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西洋器物、洋货大量输入，对中国的风俗习惯也产生了影响。明末，西方科学技术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已逐渐传入中国，最开始在士大夫之间交流，并产生影响。崇祯七年（1634年）《崇祯历书》面世，该书集当时西方天文学之精华，并把西方地心说、经纬度、球面、三角学等几何知识写入书中，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
明末传教士在协助中国修正历法的过程中，也把西方数学传入中国。利玛窦与徐光启于1607年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清初，耶稣会士安多奉来到中国，担任康熙帝的西学教师，安多奉精于数学，“用汉语给康熙皇帝讲解主要的数学仪器的用法及几何和算术应用题”。[142]除安多奉外，张诚、白晋都曾入宫为康熙皇帝讲习数学，康熙帝还把二人讲授的内容撰为《三角形论》一书，将其他 讲稿命人翻译成中文，如《测量高远仪器用法》《比例规解》《借根方算法》《算法纂要总纲》《西镜》等书。[143]西方数学传入中国后，也引起中国士大夫王锡阐、方中通、梅文鼎等的关注，他们在论证西方数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西学中源”说，康熙帝和梅文鼎是西学中源的推崇者，梅文鼎在《绩学堂诗钞》中说：“《御制三角形论》言：‘西学实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144]在梅文鼎等关注下，西学在清朝士人中发挥持续影响。
清代因为西洋钟表的不断增多，中国社会各阶层已在观念上接受并喜爱西洋钟，民间也掀起使用西洋钟的风气，“自鸣钟表皆出于西洋，本朝康熙间始进中国，今士大夫家皆用之”。[145]至嘉庆年间，佩戴钟表逐渐成为时尚，1825年美国人亨特描述广东人的穿着，“中国人不是在口袋里藏一个挂表，而是在衣服外边，绣花的丝质腰带上，挂两个表，表面朝着外边露出来”。[146]这种欧化现象还表现在广东女性的穿戴上，1859年一位刚到广州的英国人这样描写中国姑娘对洋货的崇尚：
我在街上散步，看见很多中国姑娘的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的头巾，作手帕形，对角折叠，在颏下打了一个结子，两角整整齐齐的向两边伸出。我觉得广州姑娘的欧化癖是颇引人注目的。[147]
望远镜时称“千里镜”，清初文人已对其构造和性能等进行描述。屈大均对眼镜也曾作《玻璃镜》诗一首云：“谁将七宝月，击碎作玻璃。绝胜菱花镜，来从洋以西。”[148]而关于玻璃镜问题，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五记载称：“玻璃来自海舶，西洋人以为眼镜。儿生十岁，即戴一眼镜以养目光，至老不复昏朦。”[149]西洋传入的望远镜，也受到中国士人的吹捧，“有千里镜，可以登高望远，二三里能鉴人眉目”。[150]广州十三行总商潘有度十分喜欢购买“千里镜”和“观星镜”等，并赋诗云：“万顷琉璃玉宇宽，镜澄千里幻中看。朦胧夜半炊烟起，可是人家住广寒？”他在诗下加注：“千里镜，最大者阔一尺长一丈，傍有小镜看月，照见月光约大数丈，形如圆球，周身明彻，有鱼鳞光。内有黑影，似山河倒照，不能一目尽览，惟向月中东西南北看。久视则热气射目。夜静，有人用大千里镜照见月中烟起，如炊烟。”[151]
鸦片战争后，来华洋货增多。1860年上海地区“阛阓间所陈西洋奇器……如观星镜、显微镜、寒暑针、风雨针、电气秘机、火轮机器、自鸣虫鸟、能行天地球之类，下至灯瓶盂碟，一切玩具制甚精巧”。[152]随着西洋器物的传入，部分富商和达官贵人以购买、使用新奇美观、别具风格的日用洋货炫耀身份和地位。文人雅士甚至用西洋名酒招待朋友，玻璃杯、香皂、洋布等洋货成为人们社交中最时兴的馈赠礼品。1829年福建监察御史章沅说：
讵近日所通货物，违例特多，作为奇淫，导民奢丽，日甚一日，罔所底止。臣闻夷商每岁必务为新奇可喜之物，借相炫惑，如多宝筒、自鸣雀、风枪、乐琴，不可枚举。在彼专恃人工，不甚费值，一入内地，纨绔子弟争相购致，其利何啻数十百倍。或一二年后，数见不鲜，则价亦贱至什之三四。[153]
可见，钟表、人参、毛呢、羽纱等洋货此时已经成为社会上层争相攀比、炫耀地位和权势的象征。西方的一些风俗习惯也开始在与西人交往和接触较多的中国人中发生影响，甚至出现了中国人举行西式婚礼的景象。1866年5月17日广州《中外新闻七日录》刊登了一篇介绍缝纫机的插图。文中详细描述了缝纫机的形状、构造、用脚踏动车轮的工作原理。插图说：“此器具西国造成不久，而中国人见之者鲜矣。按此器能挑缝衣服、手巾各物，快捷异常，计每日作服，可能当女工之十。”广州人通过这幅图认识了缝纫机，数年后，缝纫机传入中国。
至19世纪70年代，洋货也进入乡村地区，1871年汉口的一则商务报告指出：“中国农民开始发现这种外国棉布比他自己的〔土布〕便宜得多。在某种程度内，〔洋布低廉的售价〕抵补了〔洋布〕不耐久的〔缺点〕。贸易的普遍恢复和扩张，〔洋布〕价格的低廉和〔中国〕国内情况的改善，使得中国农民能够购买这些洋布。”[154]在广东地区，人们“日常所用的器物中，比北方人民更多地使用外国产品，椅子、火油灯等随处可见，土人住家的窗户也都模仿外国样式，城内卖西洋钟表的店铺就有数家，西洋杂货店也很多。”[155]19世纪80年代，有人记载天津因受广东人的影响而流行使用卷烟及其他西洋饰品的情形：
紫竹林通商埠头，粤人处此者颇多。原广东通商最早，得洋气在先，类多效泰西所为。尝以纸卷烟叶，衔于口吸食之。又如衣襟下每作布兜，装置零物，取其便也。近则津人习染，衣襟无不作兜，凡成衣店估衣铺所制新衣，亦莫不然。更有洋人之侍童马夫辈，率多短衫窄袴，头戴小草帽，口衔烟卷，时辰表练，特挂胸前，顾影自怜，惟恐不肖。[156]
由于洋货畅销，土货面临被洋货挤压滞销的风险，“中国自通商以来，洋货日销，土货日绌。洋纱洋布，岁销五千三百万，其余钟表、机器、呢绒、氈毯、火油、食物，以致纽扣、针线之细。皆规我情形，探我玩好，务夺我小工小贩一手一足之业者，而乃销流日广，始于商埠，蔓于内地，流于边鄙。吾华人靡贫靡富，靡长靡幼，日用之需，身体之间，靡不有洋式之物，舍此莫好，相习而忘”。[157]洋货流行，郑观应表现出担忧：“自洋纱、洋布进口，华人贪其价廉质美，相率赌用而南省纱布之利半为所夺，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158](www.xing528.com)
这些关系人们衣食住行的西式生活器物，日益广泛地被应用于民间生活，标志着西方近代文化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不断扩大。生活用品的畅销，刺激了国内轻工业的兴起，189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说：
数年以来，江、浙、湖北等省，陆续添设纺纱、缫丝、烘茧各厂约三十余家。此外机造之货，沪、苏、江宁等处，有构机制造洋酒、洋蜡、火柴、碾米、自来水者，江西亦有用西法养蚕缫丝之请，陕西现已集股开设机器纺织局，已遣人来鄂考求工作之法，四川已购机创设煤油并议立洋蜡公司，山西亦集股兴办煤铁，开设商务公司。至于广东海邦，十年以前即有土丝、洋纸等机器制造之货，近年新增必更不少。天津、烟台可以类推。湖北、湖南两省已均有购机造火柴及榨棉油者，湖北现已考得机器制茶、机器造塞门德土之法，正在督饬税务司劝谕华商兴办，湖南诸绅现已设立宝善公司，集有多股，筹议各种机器制造土货之法，规模颇盛。似此各省气象日新，必且愈推愈广。[159]
可见，短短数年之间，发展工业成为各省首务，工业化逐渐在城市兴起，电报、电话、电灯、自来火（火柴）、自来水、铁路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城市日益呈现出气象日新的局面。城市工业发展一方面带动了工人阶层的兴起，如1899年3月31日《中外日报》报道：“近有人查得上海租界内外缫丝厂、织布局、轧油厂、自来火公司，共有十三家。所用工人共约三万四千五百名，内计男工约七千五百人，女工约二万人，小孩约七千人，浦东各局厂尚未在内”。[160]另一方面，城市商品运输方式也随之革新，光绪十九年（1893年）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税务希元奏称：“自洋船通行以来，民船生理渐减，商民以洋船行驶迅速，无风涛之险，且洋税较常税轻重悬殊，遂皆趋之若鹜。向以民船为业者，自知挽回无术，率多弃业改图，每遇民船行驶外洋，遭风损坏，概不修理添补，以故民船日益短少。”[161]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西方语言也影响中国社会，清初外商来华贸易，必须依靠掌握广东葡语的翻译方能正常贸易，马士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中说：
对中国贸易的英国船上大班，首先需要具备葡萄牙文的知识。从1517年以后的一个世纪以上，到中国去的欧洲商船都是葡萄牙人，而他们的语言文字，在某种程度上是沿海的通用语言。[162]
在广州的中国人与西方人进行商业交易和往来媒介的独特语言——广东英语，其词汇不少来源于葡语，同广东葡语一样，同音异字而无文法，其书面形式使用汉语记录，主要以粤方言拼写英语词汇。因其拼写简便，五口通商以后，广东商人前往上海经商增多，“广东英语”也盛行于上海地区，“国人接触英语，最先从广东，随后由上海，难怪英语外来语中多有粤腔和吴腔，鸦片（opium）与沙发（sofa）就是两种腔调的代表词”。[163]后来的“洋泾浜英语”即在此基础上形成。美国人亨特也有同感：
（广东英语）无疑是中国人的一种发明，在英国人出现在广州很久之前已有它的根源。这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葡萄牙语和印度语的混合来证明，后者的来源可能是由那些最初经过印度的西方来客传来的。英国人在一百年以后才到来，他们语言中的一些词汇逐渐被吸收进去，增加到使葡萄牙语消失，葡语便只限在他们的殖民地澳门使用，后来英国最终成了最主要的贸易者，这种语言便成了著名的“广东英语”。[164]
尽管“广东英语”初创时还不成熟，但毕竟是“交际媒介”的工具。又由于行商拥有从事翻译的人，连朝廷接到有关外国公文也交行商派人译出。嘉庆年间，英国派官员到北京呈递公文，清政府命洋商译出汉文。也是在嘉庆年间，英国贡船已抵天津，嘉庆帝催令洋商赶快选派熟悉英语的翻译生二人，兼程赶赴京城礼部报到，“以备翻译之用”。[165]道光二年（1822年），两广总督阮元收到英国大班用英文书写的公文，同样也交行商通事译出。这种具有翻译能力的人，自然不限于行商的翻译人员。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决定在广州设立译馆，组织人力翻译外国书籍、报刊时，并没有在物色翻译人员时捉襟见肘。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梁廷枏、徐继畲、魏源等虽通过《四洲志》《合省国说》《瀛寰志略》《海国图志》等书了解世界地理风情及欧美民主选举制度，但这些书影响有限，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始终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学习其科技、器物而摒弃其政治制度，正如梁启超所说：“甲午以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法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之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166]甲午战争后，士大夫开始反思中西方的政治制度，西方的民主宪政思想开始影响中国。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实行变法维新，实行文教、经济、军事、政治改革。戊戌变法虽以失败告终，但变法中成立的学会、报刊，积极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使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据统计，戊戌变法时期中国有13个省和地区成立了近60个学会，创办了近30种报刊。[167]
这些学会大多以宣传新学为己任，主张学习西方，讲民权，开民智，兴教育，维新派办的报纸也积极宣传西方文化。通过维新派学会、期刊的宣传，民主革命思想逐渐深入人心，这也为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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