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海洋开发，东部海疆自北而南的漫长海岸线以及茫茫大海的岛屿上，历来都是民众生活的重要区域。沿海地区的经济结构基本上是“以海为田，以渔为生”的格局，道光《荣城县志》卷三《食货》记载，滨海渔家”隆冬彻夜结绳，早春剖冰击鲜，惊蛰以后登筏出海，动经四五十里，或一二百里……泛泛于云涛雪浪之中”。捕鱼也一直是广东沿海百姓维持生计的主要方式，“沿海数百万生灵，多以捕鱼为业，海即其田也，船即其耕耨之具也。有一家而独造一船者，有数家而合成一船者，仰事俯畜皆在于船”。福建“沿海之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福宁五府，民人大率以海为田，或采捕营生，或驾船度日”；[1]浙江“濒海之人，以渔为业”；[2]上海“江海湖乡则倚鱼盐为业”；[3]山东“青、登、莱等处沿海居民，向赖捕鱼为生”；[4]奉天海岸线“几及千里，沿海居民以鱼为生者不可胜数”。[5]由此可见，东部滨海地带的人们都离不开海洋捕鱼。
海洋捕捞是海洋经济开发的重要内容，捕捞的海产品是解决海洋民众生计的经济来源，往往在滨海地带形成鱼市，福建宁德“于立夏、小满二节气，各有五日，石首鱼应候而至，宁、福、霞三邑鱼舟梭织，远近商人买鱼者云集，连宵达旦，灯火辉煌，数日而散”。[6]山东文登县五垒岛，“春夏之交，渔者云集，鱼商多泊舟购之”。[7]浙江镇海渔汛时期，“渔船出洋乘潮捕鱼，水底能鸣，其出入以三汛为度，俗名头水、二水、三水，每汛将毕，各船衔尾而进即捕，乌鲗船亦然。招宝山下沿塘一带樯帆如织，四方商贾争先贸易。至六月初旬，三汛方毕”。[8]清代中国已形成以沿海渔产区为中心，不断向全国扩展，并延伸海外的海产品市场销售网络体系，西、南沙群岛远洋渔业，由原来行销本地及广州、北京等国内市场，逐渐转向销往新加坡等国的国际市场。[9]由于海鲜市场顺畅，沿海居民捕鱼的积极性随之提高。康熙三年（1664年），山东巡抚周有德奏请开放海禁，允许登、莱、青三州居民捕鱼资生，次年，康熙帝下旨：“青、登、莱沿海等处居民，准令捕鱼外，若有借端捕鱼，在沿海贸易，通贼往来者，照先定例处分。”[10]这说明海禁并不禁止海洋渔业，海禁针对的主要是出海贸易通贼。
沿海民众在长期海洋捕捞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对海产品分类有了提高。光绪《崖州志》卷四《物产》在“鳞类”记载中列有鱼51种，“介类”等21种。可见，人们对鱼的分类知识在不断增长。光绪《镇海县志》卷二《形胜》记载，浙江“若乃断遏海浦，隔截曲隈，随潮进退，采蚌浦鱼，鳣鲔、赤尾、锯齿、比目不可纪名，……及其蚌蛤之属，目所希见，耳所希闻，品类数百，难可尽言也”。道光《荣成县志》卷三《物产》记载“海族，荣最称盛，虽老渔莫能尽识”。这既反映了海洋自然环境的优良，也反映了人们对“海族”认识的进步。
清代渔民的生活资源主要取给于海洋，渔民在不断捕捞中渐渐了解海洋鱼类活动规律，掌握了出海捕捞的时节，广东澄海鲳鱼极盛，“夏秋间至，网之可连得数船”。[11]江苏海州墟沟营“每岁三四月间，鱼虾至者积如山阜”。[12]这应是当地渔民长期捕捞的经验总结。渔民还掌握了更娴熟的捕捞技术，清前期士人描写广东渔民捕捞鲈鱼的情形说：
凡鲈鱼以冬初从江入海，趋咸水以就暖，以夏初从海入江，趋淡水以就凉。渔者必惟其时取之。语曰：鱼咸产者不入江，淡产者不入海，未尽然也。白花鱼，咸淡水皆有。黄花鱼，惟大澳有之。大澳者，咸水之边也。自十月至十一月，以日昃尽浮出水。渔者必以暮取之，听其声稚，则知未出大澳也。声老则知将出大澳也。声老者，黄花鱼啸子之候也，其啸子必于大澳，故于大澳取之。[13]
可见，渔民对各种鱼类的生长已有相当丰富的观察经验，将鲈鱼活动规律与天时地利结合，合理安排捕鱼活动，这一现象应是海洋经济长期发展积累的结果。又据清人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一记载，台湾西部沿海生长的乌鱼，“冬至前后盛出，由诸邑鹿仔港先出，次及安平镇大港，后至琅峤海脚，于石罅处放子，仍回北路。或云自黄河来。冬至前所捕之鱼，名曰正头乌，则肥；冬至后所捕之鱼，名曰倒头乌，则瘦。渔人有自厦门、澎湖，伺其来时，赴台采捕”。为了能保持鱼类的自然繁衍，渔民在捕捞时还会有意识地保护鱼类生长，广东渔民因捕捞鰽白和黄白花鱼过度，而割破黄花罛而放生，“每一船一罛，罛深六七丈，长三十余丈，相连数百千罛以为一墙。……起罛时鱼多不可胜取，每割罛之半以放鱼”。[14]
清代沿海地区还积极发展海水养殖业，福建的霞浦、福宁、厦门、金门地区，广东的潮州、东莞、新安、香山、番禺等都有规模较大的人工饲养生蚝。民国《金门县志》卷十三《礼俗》记载，厦门、金门“蚝蛏、鱼簖、蚶田、蛏溆，濒海之乡划海为界，非其界者不可过而问焉”。民国《厦门市志》卷十《物产》记载，厦门沿海的禾山、锺宅社、坂上社、县后社、围里社、墩上社、下尾社、下边社、仑后社、浦口社、塔埔社、黄头社、塘边社、何厝社、岭兠社、仓埔社等皆养蚝，每年“于旧历立夏、小满前后，竖石块于海坪中，海中微生物遂来，构结于石上而成蛎房”。“蚝卵随潮游，遇石寄生，渔夫利其寄生习性，而捕获之。五通一带蚝场，有春秋季蚝场，即七八两月，用艇将排于浅处之蚝石，载往较深所在竖排，盖深处有潮水浸，蚝苗易于生长，取蚝时蚝户备蚝艇，载具往场，以耙将水中蚝石钩起，载运归家，复用蚝铲将石上之蚝削下，削过之石旋即倒披在浅海，以待正二月架起，五六月气候炎热，将蚝石靠紧，以防蚝苗热死”。[15]收成期“于冬至前后，渔者以铁铲削取，而何厝社所植石块极深，虽潮退亦无所见，故于收成铲取时候，须先用铁勺挖出泥中，然后铲取蚝房，转付妇女挖开蚝壳，取出蚝粒焉”，然后盛于桶中，以待蚝商收买。(www.xing528.com)
清代人工养蚝方法，与明代相比已有发展，如福建霞浦“蛎为南区特产，涵江、沙江、竹屿、武岐居民以蛎为业，始于明成化间。浅水苗蛎不一其处，至清乾嘉改良插法。竹江人知青山浅港，浪少水肥，插之以竹，易于发苗，至七八月取苗运回，再插之于东虎洋深水之界潮处，疏插以大其蜅，有红水随潮至，肉始能足”。[16]光绪《玉环厅志》卷一《舆地志》记载：礁头山一带的“海涂居民种蚶为利”，并以养蚶为例，“海滨人圈涂为田，收苗种之，俟其长然后起卖，其利甚溥”。《种蚶》诗：“瓦垄名争郭赋传，江乡蚶子莫轻捐。团沙质比鱼苗细，孕月胎含露点圆。愿祝鸥凫休浪食，好充珍错入宾筵。东南美利由来擅，近海生涯当种田”，又说“邑多种蚶为业，故有蚶场”。
广东渔民的养蚝方法，是把烧红的石头投入海中形成蚝田，“东莞、新安有蚝田，与龙穴洲相近，以石烧红散投之，蚝生其上，取石得蚝，仍烧红石投海中，岁凡两投两取。蚝本寒物，得火气其味益甘，谓之种蚝。又以生于水者为天蚝，生于火者为人蚝。人蚝成田，各有疆界，尺寸不踰，踰则争。蚝本无田，田在海水中，以生蚝之所谓之田，犹以生白蚬之所谓之塘，塘亦在海水中，无实土也，故曰南海有浮沉之田，浮田者蕹簰是也，沉田者种蚝、种白蚬之所也。其地妇女皆能打蚝，有《打蚝歌》。予尝效为之。有曰：一岁蚝田两种蚝，蚝田片片在波涛，蚝生每每因阳火，相叠成山十丈高。又曰：冬月真珠蚝更多，渔姑争唱打蚝歌，纷纷龙穴洲边去，半湿云鬓在白波。打蚝之具，以木制成如上字，上挂一筐，妇女以一足踏横木，一足踏泥，手扶直木，稍推即动，行沙坦上，其势轻疾，既至蚝田，取蚝凿开，得肉置筐中，潮长乃返，横木长仅尺许，其木高数尺，亦古泥行蹈橇之遗也”。[17]嘉庆《新安县志》卷三《舆地略二》也对渔民养蚝有记载，“蚝出河澜海中及百鹤滩。土人分地种之，曰蚝田。其法，烧石令红，投之海中，蚝辄生石上，或以蚝房投海中种之，一房一肉，潮涨房开，以取食，潮退房阖，以自固”。澳门“青洲一带海上土人，多以种蚝为业，名曰耗塘”。有诗云“鲸貌浪静通番舶，砺蛤塘宽占渔家”之句。[18]可见，海水养殖业在明清海洋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海洋居民的“衣食之源”，也代表着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海水养殖业丰厚收益，形成了与陆地传统农业社会男耕女织不一样的生产模式。
福建地区紫菜养殖业也十分发达。《平潭县志》记载，乾隆年间，平潭已有“紫菜滩”，由业主租给藻农种植。清中期以后，紫菜养殖也被莆田引入。沿海养殖业又促进了沿海基础设施建设，清代沿海地区兴修了塘、堤、坝、陂、棣、圳等许多水利工程，用来蓄水、洗盐，也可拒潮。福建莆田“海民又于堤外海地开为棣田，渐开渐广，有一棣、二棣、三棣之民”。[19]漳州沿海的漳浦、海澄、云霄、诏安等县农田又可分洋田、山田、洲田、棣田、海田等多种类别。[20]上海地区形成了长荡、稍熟、西熟等多种类别。奉贤县在围垦荡地的过程中形成了上荡、中荡、下荡、旱墩、水墩、草荡等多种类别。[21]道光《晋江县志》卷八《水利志》记载，福建晋江永丰埭“捍山水海潮，浚广沟渠，以通灌注，筑东西洲尾陡门六首，以备蓄泄，溉及外洲、下尾、御史桥、柴塔、大洲六乡等田”，[22]惠安“海湮地并海为堰，凿沟渠，陡门外捍潮汐，内蓄泄山水”。[23]
清代渔民的捕捞，又与市场联系在一起，据乾隆年间福清知县岑尧臣所作的《嗟渔户》，在描述海上渔民的生活情形时可知：
渔户不解耕，只以海为田。托身鱼虾族，寄命波涛间。朝载网罟出，暮乘舴艋还。海熟心欢喜，海荒怀忧煎。一朝风信好，得鱼辄满船。挑置市上卖，值价常盈千。归来对妻子，沽酒开心颜。竟忘风信恶，无鱼但临渊。我来蒞兹土，于今已三年。颇识海上俗，但知顾眼前。嗟嗟尔渔户，静听我一言：有钱莫使尽，会当念无钱。勤俭成家本，奢侈非自全。[24]
这一描述显示了海洋居民与农耕文明不同，即“渔户不解耕”，他们的生活来源全靠海洋，“以海为田”，朝暮之间生活在海上，但他们又与市场密切有联系，捕捞满船的鱼，“挑至市上卖”，这些鱼通过市场流向其他地区。为此，不同海域的渔民还成立了鱼行，“咸鱼行之渔户，以山东江北一带人居多，约计有船两百余艘，渔户放洋前，向例先向行中借贷伙食等费用，俟捕得鱼类后，即归行承销，除去行佣外，并算还其贷金及利息，间有并不向行中借贷者，其鱼货出售可自择行主也。……咸鱼行均设于吴淞，自外海捕获后以盐渍运至行内，另售邑境及邻县等各市场。三四月间，销售黄花、鲞鱼等为数最巨，俗称洋汛”。[25]鱼行发贷收息，使许多无资金周转的渔民得以继续捕捞，鱼行的兴起无疑是海洋经济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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