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学校与医院推广成果

清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进入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增多。为了传播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事业，新式学校与医院逐渐在中国推广。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率先来华租居澳门，来华葡萄牙传教士率先在澳门建立圣保禄学院、英华书院等，为来华传教士、商人培养中国礼仪及语言文字，这是中国最早的以培养语言人才为目的的西式学校。学校学生以传教士、商人为主，除服务于中西贸易外，也传播西方几何数理、医学、音乐、天文学等知识。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来华开办学校、医院数量增多，仅1842年至1860年间，开设于五大口岸和香港的基督教新教小学就达50所，学生人数有1000余人。^[127]这些学校大多开设于教堂内，办学目的是培养传教人才，因此招收学生多为贫困子女，免费提供膳食，主要以教授神学为主，但也开设外语、数学、天文学、地理等学科。

随着清政府与列强交涉的增多，语言交流逐渐成为中西对话的障碍，清政府开始重视外语人才，主动开设学校，培养翻译人才。咸丰十一年（1861年）由总理衙门牵头，以培养翻译人才为目的的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设立。该馆成立之初，仅教授英语，次年又添置了法语、俄语科目。同治五年（1866年），时值洋务运动初期，为了仿造洋人机械，“盖以西人制造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藉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枉费钱粮”。^[128]同文馆又添加了天文学、算学，以培养经世致用人才。同文馆主要招收举人、贡生及五品以下年龄30岁以内的人才为学生，学制8年。学生除了学习外语外，还需要掌握数学、几何、微分、化学、法律、天文学、测算等科目，学生毕业后分配各衙门差用。京师同文馆的办学效果显著，同治二年（1863年）上海仿同文馆经验，创办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同治三年（1864年）广州也建立了同文馆。之后，其他省份也有仿效成立，为晚清中国外交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展培养了大量后备人才。

洋务运动前期，我国教育又呈现出发展新动向，一批军事学堂被引进中国，著名的有同治五年（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以培养水师人才为主，采用英文教学，是我国海军学校的起源。此后，上海、广东、天津、湖北、山东等地均成立以培养军事科技人才为主的军事学堂，学习科目主要是外文、算学、几何、代数、三角、测量、绘图、化学、机械、航海、制炮等项，也要学习四书五经，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制一年至五年不等。

洋务运动后期，实业学堂兴办热潮兴起，这类学堂重视实业教育，主要培养科技人才。如福州、天津、上海的电报学堂，湖北算术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铁路学堂等，这些学堂以培养通讯、医疗、矿物、铁路交通人才为目标，服务于洋务运动，故学校开设科目偏重于实业，如电报学堂主要有基础电信、仪器规章、国际电报规约、电磁学、电测试等，矿物学堂开设化学、物理、地质学、矿物学、算学、绘画等，医学堂教授生理、外文等技术。实业学堂重视学生实践，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

新式教育多出现于受西方人影响较深的沿海及口岸地区，尤以北京、天津、上海、福州、广州最为显著，这些地区也是海上丝绸之路重镇，社会风气较为开明，对西学的接受程度较高。由于深知中西差异，一些知识分子也走出国门，主动前往欧美留学，广东香山人容闳即是代表，他于1847年在传教士的帮助下赴美留学，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是中国近代留学第一人。回国后，容闳积极推动中国留学教育，在他的努力下，1870年清政府正式批准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计划，自1872至1875年先后派遣出四批120名幼童赴美学习，为中西文化交流开辟了新篇章。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危机加深，救亡图存呼声高涨，尤其是百日维新时期，中国女子的教育迎来新机遇。女子学堂开始出现，1898年上海经正女塾成立，目的是为女子提供平等教育机会，学堂开设有算学、医学、法学等门类，并设立师范科，学生既要学习中国传统女学的内容，又要学习英文、算术、地理、体操等课，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国人自办的正规女子学校，打破了妇女不入学的传统。^[129]

新式综合性大学也开始出现。1895年在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奏请下，朝廷批准由天津海关道出资创办天津中西学堂，学堂分为头等、二等两级。头等相当于大学本科，学制四年，第一年学习基础学科，主要学习几何、三角、格物、化学、国际法、绘图、世界史、英文等科目，第二年以后学生分科学习工程、电学、矿物、机械、法律等科目。二等学堂学制也是四年，主要学习外语、历史、地理、数学等学科。盛宣怀亲自任天津中西学堂督办，伍廷芳、蔡绍基任头等、二等学堂总办，负责学堂财物管理，丁家立为总教习负责学生、教习考核，行政与教学分离。1903年袁世凯改学堂为北洋大学堂，学生毕业可以直接赴美国继续深造。

1896年盛宣怀创办的另一所高校——南洋公学，也是一所近代综合性大学。1896年，筹办洋务的盛宣怀深感“不谙文语，每逢办理交涉备尝艰苦”，因而建议两江总督仿照天津中西学堂建立南洋公学。该学院创办之初分师范院（师范学堂）、外院（后改为附属小学堂）、中院（中学，也称二等学堂）、上院（大学，也称头等学堂）四个学院，聘请洋人教习英文。^[130]学校开设律例、矿务、制造专业，教授天文、舆地、格致、制造、汽机、化矿等科目。1899年，学校又开设译书院，以翻译出版外国书籍。1901年又开设特设班和政治班教授宪法、国际公法、行政纲要、政治学，1903年建立商务班培养经济、金融人才。通过改组，盛宣怀把南洋公学打造成兼具内政、外交、金融、交通、机械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1904年，南洋公学改隶商部，随后改校名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清廷增设邮传部主管全国路、邮、轮、电事业，学校也随之改为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开启了后来交通大学的先声。(www.xing528.com)

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创办的江南储才学堂，也是清末著名的综合性学府，该学校开设四门十六科，交涉门分律例、赋税、舆图、翻书四科，农政门设种植、水利、畜牧、农器四科，工艺门设化学、汽机、矿务、工程四科，商务门设各国好尚、中国土货、钱币轻重、各国货物衰旺四科，并教授学生英、法、德、日四国语言，培养学贯中西的高等人才。

自维新变法以后，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教育改革，废除传统八股教育，改试策论，着力培养经世致用的实业人才，京师大学堂是其代表。1898年在康有为等奏请下，光绪皇帝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以孙家鼐为官学大臣，张元济为总办，学校管理机构分为师范斋，以培养师范生，分派各省学堂充当教习；仕学院，教授进士、举人等京官；医学馆，培养医学生并兼职附属医院；编译局，编纂教科书；藏书楼，收藏中西典籍；仪器院，管理天算、声光、化电、农矿、机器制造、动植物等仪器；附属中小学堂。1902年学校又调整为预备、速成两科，预备科分正科、艺科，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两馆，后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和医学实业馆。至1910年学校规模扩展，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学生培养中西并重，开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学生课程分为普通学、专门学，普通学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和初级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以及文学、体操等，普通学为必修科目。专门学包括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十种。

百日维新之后，实业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清政府也开始探索新的教育制度，1904年清末新政颁布的“癸卯学制”仿效西方，正式把教育划分三阶段，分别是初等教育，由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承担；中等教育由中学堂承担；高等教育由高等学堂培养。另外，根据各学校培养目标，又分为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两类。实业教育分实业补习学堂、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艺徒学堂、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师范教育自下而上分为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由于朝廷对新式教育的支持，自1902至1911年，新式学堂由769所发展到52500所。^[131]新式教育逐渐取代了传统书院、私塾，成为教育事业的中坚力量。

清末，鉴于海外华侨华人子弟的学习现状，1906年清政府在南京成立暨南学堂，学校名称源于《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意即面向南洋，将中华文化远播到五洲四海。暨南学堂是今日我国著名华侨学府——暨南大学的前身。

医院和医学教育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而传入中国。16世纪以来，葡萄牙在澳门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西式医疗机构——仁慈堂和两座不知名的医院。^[132]医院建立后，接受所有天主教徒和异教徒，被称为“贫民医院”。清代来华传教士不断增多，新式医院也由广州逐渐推广到全国各地，并逐渐被中国人所认同：

各地西式医院，亦逐渐设立。初立时多遭愚民反对，甚有谓外国人挖取小孩心眼以制药者，久之渐得中国人民信仰。外国医术，优于中国旧有，逐渐证明。外国医院，组织完美，尤优于中国之无组织者多矣。外国医术在中国减轻人民痛苦，救免夭亡。同时中国人反对基督教之偏见亦渐消除。当初医科传教会设立之目的，亦可谓远矣。各医院之功绩，不独为人治愈疾病，减小死亡率，而训练甚多中国助手，翻译西国医学书籍为汉文，传布西国医学知识于中国，其功亦不小也。^[133]

清初，西方医学已传入宫廷并引起皇帝重视。康熙时，曾征召西医进宫为皇帝治病，耶稣会士洪若涵就曾因向康熙帝进贡金鸡纳而获赏。因西医救病有功，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朝廷特准天主教在华传播。此后，康熙帝多次下旨邀请西医入京，西医来华逐渐增多。18世纪初，康熙帝命耶稣会士白晋前往欧洲解决礼仪纠纷时，还让白晋在欧洲招揽精于数学、音乐、医术的传教士来华。康熙末，朝廷对西医需求更加迫切。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批示两广总督：“西洋来人内，若有各样学问或行医者，必着速送至京中。”^[134]有学者统计，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至六十一年（1722年）间，曾在宫廷行医的西洋人竟多达二十人。^[135]雍正、乾隆时期，传教士入华虽然受到限制，但仍然保持一定交流，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帝对两广总督说：“向来西洋人有情愿赴京当差者，该督随时奏闻。近年来，此等人到京者绝少，曾经传谕该督，如遇有此等西洋人情愿来京，即行奏闻，遣令赴京当差，勿为阻拒。”^[136]嘉庆以后，对天主教持消极态度，西医入华数量减少。^[137]但澳门的西医仍有发展。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与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文斯顿在澳门开设了一家眼科诊所，拉开了新教来华行医的序幕，但该医院主要惠及澳门地区，对中国内陆影响有限，新教医院真正进入中国内陆始于伯驾。

1834年10月，伯驾到达广州，次年11月，在广州新豆栏大街上创办眼科医局，广州人称为“新豆栏医局”。医局通过租借商人楼房行医，以治疗白内障闻名，最多能接纳200人候诊，并可接受40人住院。1838年，为了推动新教传播，伯驾等在广州发起成立教会医事组织——中华医学传道会，该组织主席为郭雷枢，伯驾担任副主席。鸦片战争爆发后，新豆栏医局关闭，伯驾前往美国、英国宣传中华医学传道会。战争结束后，大批外国传教士来华，中国医学由此发生变革。传教士在通商口岸的香港、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宁波等地建立医院或者诊所。1842年伯驾回到广州重开新豆栏医局，由于具有合法的身份，前来医局的病人增多，1846年伯驾引入新式医疗技术——乙醚麻醉法，因治疗效果显著，很快便在中国推广。新豆栏医局也因此成为广州规模最大、影响最显著的教会医院，西医逐渐在广州打开局面。1848年，美国公理会鲍尔医生在广州城内开设诊所，1851年美国长老会医生哈珀也在广州开办惠济诊所。^[138]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新豆栏医院虽被焚毁，但战后迅速重建，并改名为广州博济医院，以外科手术闻名。1860年该医院在佛山、肇庆设立诊所，中国医生关韬、黄宽先后加入博济医院行医。之后，西式医院、诊所也逐渐从澳门、广州推广至上海、福州、厦门、宁波等口岸，并逐渐向长江流域和内地挺进。^[139]据对1840至1900年统计，教会医院遍及中国13省市80多个地区，建立了122所以上的医院或诊所。^[140]这些医院以对外贸易口岸为基地向四周辐射，一方面传播基督教，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民众诊疗治病，西方医学知识逐渐向内地普及。

可见，清末教会是新式医院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些医院多分布于大中城市或沿江、沿海城镇，采用现代医疗技术治疗病人，疗效显著，因而逐渐被中国民众接受。在教会医院的影响下，一些中国有识之士也开始投资现代医院，1885年第一所中国企业医院唐山煤矿医院在唐山成立，1887年汉口官员捐资成立汉口中国医院，1887年，上海道在上海县城西门外设立普善医局，1904年上海士绅李平书创办的上海医院以及1908年清政府在北京内城、外城建立的官医院。^[141]这些新式医院多采用西方医疗技术，聘请西洋医生或者熟悉西医的中国医生担任医师，推动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