不足以繁兴商务，鼓舞新机”，主张修建从基隆到台南的铁路，“不独全台商务繁兴，且与海防有裨甚大”。[228]他的建议获得清廷批准，台北至新竹的铁路于1893年竣工通车，全长106.7公里。他于1886年在台北设电报总局，架设两条总长300多公里的海线，以加强与大陆联系，又在岛内搭建了两条400多公里的陆线，促进了台湾南北的沟通。1888年，他颁布《邮政条目十二条》与《台湾邮政票章程》，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邮政机构——台湾邮政总局，将旧驿站改为邮站，并使其直接隶属邮政局，不再附属于官府衙门。所有公私信函一律粘贴邮局发放的邮票，收取的邮资以信件重量、道里远近为准。
与台湾相比，晚清政府对海南岛的开发所取得的成果稍为逊色。光绪十二年（1886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借鉴沈葆桢的治台策略，在海南“开山抚黎”，伐木开路。在冯子材督率下，十二条大路“均皆依限开通，四面交会联接，皆可达于五指山下……所开通道路共三千六百余里。此外，复劝督各州县团绅另开小路……均已与大路接合”，[229]改善了岛内交通状况。与此同时，他又鼓励汉民入山开垦，“民人愿入山垦种者，听其自择地段，认垦报官，勘明给照，三年内免其升科”，[230]张之洞按照垦种成果，制定奖励方法，“有能集资前往，雇募黎岐开垦，一人名下认垦至千亩及万亩以上，三年成熟者，酌量给以千、把、外委等武职”，他还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上奏以暂时免税的方式，支持商民开采石碌山等铜矿，“琼属五金等矿，如有集资开办，亦即一律办理，暂免税厘”。[231]这成为官督商办海南矿务的开始。
海南的开发，还与清末华侨的投资有密切的联系。光绪末年，华侨从南洋引咖啡苗在海南的文昌县、儋县、定安等地试种，成功之后，逐渐推广到海南全岛进行种植。海南的橡胶种植业亦在此时起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乐会华侨何麟书从马来亚带回橡胶苗4000余株，首先在定安县的落河沟种植成功后，又拓地250亩成立琼安垦植公司，进行大面积种植。[232]橡胶种植开始在海南逐渐普及，宣统二年（1910年），旅菲华侨刘杰生、南美华侨曾汪源合资3万银元，与侨兴有限公司联合在海南岛成立了“侨植垦务公司”，专营以橡胶种植为主。
海南的采矿业也有所发展，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闽籍马来亚华侨胡子春回国办实业，他提出一个全面开发海南岛的计划，主要是开设银行、垦荒，发展种植业、畜牧业、盐业、林业、采矿业、渔业，建设马路、轮船、商埠等。[233]他的建议同样获得朝廷批准，委其为三品卿衔，“总理琼崖垦矿事宜”。同年，胡子春招股10万，与粤籍华侨区慕颐、区干寅兄弟在澹州那大创办“海南侨兴有限公司”，并雇人开采锡矿。宣统二年（1910年），出砂万余斤。宣统三年（1911年），出砂2万余斤。[234]次年，侨兴公司又合股10万元创办了“侨丰公司”，专营盐业，在榆林港、三亚港、北黎港一带海边开拓大规模盐田，为近代海南盐业开发做出了贡献。
此时清政府对南海诸岛资源的控制与开发相当关切。此时海南岛渔民的足迹已遍布南海各岛，以各岛屿为中心开发渔业资源。同治六年（1867年），英国测量船“来福门”号在考察报告中说，“各岛俱有海南渔民之足迹，以捕取海参介贝为活，颇多常年留居于此，而由海南居民，每岁遣小舟来此，供给粮食，易取参贝”。[235]19世纪末，英、德、法、日等列强在西沙群岛进行非法勘测，企图据为己有，以攫取海洋资源，清政府除了采用外交手段应对外，也加强了对西沙群岛的控制与开发，维护我国的海洋领土主权。
宣统元年（1909年），两广总督张人骏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广东补用道李哲浚、署赤溪副将吴敬荣等率军舰巡视西沙群岛，每到一处皆勒石命名，鸣炮升旗，申明中国的海洋主权，并对群岛进行深入调查。在这次巡视与勘察中，随船的测绘委员和海军测绘学堂学生绘制了西沙群岛总图和西沙各岛的分图，[236]清政府因此大致明晰了西沙群岛的岛礁分布情况，认识到西沙群岛的重要性，“其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门户，若任其荒而不治，非惟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237]随后，张人骏奏请设立“筹办西沙岛事务办”，委派粤省高官办理西沙事务。该事务办随后不久就拟订了《复勘西沙岛入手办法大纲》，内容包括测绘与勘定各岛屿，勘察磷质矿藏与海底资源，查验土性以备种植等。[238]张人骏采纳了建议，他在奏折中陈明西沙群岛盛产磷质矿沙，可作肥料之用，“拟即在岛内设厂，先从采沙入手，派员驻于该处，经理其事，并聘西人之精于化学者，随时化验磷质等物”。[239]惜计划尚未付诸实施，张氏去职离开广东。至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决定“招徕华商承办岛务，官为保护维持，以重领土而保利权”。[240]此后，华商申请开发西沙群岛者亦日益增多。
西方列强在对我国西沙群岛非法勘测的同时，其渔轮也不断侵入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从事非法捕捞活动，直接威胁到我国渔民的生计。晚清有识之士考虑到“渔业关系国防之重要”，[241]强烈要求政府予以阻禁，保护海疆主权。翰林院修撰张謇建议商部划定捕鱼区，并区别近海和远洋，主张“以内外海界，定新旧渔业行渔范围”，保护中国近海“本国自有之权”。[242]根据张謇的建议，1902至1903年，清政府为参加在意大利米兰举办的国际渔业展览会，指示外务部、广东水师提督、南北洋海军统领萨镇冰等绘制《江海渔界全图》，认为“南洋为冲要之区，江海各防尤关重要，应将此项图志，加以考核，准经纬线，着色精绘《江海渔界全图》，并该书内载中国渔船所到之处，地名及注说华文，兼译英图原文如下，俾外人明晓，趁此会场，得据此表明渔界，即可以表明领海主权”。[243]以地图形式向与会各国宣示中国的海洋主权，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由此也反映了清季政府的海洋领土主权意识日益增强。
【注释】
[1]《福建省例》13《户口·保甲通饬事件》，《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7辑第141册，大通书局，2000，第418页。
[2]［明］陈子龙主编：《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二《海防善后事宜疏》，中华书局，1962，第3904页。
[3]同治《上海县志》卷一《风俗》。
[4]《清圣祖实录》卷十四，康熙四年三月乙未，中华书局，1985，第218页。
[5]民国《奉天通志》卷一百一十九《实业七·渔业》。
[8]光绪《镇海县志》卷三《风俗》。
[9]欧阳宗书：《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第44页。
[10]《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刑部·兵律关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0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524页。
[12]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十《舆地考第一》。
[13]［清］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311页。
[14]［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二《鳞鱼》，中华书局，1985，第560—561页。
[15]民国《厦门市志》卷十七《渔业》。
[16]民国《霞浦县志》卷十八《渔业》。
[17]［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三《介语》，中华书局，1985，第576—577页。
[18]杨继波主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99，第392页。
[19]道光《福建通志》卷三十四《水利志·莆田县》。
[20]光绪《漳州府志》卷十四《赋役上》。
[21]光绪《重修奉贤县志》卷四《水利志》。
[22]道光《晋江县志》卷八《水利志》。
[23]嘉庆《惠安县志》卷五《田土水利》。
[24]乾隆《福清县志》卷十二《艺文》。
[25]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六《实业志·渔业》。
[26]《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二，康熙三十三年三月丙午，中华书局，1985，第775页。
[27]《清圣祖实录》卷二九八，康熙六十一年六月壬戌，中华书局，1985，第884页。
[28]《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辛丑，中华书局，1985，第157页。
[29]刁书仁：《略论清代东北与内地的粮米海运贸易》，《清史研究》1993年第4期。
[30]［清］贺长龄、魏源主编《清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海运南漕议》，中华书局，1992，第1160页。
[31]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282页。
[32]许檀：《清代前中期东北的沿海贸易与营口的兴起》，《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33]民国《奉天通志》卷三十二《大事三十二·清高宗》。
[34]光绪《棲霞县续志》卷九《条陈时政疏》。
[35]［清］贺长龄、魏源主编《清经世文编》卷四十八《古今海运异宜》，中华书局，1992，第1155页。
[36]［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二《赤崁笔谈·商贩》，《台湾文献丛刊》第2辑第21册，大通书局，2000，第48页。
[37]《广东清代档案录》第3册“粮食”，英属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
[38]民国《锦县志略》卷十三《交通》。
[39]［清］琴川居士辑《皇清奏议》卷六十一《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99辑第989册，文海出版社，2006，第4991—4993页。
[40]嘉庆《松江府志·上海县全境图说》。
[41]民国《杭州府志》卷首《宸章·桑赋》。
[42]《硃批谕旨》卷二一〇下《硃批程元章奏折》，《四库全书荟要》第196册，世界书局，1988，第364页。
[43]民国《杭州府志》卷八十《物产三》。
[44]《吴闾钱江会馆碑记》，载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第19页。
[45]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七《食货》。
[4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宫藏中西商贸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第1267—1269页。
[47]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一《舆地略》。
[48]光绪《乌程县志》卷二十九《物产志》。
[49]嘉庆《龙山乡志》卷十二《竹枝词》。
[50]光绪《九江儒林乡志》卷二十一《杂录》。
[51]顺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顺德县志》，中华书局，1996，第182—183页。
[52]乾隆《福州府志》卷二十四《风俗》。
[53]［清］文庆等纂辑《筹办洋务始末（道光朝）》卷二十七，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丁卯，《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521页。
[54]［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二《商贩》，《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2辑第21册，大通书局，2000，第48页。
[55]［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七《草语·蔗》，中华书局，1985，第689页。
[56]［清］王韬：《瀛壖杂志》卷一，《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39辑第387册，文海出版社，1969，第33页。
[57]刘惠吾：《上海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第23—24页。
[58]民国《潮州志·实业志一·农业》。
[59]［清］丁绍仪：《东瀛识略》，《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7辑第121册，大通书局，2000，第63页。
[60]民国《闽侯县志》卷二十五《物产三·茶类》。
[61]嘉庆《崇安县志》卷一《风俗》。
[62]［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区宗华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第269页。
[63]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57，第304页。
[64]［清］卞宝第：《卞制军政书》卷四，《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0辑第194册，文海出版社，1968，第292页。
[65]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57，第430—431页。
[66]［清］徐经：《雅歌堂全集》卷十一《上制府议禁种茶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225页。
[67]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57，第484页。
[68]［清］吴敏树：《柈湖文集》卷二《巴陵土产说》，《续修四库全书》第15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59页。
[69]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中华书局，1962，第305—306页。
[70]《清宣宗实录》卷三一五，道光十八年十月甲申，中华书局，1985，第909页。
[71]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第500—501页。
[72]陈春声：《清代广东的银元流通》，载明清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编《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第207页。
[73]［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中华书局，1985，第406页。
[74]《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考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第5002页。
[75]［清］庾岭劳人：《蜃楼志》，凤凰出版社，2013，第1页。
[76]［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十七《禁令一》，袁钟仁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第352页。
[77]陈春声：《清代广东的银元流通》，载明清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编《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第208页。
[78]［奥］耿爱德：《中国货币论》，蔡百受译，商务印书馆，1929，第138页。
[79]［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十七《禁令一》，袁钟仁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第349页。
[80]民国《广东通志未成稿·续广东通志卷》。
[81]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第12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5089—5090页。
[82]陈春声：《清代广东的银元流通》，《中国钱币》1985年第1期。
[83]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1962，第260页。
[84]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2册，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1972，第501—504页。
[85]［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十七《禁令一·商贩禁令》，袁钟仁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第349—350页。
[86]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九《钱币考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第7692页。
[87]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第564页。
[88]［清］黄爵滋：《黄少司寇奏疏》卷三《纹银洋银应并禁出洋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9辑第185册，文海出版社，1975，第17页。
[89]转引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清政府统治时期》上册，中华书局，1964，第60页。
[90]戴建兵：《中国货币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第196页。
[91]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第280—281页。
[92]［清］张之洞：《试铸银元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6辑第454册，文海出版社，1970，第1592—1593页。
[93]萧清：《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32页。
[94]李飞等主编《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清鸦片战争时期至清末时期》，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第90页。
[95]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40页。
[96]［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九《议覆梅起照条陈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第692册，文海出版社，1980，第1228页。
[97]《海关特种调查报告》，载孙毓棠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文海出版社，1979，第965页。
[98]《海关十年报告》，载孙毓棠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文海出版社，1979，第969页。
[99]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365—366页。
[100]《海关贸易报告册》，载孙毓棠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文海出版社，1979，第977页。
[101]［清］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载孙毓棠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文海出版社，1979，第986页。
[102]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卷一三〇，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庚寅，《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98辑第976册，文海出版社，2006，第3705页。
[103]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88页。
[104]聂宝璋主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52页。
[105]［英］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第187页。
[106]乾隆《天津府志》卷六《山川志·渤海》。
[107]［清］贺长龄、魏源主编《清经世文编》卷48《复魏制府询海运书》，中华书局，1992，第1174页。
[108]聂宝璋主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272页。
[109]高福美：《清代沿海贸易与天津商业的发展》，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110]《1866年天津贸易报告》，吴弘明编译，《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第25页。
[111]聂宝璋主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57页。
[112]《1896年津海关贸易报告》，吴弘明编译，《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第184页。
[113]戴鞍钢：《近代上海与长江流域商路变迁》，《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14]同治《汉口小志·商业志》，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第109页。
[115]聂宝璋主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385页。(www.xing528.com)
[116]聂宝璋主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50页。
[117]聂宝璋主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50页。
[118]聂宝璋主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383页。
[119]聂宝璋主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384页。
[120]聂宝璋主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405页。
[121]《铁路刍谈》，《申报》1898年11月12日。
[122]《天津西信》，《申报》1888年10月18日。
[123]《洋行创设铁路》，《申报》1906年2月27日。
[124]求实斋校辑《皇朝经世文编五集》卷十三《太平洋电线论》，《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8辑第272册，文海出版社，1987，第463页。
[125]［清］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二十六《户政三·轮船电报二事应如何剔弊方能持久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76辑第751册，文海出版社，1972，第412页。
[126]《清史稿》卷一五一《交通志三·电报》，中华书局，1976，第4468页。
[127]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294页。
[128]［清］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一《学术一·奏请开设同文馆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76辑第751册，文海出版社，1972，第7页。
[129]乔素玲：《教育与女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知识女性觉醒（1840—1921）》，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第26页。
[130]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编《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第4—5页。
[131]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132]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69页。
[133]张星烺：《欧化东渐史》，《民国丛书》第4编第4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34，第73页。
[134]《两广总督杨琳奏覆本年到粤洋船数目并无技艺之人等情折》，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99，第117页。
[135]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07页。
[136]两广总督巴延三奏报有西洋人到粤情愿赴京效力派员护送折，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二日，中山市档案局（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444—445页。
[137]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16页。
[138]邓铁涛、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第316页。
[139]邓铁涛、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第321页。
[140]李经纬主编《中外医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284—290页。
[141]熊月之主编《西制东渐：近代制度的嬗变》，长青出版社，2005，第258页。
[142]［法］白晋：《中国现任皇帝传》，［德］莱布尼茨：《中国近事》，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76页。
[143]黄见德：《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与中国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第268页。
[144]［清］梅文鼎：《绩学堂诗钞》卷四《雨坐山窗得程偕柳书寄到吴东严诗扇依韵和之》，《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505页。
[145]［清］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二《铜匠》，《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85页。
[146]［美］亨特：《旧中国杂记》，冯铁树、沈正邦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335页。
[147]［英］呤唎：《太平天国亲历记》上册，汪维周译，中华书局，1961，第7页。
[148]［清］屈大均：《翁山诗外》卷十二《玻璃镜》，《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698页。
[149]［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玻璃》，中华书局，1985，第419页。
[150]［清］曾七如：《小豆棚》卷十六《杂记·南中行旅记》，南山点校，荆楚书社，1989，第323页。
[151]［清］潘仪增编《番禺潘氏诗略·义松堂遗稿》，《清代家集丛刊》第18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5，第302页。
[152]［清］王韬：《瀛壖杂志》卷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39辑第387册，文海出版社，1969，第63页。
[15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54页。
[154]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3册，中华书局，1962，第1352页。
[155]［日］黑田清隆：《漫游见闻录》，转引自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560页。
[156]［清］张焘：《津门杂记·衣兜烟卷》，丁棉孙、王黎雅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第137页。
[157]刘桢麟：《论各省善堂宜设工艺厂以养贫民》，倚剑生：《光绪二十四年中外大事汇记》，华文书局，1968，第218页。
[158]［清］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六十一《工政一·纺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76辑第751册，文海出版社，1972，第924页。
[159]［清］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五《华商用机器制货请从缓加税并请改存储关栈章程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6辑第457册，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3265—3266页。
[160]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95—1914）》第2辑，科学出版社，2016，第1181页。
[161]《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税务希元奏折》，光绪十九年八月十五日。聂宝璋主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268—1269页。
[162]［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区宗华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第71页。
[163]周振鹤：《随无涯之旅》，三联书店，1996，第165页。
[164]［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冯树铁、沈正邦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67页。
[165]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234页。
[166]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一《第二章新政诏书恭跋》，中华书局，1954，第27页。
[167]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309—341页。
[168]《清史稿》卷一三五《兵志六·水师》，中华书局，1976，第3981页。
[169]［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八《夷商三》，袁钟仁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第541—542页。
[170]李其霖：《见风转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师与战船》，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第146、176页。
[171]［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九《夷商四》，袁钟仁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第572页。
[172]《清史稿》卷一三八《兵志九·海防》，中华书局，1976，第4095页。
[173]［清］林则徐：《烧毁匪船以断英船接济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第762页。
[174]［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第692册，文海出版社，1980，第828页。
[175]［清］薛福成：《庸庵文编》卷一《应诏陈言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95辑第943册，文海出版社，1973，第19页。
[176]［清］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5辑第644册，文海出版社，1979，第1842页。
[177]［清］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艺学说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5辑第646册，文海出版社，第2683页。
[178]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册，海洋出版社，1982，第12页。
[179]《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两江总督沈葆桢奏》，《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12页。
[180]［清］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5辑第641册，文海出版社，1979，第2958页。
[181]［清］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八《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5辑第642册，文海出版社，1979，第691页。
[182]《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第325页。
[183]［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五《轮船招商请奖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第692册，文海出版社，1980，第847页。
[184]聂宝璋主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1895—1927）》下册，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3，第1418—1422页。
[185]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册，海洋出版社，1982，第294页。
[186]萧举规：《海军论》，《海军》第2期，第40页。转引自《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第1123—1124页。
[187]张铁牛、高晓星：《中国古代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2006，第305页。
[188]《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第76页。
[189]详参李其霖：《见风转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师与战船》，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第362—364页。
[190]《清史稿》卷一三五《兵志六·水师》，中华书局，1976，第3997页。
[191]转引自王家俭：《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文史哲出版社，1984，第245页。
[192]［清］黄爵滋：《黄少司寇奏疏》卷五《敬陈六事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9辑第185册，文海出版社，1975，第42页。
[193]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7册《信札卷》，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第3571页。
[194]［清］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议》卷十二《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辑第1册，文海出版社，1974，第2025页。
[195]［清］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议》卷十四，《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辑第1册，文海出版社，1974，第2262页。
[196]参见《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第137页。
[197]《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总理各国事务奕
等奏》，《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241页。
[198]《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总理各国事务奕
等奏》，《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247页。
[199]戚其章：《论“英中联合海军舰队”事件》，《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3期。
[200]［清］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5辑第641册，文海出版社，1979，第2901页。
[201]［清］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八《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5辑第642册，文海出版社，1979，第691页。
[202]包遵彭：《中国海军史》（下），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0，第592页。
[203]池仲祜：《海军大事记》，《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481页。
[204]［清］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八《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5辑第642册，文海出版社，1979，第692页。
[205]《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左宗棠咨呈附清折》，《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36页。
[206]黄顺力：《晚清海防教育与国民海权意识的觉醒》，戚俊杰、刘玉明编：《北洋海军研究》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第167页。
[207]参见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第192—196页。
[208]《清末海军史料》上册，海洋出版社，1982，第12页。
[209]《中日战争》（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新知识出版社，1956，第35页。
[210]［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5《请设海部兼筹海军》，《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第696册，文海出版社，1980，第3227页。
[211]《清末海军史料》上册，海洋出版社，1982，第57页。
[212]《光绪十一年九月初六日懿旨》，《洋务运动》（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5页。
[213]［清］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三十七《吁请修备储才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6辑第456册，文海出版社，1970，第2725—2730页。
[214]［清］刘坤一：《刘坤一遗集》第2册，中华书局，1959，第892页。
[215]《清末海军史料》上册，海洋出版社，1982，第135页。
[216]杨沐霖编《中外各国海军全志》上编，上海科学书局，宣统二年，第70—71页，转引自《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第578—579页。
[217]参阅李德元：《明清时期海岛开发模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1期。
[218]［清］吴曾英：《设险守国论》，《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七十二《兵政十一·地利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75辑第741册，文海出版社，1972，第1833页。
[219]《清德宗实录》卷三，光绪元年正月戊申，中华书局，1985，第108页。
[220]盛清沂：《清代同光之际“开山抚番”史事编年》，《台湾文献》1979年第3期。
[221]［清］丁日昌：《丁中丞政书》卷九《查勘台北硫磺樟脑茶叶情形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7辑第762册，文海出版社，1980，第501页。
[222]参阅金泓讯等：《台湾经济概论》，时事出版社，1986，第33—34页。
[223]［清］沈葆祯：《沈文肃公政书》卷五《台煤减税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6辑第54册，文海出版社，1967，第907页。
[224]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中华书局，1962，第590—591页。
[225]《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
等奏》，《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325页。
[226]《光绪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总理衙门奕
等奏》，《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353—362页。
[227]连横：《台湾通史》卷十五《拓垦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4辑第739册，文海出版社，1980，第452—453页。
[228]［清］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五《拟修铁路创办商务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20辑第196册，文海出版社，1968，第434—435页。
[229]［清］冯子材：《冯宫保军牍》卷十二《会奏官军剿抚黎匪通筹善后事宜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3辑第429册，文海出版社，1988，第62页a—63页a。
[230]［清］冯子材：《冯宫保军牍》卷十二《会奏官军剿抚黎匪通筹善后事宜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3辑第429册，文海出版社，1988，第64页a。
[231]［清］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二十三《琼州开矿暂免税厘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6辑第457册，文海出版社，1970，第1861页。
[232]参阅陈植：《海南岛新志》，商务印书馆，1949，第195—204页。
[233]《清德宗实录》卷五八八，光绪三十四年三月癸巳，中华书局，1985，第778—779页。
[234]彭程万等：《琼崖之矿产》，《地学杂志》1923年第8期。
[235]胡焕庸：《法日觊觎中之南海诸岛》，《中国今日之边疆问题》，正中书局，1936，第117页。
[236]陈天锡：《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东沙岛成案汇编》，商务印书馆，1928，第9—12页。
[237]陈天锡：《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东沙岛成案汇编》，商务印书馆，1928，第22页。
[238]陈天锡：《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东沙岛成案汇编》，商务印书馆，1928，第4—6页。
[239]陈天锡：《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东沙岛成案汇编》，商务印书馆，1928，第22—23页。
[240]［清］李准编《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陈建华、曹淳亮主编《广州大典》第37辑第26册，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848页。
[241]李士豪、屈若骞：《中国渔业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第7页。
[242]李士豪、屈若骞：《中国渔业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第14—15页。
[243]李士豪、屈若骞：《中国渔业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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