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兴盛，无疑刺激了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商业化气息，我国自北部的环渤海区、黄河三角洲区、长江三角洲区、珠江三角洲区以及南部的环北部湾区等沿海地区，不仅通过河流将各自区域的内陆与沿海联系起来，而且又可以通过沿海航线将不同区域联系起来，由此逐渐形成了国内统一的市场网络。在这个市场网络中，各区域间的分工逐渐明确，环渤海地区因盛产粮食逐渐形成辐射全国的粮食贸易网络；长三角地区因丝绸闻名全国，其丝绸行销南北市场；珠三角地区主要以糖、茶叶以及洋货行销海内外市场。尤其是广州一口通商后，珠三角地区又通过与其他区域的联系，将中国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
环渤海地区、黄河三角洲地区是粮食生产中心，天津和山东更多承担粮食商品的转运功能。东北地区经过明清时期的开发，逐渐成为国内粮食供应基地。清代朝廷在东北地区实行移民招垦政策，为了鼓励移民进入东北，一开始又通过海上航线向东北输送粮食，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命户部郎中陶岱将截留山东漕米二万石，从天津卫出海道运至盛京三岔口”，并批示“此路既开，日后倘有运米之事，全无劳苦矣”。[26]由此吸引了移民进入东北开发，至康熙末年，东北已由粮食输入地转为粮食输出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上谕：“盛京地方屡岁丰收，米谷价值甚贱，民间或致滥费，著令盛京米粮，不必禁粜，听其由海运贩卖。”[27]康熙皇帝明确说，任由海运贩卖盛京地区粮食到其他缺粮地区。东北土地肥沃，粮食连年丰收，雍正七年（1729年）又有上谕说“奉天地方，百谷顺成，已八年于兹矣。今岁收成又庆丰稔，谷价之贱，自昔罕闻”，为避免谷贱伤农，雍正帝积极支持东北粮食贸易，“至于谷多价贱，难于出粜者，著大臣官员等即行奏闻，朕当发官价籴买，或从海道运至京师，俾积谷之家实获利益，必不使有谷贱伤农之叹也”。[28]
可见，至少从康熙后期开始，东北与内地间的粮米海运贸易发生了流向上的变化，由先前内地输入东北转为东北输往内地各省。[29]乾隆以后，东北粮食贸易不仅向天津、山东输送，而且又源源不断地向江南和闽广地区输入，“关东麦豆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30]江南地区甚至以东北大豆为生，“上海为阜通货贿之区，其最饶衍者莫如豆，由沙船运诸辽左、山东，江南北之民，倚以生活。磨之为油，压之为饼，屑之为菽乳，用宏而利溥，率取给于上海”。[31]东北地区通过与江南地区的贸易，得以交换南方的棉布、茶叶、瓷器、糖等生活用品，这种频繁的海上贸易一方面促进了东北农产品商业化，另一方面也推动了锦州、牛庄、营口等沿海港口的繁荣。[32]
天津和山东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是南北海运的必经之路，得益于东北粮食贸易，“天津、山东之船多载闲人来沈，及回则尽船载米”。[33]这条海上运输线，解决了天津人的生计问题，也繁荣了天津的市场经济，“天津一县向来以商贩东省粮石营生者，每岁约船六百余只，每船往返各四五次，或五六次不等，不但船户藉以养生，沿海贫民以搬运粮石生活者不下数万人”。[34]粮食贸易不仅加强了环渤海地区的联系，也吸引了江浙闽粤商人北上，清代嘉道年间，谢占壬说：“自康熙年间，大开海道，始有商贾经过登州海面直趋天津、奉天，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数十年前，江浙海船赴奉天贸易岁止两次，近则一年行运四回，凡北方所产粮豆枣梨运来江浙，每年不下一千万石，此海道安澜迅速，古今利钝悬殊，又可想而知矣。”[35]江南商人在用船只输送东北粮豆的同时，也输出本地所产的棉布。而闽粤商人主要向东北输出杂货，《台海使槎录》卷二记载，福建赴东北贸易“乌茶、黄茶、绸缎、布疋、碗、纸、糖、面、胡椒、苏木”。[36]乾隆间，福建往广东销售豆麦，“闽粤两省毗连，出入口岸均属内地，自应仍听商便，准其贩往。至稽查之法，凡有装运豆麦贩往广省者，由厦防厅验明该船票照，取具行铺保结，所载货物查与海关所出各单数目相符，该厅给明印照之内，填明豆麦石数，发卖地方，酌定限期。一面令其装运，经由口岸验明放行，一面即知会该处地方官，俟到境查验相符，准其发卖，将发给印照移还厦防厅衙门查销”。[37]其实，海上贸易不仅改变了沿海商品输出格局，内地商品也经由海路运送至东北，乾嘉间，锦州因海上贸易繁荣，而发展成为东北商品输入的窗口，“进出口船只来自福建、广东、宁波、安徽、上海、直隶、山东等处，闽粤曰雕船、曰鸟船、曰红头，江浙曰杉船，山东曰登邮。凡滇黔闽粤江浙各省物产、药类暨外洋货品，悉由此口输入”。[38]
长三角经济区是全国主要丝织品输出地，粮食输入地。随着清代丝织业日益兴盛，太湖地区棉花种植区域不断扩展，种植面积日益增长，乾隆四十年（1775年），两江总督高晋发现本地棉花种植挤压了粮食生产，为此奏请“禾棉兼种，以足衣食”。他说：
松江府太仓州海门厅通州并所属之各县，逼近海滨，率以沙涨之地，宜种棉花，是以种花者多而种稻者少，每年口食全赖客商贩运，以致粮价常贵，无所底止。臣思衣食并重，种棉花虽可织布成衣，然而一日不再食则饥，是饥之较寒，则又食重于衣矣。……以现在各厅州县农田计之，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花者则有十分之七八。[39]
棉花耐旱、种植成本较低且获利高于稻谷，种植经济作物成为江南地区的首要选择，可见种花多于种稻的根本原因，在于棉花的市场需求更旺盛，清代太湖地区的棉花不仅行销于浙西，而且外销闽广、辽东，如松江府上海县“地形高亢，支港为潮泥所壅，水田绝少，仅宜木棉。惟富商大贾，北贩辽左，南通闽粤，百货萃集，民每因其利”。[40]闽广、辽东不仅是太湖流域棉花的销售市场，也是棉布的主要产区。
太湖地区的蚕桑业种植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十七八世纪，江南的丝织品不仅供应国内，也远销日本、西欧、美洲、俄国以及南洋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直接加速了农业商品化的进程。丝绸大量外销推动了中国丝绸生产基地种桑养蚕业的发展，提高了农业商品化水平。太湖流域是中国丝和丝绸最重要的产区，尤其是浙江西部的杭、嘉、湖，因桑土肥沃而成为全国养蚕业中心，是中国最大的丝绸产地。康熙皇帝对此赞叹说：“朕巡省浙西，桑林被野，天下丝缕之供，皆在东南，而蚕桑之盛，唯此一区。”[41]雍正时期，江南“民间多以养蚕为业，田地大半植桑”。[42]杭、嘉、湖3府23（州）县均盛产蚕丝，如杭州府“九县皆养蚕缫丝，岁入不赀，仁和、钱塘、海宁、余杭贸丝尤多”。[43]
江南丝绸销售几乎遍及国内，“杭饶蚕绩之利，织纴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之楚、蜀、滇、黔、闽、粤，衣被几遍天下”。[44]南京绸缎“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溯淮泗，道汝洛”。[45]这说明江南丝绸具有广阔的国内市场。江南丝绸沿大运河北上，分运东北、西北，向西循长江，向东则走海道，流向全国。乾隆年间发生的洪任辉案件，被卷入的商人包括徽商汪圣仪、闽商林怀、四川商人林亚匾等，浙江商人亦受怀疑，可见，当时的广州外贸与国内市场已建立起极为紧密的关联。[46]
清代乾隆以后，广州一口通商，广东更成为长三角地区丝绸的主要销售市场，再从广东输往国外，由此形成全国乃至世界的丝绸销售网络。清同治《湖州府志》引湖州人董蠡舟《乐府·卖丝》描述当地蚕农的销售景况，反映了丝货贸易的频繁：
闾阎填咽驵侩忙，一榜大书丝经行。就中分列京广庄，毕集南粤金陵商。商多窃揣丝当贵，亟向丝行埭上卖。一车值不盈三千，牙郎吹毛恣狡狯。相逢南舍足谷翁，亦为贸丝来市中。[47](www.xing528.com)
丝货外销与广东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少在鸦片战争之前，基本都经过广州口岸与国外交易。当时广东商人在江南丝货市场十分活跃，据光绪《乌程县志·物产志》记载：
有招接广东商人，及载往上海与夷商交易者，曰广行，亦曰客行。专买乡丝者曰乡丝行。买经造经者曰经行。别有小行，买之以饷大行，曰划庄。更有招乡丝，代为之售，稍抽微利，曰小领头，俗呼白拉主人。每年杭州委员来采办北帛丝，苏杭两织造皆至此收焉。[48]
其实，广东商人不仅向江南进口丝绸，也前往西南地区收购蚕茧运回广东加工。嘉应商人远赴贵州、四川等地买回蚕茧加工，据光绪《嘉应州乡土志·商务志》云：“出口货，不一类。土蚕绸，质坚固。销南海，达京都。”该书原注云：“此茧出贵州遵义府，州贾买归，用水煮熟，发人缫丝织成。”嘉庆年间，李宗昉在《道光黔记》卷二中称：“遵义蚕事最勤。其丝行楚蜀闽滇诸省。村落多种柘树，茧客至春时，买其树，放蚕于上，茧成，来收取之。广东程乡茧亦遵义丝也。居民无男妇大小，手中皆持一捻丝坠子。”这说明广东嘉应地区的茧客到贵州买茧之事实。道光《遵义府志·农桑志》记载：遵义蚕茧上市时，“秦晋之商、闽粤之贾，又时以茧成来垤鬻，捆载以去，与桑丝相掺杂，为越绉纨缚之属，使遵义视全黔为独饶”。这些蚕丝原产地通过广东与国际市场取得联系，共同构成丝货贸易网络。
嘉庆时，广东顺德竹枝词云：“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缫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49]大冈墟在嘉庆《龙山乡志》卷首“大冈墟图说”记载，墟期为每月的“一、四、七日，乡邻商贾交易其中，盖由来久矣”。所谓“由来久矣”，意味着大冈墟的蚕丝贸易历史相当悠久。“洋船”则意味着顺德与国际市场发生密切联系。广东南海九江一带几乎家家户户种桑养蚕，《竹枝词》云：“佃得东家数亩塘，阿侬耕种在家乡，四时力作饶生计，卖罢鱼花又采桑。”[50]随着蚕桑业的发展，顺德容奇出现了专业性茧市，有茧栈百余家。[51]顺德龙山的大墟成为远近重要的桑市，嘉庆《龙山乡志》卷四《田塘》记载，龙山“乡之大墟有蚕纸行，养蚕者皆取资焉。每岁计桑养蚕，有蚕多而桑少者，则以钱易诸市。桑市者，他乡之桑皆集于此也。所缫之丝率不自织而易于肆”。大墟桑市居然成为周边一带地区交易的集散地。
清代糖业的发展是以福建和台湾为中心的食糖生产基地。清前期甘蔗是制糖的主要原料，福州、泉州、兴化等地是甘蔗主要产区，“种菁种蔗，伐山采木，其利乃倍于田”，[52]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九《物产》记载，泉州地区的“沙园强半皆植”甘蔗。清中期以后，闽糖开始向西北方向发展。福建糖主要行销江南，“江苏以北腹里各省，所需糖斤南货，悉由闽广沙船运至上海转运”。[53]乾隆时，福建蔗糖似乎已难以满足蔗糖消费，转而从台湾运输蔗糖。清前期移民入台垦殖，台湾糖以彰化为中心，向北延伸至台北、基隆。福建商船由台湾返回时“载米、麦、菽、豆、黑白糖饧、番薯、鹿肉售于厦门诸海口，或载糖、靛、鱼翅至上海。小艇拨运姑苏行市”。[54]
与闽糖、台糖竞争江南市场的还有粤糖。清代广东沿海地区几乎都是产糖区，“粤人开糖坊者多以致富，盖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阳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几与禾田等矣”。[55]清中期以后，潮州糖销往江南，又以揭阳为甚，光绪《揭阳县续志》卷四《物产》记载：“（白糖）惟揭中制造为佳……潮虽各处有之，揭实独专其利。”此时，粤糖销售市场似乎有超过福建的迹象，乾隆《广州府志》卷四十七《物产志》记载：“粤东蔗糖行四方，始于闽人，今则利侔于闽矣。”晚清以后，福建商人主要从事台糖的转运贸易，“闽粤大商多在东关外，粤则从汕头，闽则从台湾运糖至沪，所售动以数百万金，于沪则收买木棉载回其地。[56]江南是粤糖主要的客户，嘉庆年间，褚华在《木棉谱》云：“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每晨至午，小东门外为市，乡农负担求售者，肩相摩袂相接焉。”据学者统计，鸦片战争前，闽粤每年运进上海的糖约50万担，染料和物品12万担，上海运往闽粤的棉花、茶、丝等物约20至30万吨。[57]晚清后，潮州糖又远销内地各省，“州属各县所产之糖以由水路运销华北、华中，尤以上海、天津、镇江、南京、芜湖、青岛为最，俱以汕头为集散地”。[58]
清代茶叶是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出口大宗商品，福建、浙江、广西、广东、安徽、湖南、湖北、四川、云南、河南、陕西均是清代茶叶产区，其中福建茶叶占据前列，“茶固闽产，然只建阳、崇安数邑，自咸丰初，请由闽洋出运，茶利益溥，福、延、建、邵诸郡种植殆遍”。[59]清代福建茶叶产地分布较广，“福州诸县皆有之，闽之方山、鼓山，侯官之水西，怀安之凤冈尤盛。延平府各县俱有出，南平半岩者尤佳。邵武府光泽、泰宁二县为多。福宁州有出。建宁八县皆出，而龙凤、武夷二山所出者尤号绝品。泉州府七县皆有，而晋江、清源洞及南安一片瓦产者尤佳。漳州府有出。汀州府有出”。[60]闽西北的崇安县是主要产茶区，吸引大批商人前来，“客商携资至者络绎不绝，而民不加富，盖工作列肆皆他方人，崇所得者地骨租而已。”[61]崇安县武夷茶颇受洋人喜爱，18世纪20年代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主要以武夷山红茶为大宗，[62]因武夷茶热销国外，“国朝又以此与番夷互市，由是商贾云集，穷崖僻径，人迹络绎，哄然成市”，[63]武夷山红茶种植不断扩大，“自各国通商之初，番舶云集，商民偶沾其利，遂至争相慕效，漫山遍野，愈种愈多”。[64]19世纪20至30年代，闽西北重要的产茶区瓯宁县至少有1000个茶园和茶场，“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千厂则万人，兼以客贩担夫，络绎道途，充塞逆旅，合计又数千人”。[65]建阳县的茶园比瓯宁更多，据清人陈韶盛《问俗录》记载，每逢采茶季节，“突添江右数十万人，通衢市集、饭店、渡口，有踵击肩摩之势”。由于武夷茶市场需求大，建阳部分地区甚至冒充武夷茶销售，“囊者，外夷赴粤市，茶不知出于何地，其时建人以武夷所产出易于粤，亦甚寥寥，其后招集粤人聚于星村，通洋之市遂以武夷主之，而凡建属之产尽冒武夷，于是有山无不种茶”。[66]这一地区的茶叶种植和生产几乎全部面向世界市场。由于茶叶是重要的出口商品，行商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为了满足外商对茶叶包装及品类标准的要求，行商开办包装厂从事茶叶再加工，仅广州一地被行商雇佣从事茶叶加工的就有上千人，广州河南设立了规模相当大的手工制茶工场，工场里有上百名妇女和小孩从事拣茶和分茶工作，“平均每人每天可得六十文——相当于三个便士”，“外销花熏茶差不多全部是在广州制造的，茶商称之为‘橙香白毫’和‘香片’或‘熏香珠兰茶’，都产于广东台山及其附近”。[67]
由于外商对茶叶需求火爆，广州商人除采购福建茶叶外，也前往两湖地区收购茶叶用于出口。光绪《湘潭县志》卷十一《货殖志》云：“海禁开后，红茶为大。率五六十日而贸买千万，寇乱，江路绝，专恃湘潭通岭南，五口开，汉口、九江建夷馆，县市遂衰，犹岁数百万。”光绪《湘阴县图志》卷二十五《物产志》云：“自海禁开，粤商居茶为利。邑产无多，价益昂。”吴敏树《柈湖文集》记载：“道光末，江广人贩茶至洋，名红茶。虑茶伪，专取生叶，高其值，人争与市。”[68]同治《平江县志》卷二十《物产志》云：“道光末，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茶市方殷，贫家妇女相率入市拣茶，……茶庄数十所，拣茶者不下二万人，塞巷填衢，寅集酉散，喧嚣拥挤。”同治湖北《崇阳县志》卷一《风土志》记载：“近年村家妇女逐队入市拣茶，则风俗之大忧也。”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清代广东与全国各省的市场联系更加广泛。由于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居于中心地位，广州与省内各地的市场网络不断完善。广州地处珠江出海口，兼有河港交叉的功能。海路四通八达，东经潮州、澄海、台湾、厦门等地而达苏州、淞江及日本，西经澳门、海口而达南洋诸国，构成了广州中心市场网络的各个结点。与此同时，广州与国内其他各省建立了良好的贸易关系，各省也通过广州出口自己的产品，换取各地需要的货物。[69]广州由于是中西贸易的中心，沟通和形成国内各省之间的市场网络。全国的货物集中在广州，又通过广州向欧美乃至全世界辐射。清前期，鸦片走私贸易的中心主要也在广州外洋的伶仃洋面。西方鸦片贩子将鸦片运抵此地再转售中国商贩，由中国商贩沿海路转销沿海各地。道光十八年（1838年），上海“为东南数省贩卖鸦片烟口岸，向有闽粤奸商雇驾洋船，就广东口外夷船贩买杂货并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再转贩苏州省城。[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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