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延续了明朝货币政策，以银两和制钱为法定货币。在实际的流通中，一般大额用银，小额用钱，但银两实际上处于主币地位。清政府规定赋税一两以上，必须缴纳银两，但百姓日常生活中仍使用铜钱。清初铜钱的使用频率很高，铜钱由官府铸造，民间禁止私铸。清政府为了获取铜料，一方面大力开采滇铜，另一方面积极采购洋铜，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朝廷对日本进口铜料的船只给予免税政策，以此鼓励铜料进口。清中期以前，朝廷基本实行的是“以钱辅银，以银权钱”的货币政策，银钱比价相对固定。随着清中期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的扩大，印度、美洲、英国白银大量流入，银贵钱贱的趋势越发明显，流通货币逐渐以银为主。
银两是清代货币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清代并不禁止私自铸造白银，各地使用的银两秤砝不一，最重要的由库平两、海关两、广平两和漕平两四种。库平是清政府征收各项租税时所使用的官平，海关两适用于关税，广平是广东的衡法，因广东同外国接触得早，所以比较重要，漕平是漕米改征折色以后所用的标准。[71]银两的流通过程中，因成色不同，又有实银和虚银的分别，实银是实有其物，又称宝银，虚银是一种价值符号，并无实物，是一种虚拟货币。虚银根据成色不同又分为纹银、上海规元、海关银、天津行化银、汉口洋例银。除了国内铸造货币外，清代外国钱币也逐渐流入中国。
外国银钱通过海路流入中国，至迟开始于元代。明末以后，外国银元通过吕宋大规模地流入沿海的广东、福建等地。[72]屈大均曾云：“闽粤银多从番舶而来，番有吕宋者……西洋诸番银，多转输其中以通商，故闽、粤人多贾吕宋银至广州。”[73]这说明广东的外国银元正是通过海上贸易而源源不断地流入的。
清初由于实行海禁政策，外国银元在中国的流通并不太多。康熙开放海禁后，广东的外国货币流通量逐渐增多。乾隆初年，“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钱……闽粤之人称为番银，或称为花边银。凡荷兰、佛郎机诸国商船所载，每以数千万圆计”。[74]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广州一口通商后，外国银元更大量流入中国成为朝廷财政的重要来源，广东也成为全国银元流通最普遍的地区。成书于嘉庆年间的小说《蜃楼志》描述广州洋商苏万魁，“家中花边番钱整屋堆砌，取用时都以箩装袋捆”，[75]说明洋钱数量之多、使用之广。道光十三年（1833年）两广总督卢坤曾上奏说：“伏查洋银一项，来自夷船……是以东南沿海各省市廛通行，而粤东为夷人贸易之所，行用尤广，大商小贩无不以洋银交易。”[76]这是对当时外国洋银在中国流通地域的最好总结。
自一口通商以后至清代消亡，广东流通过的外国银元有数十种之多。清初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中，以西班牙银元影响最大，这种银币也称“本洋”。乾隆后流行于广东的多为查理三世和查理四世银元。其背面有二根“大力神柱”图案，被称为“双柱”“双烛”或“烛台”。正面有戴着桂冠、打着发髻的国王头像，因此又叫“佛头”“大髻”等。又因其边缘有花纹，也称“花边钱”。此外，还有一种“十字钱”，也属西班牙银元。这些银元都是西班牙殖民地墨西哥铸造的。[77]开放海禁后，来华船只增多，货币也逐渐多元化，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钱币有荷兰的马钱、葡萄牙的十字钱、墨西哥鹰洋、美国的蓬头，而清前期外国银元主要以西班牙银元为主，这种银元自明代由广州流入，由于其重量稳定，质量优良，是商务交易的主要货币，“商务交易多用此币，银行所开汇价，亦以此为根据”。[78]
中国当时流行的银两是计重货币，用它来表示银元的价格就只能用重量作单位。清代广东人在观念上都认为银元1元等于纹银0.72两。“夷商来粤贸易，向系以货易货，彼此准定互易，如有应找不敷尾数，皆用洋钱，每圆以七钱二分结算”。但在十三行等商业机构则以每洋钱1元值纹银0.717两计算的。[79]在当时广东市场实际的流通过程中，人们往往在名义上承认1：0.72的比价，但实际上并不总是按照上述比价进行计算，如光绪《广州府志》卷一百六十三《杂录四》记载：“光面洋银每圆七钱二分，常行以七钱为率。”[80]而银元在广东的普遍使用是清代广东货币流通的重要特点，诚如嘉庆十二年（1807年）两广总督吴熊光等上奏称：“省会及佛山镇，五方杂处，贸易皆以洋银，遂流行全省。……甚至民间行使，必先将纹银兑换洋钱，再将洋钱兑换制钱使用。”[81]陈春声根据道光初年编纂的《粤东成案初编》中的有关各种货币流通的案例分析后指出，清代银元使用已遍及广东各府州。[82]这至少说明银元在某种程度上已取得了本位货币的地位。银元在广东使用的流通领域最主要是对外贸易。在整个18世纪之中，外商“向广州输入的主要是银货，货物不过是补助性质而已。银货是购买丝茶，维持商路、船舶及应付中国官吏的苛重勒索的基金。”[83]有学者估计，在1700年到1830年的130年间，广州一港的白银净输入量在9千万英镑到1亿英镑之间，约为4亿元左右。输入国有英国、荷兰、法国、美国、西班牙、丹麦、瑞典、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基本上包括了所有与中国通商的西欧国家。[84](www.xing528.com)
洋银流入，本土货币受到冲击，嘉庆二十年（1815年）两广总督蒋攸铦说：“洋钱进口，民间以其使用简便，颇觉流通，每年夷船带来洋钱，或二三百万圆，或四五百万圆，亦有数十万圆不等。”[85]道光九年洋银甚至被朝廷作为税款，“自闽、广、江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86]外国白银流入后，中国的白银储量逐年增加，彭信威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资料整理出1681年至1833年间，仅仅欧洲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就在七千万两以上。[87]外来白银充实了中国白银储量，民间私铸洋钱流通盛行，道光十三年（1833）黄爵滋说：“盖洋银流入中国，市民喜其计枚核值，便于运用，又价与纹银争昂，而成色可以稍低，遂有奸民射利，摹造洋板，消化纹银，仿铸洋银。其铸于广东者曰广板，铸于福建者曰福板，铸于杭州者曰杭板，铸于江苏者曰苏板、曰吴庄、曰锡板，铸于江西者曰土板、曰行庄。种种名目，均系内地仿铸，作弊已非一日，流行更非一省。”[88]民间对洋银的依赖性大大增强。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开放口岸增多，洋银流通区域和种类更加广泛。墨西哥鹰洋迅速兴起并抢占了西班牙银元的地位，1863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记载了上海民众使用货币的情况：“本地人过去爱好西班牙银元，现在已经转而爱好整洁的墨西哥银元了。”[89]墨西哥鹰洋流行最广的是中南部地区，一度成为中国标准货币，1877年至1910年，墨西哥输出鹰洋4.68亿万元，其中大部分流入中国。[90]清末，进入中国的外国银币约有11亿元左右，以墨西哥银元数量最多。[91]这一时期，除墨西哥鹰洋外，英国银元、日本龙洋、美国贸易银元、安南银元均在中国流通，但都不及墨西哥鹰洋影响力大。
19世纪80年代，外国银元的使用，已经波及全国各地，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称：“广东华洋交错，通省皆用外洋银钱，波及广西，至于闽、台、浙江、皖、鄂、烟台、天津所有通商口岸，以及湖南长沙、湘潭，四川打箭炉，前后藏，无不通行，以致利归外洋，漏厄无底。”[92]因此他奏请朝廷设立钱局铸币，获得批准后，光绪十六年（1890年）开始在广东铸造龙洋。张之洞在广东铸造的银元有五种式样，一号每元重库平七钱二分，配九成足银；二号三钱六分，配八六成足银；三号一钱四分四厘，四号七分二厘，五号三分六厘，均配八二成足银。银元币面有“光绪元宝”的满汉文字，上下端并镶有“广东省造”四字，铸库平七钱二分等文字，币幂铸有龙纹。这种钱币，被广泛运用于钱粮、关税、厘捐等，是官铸银元的开端。[93]此后，各省纷纷仿效铸造本省银元。
由于各省铸造银元式样、成色参差不齐，难以全国流行，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政府决定，除湖北、广东两省外，其他各省停铸银元，如有需要银元之处，由湖北、广东两省代为铸造，毋庸另筹设局，以节靡费。[94]然而，此举遭到各省督抚反对，清廷统一铸币的行动付诸流水，直至1910年，度支部制定“币制则例”，规定以银元为国币，废除银两制度，各省停止铸造银元，由中央统一铸造国币后，货币才逐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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